鄧玉嬌案的實質:突破了社會心理承受底線

隨著官方態度的明朗，鸚鵡學舌卻自稱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標榜冷靜、客觀、理性，好像理性就是他們家養的一條狗，隻會跟著他們跑。說什麽“不要幹涉獨立辦案”、“不要被激情掩蓋事實”、“回歸司法才能求得鄧玉嬌案的公正”——什麽叫做“回歸司法”？鄧玉嬌難道不是一直被“司法”著嗎？難道不正是因為司法不公，才激起輿情激憤、積極介入嗎？這些偽理性主義者不管自稱是什麽專家，懂多少法律，他們都回答不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除了拔刀反抗，鄧玉嬌還能怎樣？難道隻有順從強暴，才符合所謂法治對公民的期望嗎？要麽順從，要麽反抗而獲罪，如果一個社會隻讓弱者擁有這兩種選擇，那麽這不僅是鄧玉嬌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整個時代的悲哀，是法律本身在犯罪，在顛覆先於且高於一切法律的人類普遍正義法則。輿論所謂“非理性”的積極介入，就是要挽救這種悲哀，製止這種犯罪。當然，巴東公安局並不認為鄧玉嬌還需要什麽其他選擇，所以他們毫不遲疑地將案件定性為“故意殺人”，甚至就連“防衛過當”也不予考慮。或許在他們看來，玩了就玩了，奸了就奸了，官人們看得起你，你應該高興還來不及，怎麽還需要“防衛”，還需要“反抗”？不由得想起了林衝、吳瓊花與白毛女，如果他們現在還在，看到這樣的事，不知道心裏會怎麽想？或許，隻有到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人們才能夠真正理解，為什麽有一個詞叫做“逼上梁山”——那是一種完全沒有了指望的絕望，因為它突破了“總要給老百姓留最後一線活路”的最終底線。對此，巴東縣公安局及一些鸚鵡學舌文人卻輕描淡寫說“隻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許他們的意思是，因為他們經常幹這種指鹿為馬的勾當，所以才覺得“普通”。實際上，近年來這種“突破底線”的事情確實也並不罕見，但像這樣公然誣良為罪，在眾目睽睽之下還堅持要突破底線的，卻是聞所未聞——這才是民意激蕩的理由。在巴東案發生後，巴東縣公安局的表現似乎不合情理，頗耐人尋味。案件一發生，公安人員似乎就認定這是一起“故意殺人案”，馬上把鄧玉嬌控製起來，關到精神病醫院；而對於另一種可能“強奸未遂”，不但不查不問，而且聽任有關證物失效或消失，既不保護，也不取證。這種迅速而堅決地傾向於某一方的立場表現，令旁觀者不能不感到奇怪。套用巴東縣公安局長的話說：從常理看，公安人員為什麽要這麽做啊？他們有什麽理由要急著出演這種反派角色？難道他們與鄧玉嬌有仇，與鄧貴大有親？筆者相信，這些公安人員與鄧玉嬌“無仇”，因為後者還不夠格——如果有仇，鄧玉嬌早就在巴東呆不下去了。此案過後，縱然鄧玉嬌能獲無罪釋放，一下子惹惱了這麽多“大人物”，相信她也不敢再在巴東呆下去了——卻不妨假設他們與鄧貴大“有親”。按照許多地方的類似情況，不妨如此來推測案情：像洗浴中心這種色情場所，必定是由當地公安人員“罩”著的。而鄧貴大等人，則是洗浴中心的常客和貴賓。案件發生後，首先趕到現場的，當然是“罩”著洗浴中心的當地派出所。無論是從同鎮官員官官相護的潛規則出發，還是從保護洗浴中心的貴賓、以維護保護者的“職業聲譽”這一需要出發，派出所都必然傾向於鄧貴大們。派出所進行了最原始的處理後，案件交到縣公安局。一方麵，縣公安局會受到派出所上交的第一手材料或匯報的第一印象的影響；另一方麵，公安局領導或者也在洗浴中心入了股，至少接受了進貢，於是他們也順理成章地站在了洗浴中心及其貴賓一邊。關鍵在於，事先誰也沒料到事情會鬧得這麽大——不就是一個弱女子，家裏幾個老農民嗎？揮揮手就擺平的事。再硬的刺頭，也經不起鐵手銬。咱爺們辦事，什麽時候要講究這麽多嗬？他們大概沒料到，這個時代有一種東西叫做網絡，它可以把無數弱者與草民的聲音匯聚起來，形成驚濤駭浪。事情鬧大後，初一已經做了，隻好接著做十五。不然，利益糾纏下更加不好交代。這應該就是巴東縣公安局一開始就采取反派立場，並且死硬到底的原因。當然，以上情形還隻是一種推測。但這種推測依據的是普遍人性與中國國情，至少比巴東縣公安局“故意殺人”的定性要靠譜得多。也因此，要合符正義與民心地處理好巴東一案，除必須以“強奸未遂”作為調查主線外，還可以順便查查當地警察包庇、入股色情場所的案件。這樣一來，或許案情能夠較快水落石出。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此案會不會這麽查？由誰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