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還是不救？中國股市給政府出了個大難題

中國A股跌破三千一百點，希望政府如慈父般救市的言論再掀熱浪，考驗決策監管者。
中國A股在三千五百點以下的潛行，正在演變成一場意識形態之爭。之所以要戴上意識形態這樣大的帽子，是為了考量當下的中國A股究竟處於怎樣的一個生存狀態。
上海綜指在三千五百點往下時，原有的估值係統已經內分泌失調，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給出的市場報告與資本評級，在當下的環境下可以視為語言失靈。對於一個新興市場來說，價值觀的動蕩在透露著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時，也在考驗著新的市場倫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點一點地形成。
這樣的考驗比市場觀察家們想像到的後果要更嚴重。對於一個財產收入啟蒙的新興的市場來說，國家仍然像父親一樣，用它的威望和體力作抵押，透支資本市場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間。這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到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中國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遊戲需要中場休息時，繼續能夠保持規則的權威性，最重要的是，還要打起精神把遊戲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場過山車一般的起伏中，人們先是放棄了歐美投行宣揚的「金磚四國」的戰略溢價投資思想；隨後，他們放棄了按巴菲特式價值投資思想；現在，連江漸大膽的投機者聽到「謝國忠」（唱空專家）這三個字時，都充滿了焦慮情緒。這就是一套資本市場商業價值觀被打碎的過程。過去一個多月裏，滬綜指先後擊破三千五百點、三千四百點、三千三百點，一直逼到四月十四日的三千二百一十二點。以此概算，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六千一百二十四點以來，中國A股已經蒸發了將近一半的市值。
當十幾萬億資產人間蒸發的時候，再論二零零八年的中國股市，有必要硬著頭皮承認：現在，我們的遊戲仍然需要商業心態，不是政治心態。
Google一下「救市」這個詞的頻率就知道，救市還是不救市這樣簡單的「二元論」，現在已經不隻是股民的猜謎。就連一直鼓吹市場與製度建設的學者們，也把「救市」這樣一個對製度安排充滿暴力的詞語最近頻頻地掛在嘴上，寫在報紙上，發表在互聯網上。
中國A股現在很艱難，但決策者與監管者現在也陷入一個小小的政治邏輯怪圈：要堅持教科書上不幹預市場的學術倫理呢，還是重新像父親一樣伸出手去關懷冰冷的股市？
《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評論中，就是市場倫理的捍衛者。她的觀點透露出這樣一種思想，如果政府出來這樣做了，就等於告訴了市場這仍然是一個政府控製的市場，那麽下一次怎麽辦呢？另一位學者劉紀鵬一月前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中國經濟十分強大，中國股市正在成長，如果任由股市失手四千點，證監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這就是中國經濟的決策者遇到的倫理難題：是在一個新興市場體的成長中咬牙堅守自由市場思想呢，還是在危難的時候以儒家政治哲學的靈活性，實踐一個「實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兩個東西壓得決策者不能出手。請非常注意：在溫家寶總理記者會後，中國高級別官員沒有對股市說話，在這個國家的政治邏輯裏算不算是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檢驗。但市場一再向下背離資本市場的估值邏輯時，這樣的沉默算不算錯失良機？
這樣的猜謎是QFII這樣的外國研究機構有時忽略的東西。任何有投資基本知識的人都可以判斷，在一個兩位數增長的經濟體中、在美國次級債危機已經重創了歐美經濟的語境下，中國當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嗎？不可能是謝國忠的極度悲觀論。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四日的兩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二零零七年「五三零」大跌找不到原因一樣。
決策者的遲疑來自於一個更深的政治理念中。當人民與股民這兩個概念重合的時候，往往是經濟上的民粹主義破壞力最強的時候。在二零零八年的中國政治、經濟語境下，這是一個十分難以回答的問題。無論是在一個民主政治體製下還是一個中央集權政治體製下，對於今年內的股市像父親一樣給予關懷都是一個難題。
在估值係統紊亂後，心理博弈是當前A股的最終支撐。股民與國家的博弈、境外熱錢與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國經濟信息與美國經濟信心的博弈都是影響A股最終走勢的決定性因素。決策者對於A股的關懷不如轉向對於中國經濟與政治的關懷，這樣就能躲開二億股民善良願望給自己挖下的墳墓：一旦在奧運會前進入心理博弈最微妙階段的時候，因為一個觸點而造成千軍萬馬的出逃，那才是中國股市與中國經濟的災難。
最終極的價值觀是：以二零零八年四月中旬A股最艱苦的時候為證，在小心翼翼的關注下，讓看不見的手一點一點地去調整這個市場，讓看得見的手一點一點地去調查國家的經濟。最終，希望像慈父一樣的關懷能夠悄悄地放在心裏，而不是掛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