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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08年2月18日，科索沃單方麵宣布獨立，此舉意味著塞、阿兩族在科索沃獨立問題上的徹底政治攤牌，更是美歐、與俄塞兩個國家勢力在巴爾幹地區戰略的一次直接對抗。
巴爾幹地區這個“歐洲火藥桶”在經曆了百年戰亂和動蕩後，繼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以一個前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宣告了冷戰格局中“國際戰略均勢”的徹底失衡，現在又以這樣一種方式對當今世界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進行了一次顛覆。
一，北約幹預，勉強修成正果的“人權高於主權”論
1999年3月24日，北約以科索沃境內發生塞族人對阿族人的“種族清洗”為借口，指責當時的南聯盟和塞爾維亞政府支持和縱容這種“種族清洗”，打著以“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未經聯合國授權，直接進行“人道主義幹預”，發動科索沃戰爭，對南聯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空襲。戰後，科索沃由聯合國托管。
科索沃今次獨立是1999年北約集團對前南的“科索沃戰爭”的一次延續，從國家行為的目的性角度看，它是對“科索沃戰爭”中北約集團的戰爭行為的一個政治善後，可以說，如果沒有1999年科索沃戰爭對前南聯盟和塞爾維亞國家實力的削弱，沒有美國、大多數歐洲國家2007年中多次對本次“科索沃獨立”的公開鼓勵，那麽在俄羅斯的強力反對和中國的高深莫測、歐盟的意見不一的情況下，科索沃的自治政府就根本沒有立即宣布獨立的政治實力和政治決心。
它是如此的姍姍來遲，中間經曆了9年多的“聯合國托管”，北約集團終於憑借一個“科索沃問題調停特使”的報告，作出了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外交姿態，撕下了科索沃戰爭時給全世界展示的“承認南聯盟和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主權”的麵具，露出了徹底控製歐洲心髒、為北約東擴清掃後院的的猙獰麵目。而科索沃戰爭後幾年的“調停工作”，從米洛舍維奇海牙國際法庭受審，到調停特使人選的確定，一係列傾向性明顯的政治舉動已為最終的調停報告做了定調，它的公正性猶如地中海海岸的一粒細沙那樣無足輕重。
全世界都能感知到北約集團發自內心的喜悅，在開創了以“推翻一個沒有威脅的主權國家的先例”的伊拉克戰爭，導致內部不和與全世界的輿論批評後，這個以牛仔、紳士及文明化了的農夫們為代表的“盎—-撒族群”（鹿原海岸學派）找到了一個顛覆國家主權原則，為領導全球化清除最後障礙的一種最好的方式，“人權高於主權”開花9年後終於結果。
接下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此前曾表態支持科索沃獨立的美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將會掀起與科索沃的建交潮，俄、中及其他一些曾反對科索沃單方麵獨立的國家將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得不接受科索沃獨立的既成事實。
聯合國的尷尬是無與倫比的，1999年北約集團對前南的“科索沃戰爭”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這也是那次戰爭的引起爭議的一個主要原因。現在，科索沃自治政府單方麵宣布獨立等於響應了北約的那次戰爭的正當性，給聯合國的臉上又扇了一記結實的巴掌，國家主權原則的弱化將從根本上動搖聯合國的合法性與權威性。
此次科索沃獨立必將與伊拉克戰爭一起，作為顛覆當今世界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秩序的開創性事件載入國際政治的發展史。
二，價值觀，超國家權力的出現和尷尬
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參與此次戰爭的歐洲各初具雛形的民族國家簽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這一和約的簽定，標誌著宗教神權在歐洲超國家地位的終結，確立了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範式，後世的政治史家普遍認為這是現代國家間國際關係體係建立的開始。之後的三百多年間，尤其是二戰後，隨著《聯合國憲章》的簽定，國家主權更被賦予了在國際關係和國內管治中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可以說，國家主權原則是構成360年來國際關係秩序的主要基礎，現今的國際關係秩序基本上還是處在這一範式內。
從現今國際關係的國家主權原則看，“人權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管治問題，由具體某個國家來行使管治權，除非有某種類似於中世紀時羅馬教皇宗教神權的超國家權力的出現。很明顯，北約集團發動科索沃戰爭的理論借口“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背後隱喻著以“人權”“民主”等價值觀作為一種新的超國家權力來重塑國際關係秩序的邏輯。
冷戰結束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明顯加快，現在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已到了相當的程度，這種經濟一體化必須以全球政治一體化為最後的保障，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是構成全球化的主要內容。毫無疑問，包括北約國家在內的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但是，傳統的國家和國家主權概念卻是構成全球化的這種“無國界行動”的最主要障礙。因此，顛覆從馬基雅維利、博丹、到馬克思及韋伯等國家和國家主權概念的思想，以一種新的權力理論來代替原有的國家權力理論，就成為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撰取全球利益的必須。
根源於西方國家的基督教文明，在歐洲文藝複興後經過曆代西方思想家修正，並以現代西方國家的成功實踐為主要參照藍本的“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就成為目前西方國家一個現成的理論工具，因為它早就存在於國際政治中由來已久的理想主義理論中。由約瑟夫。奈係統提出的“國家軟實力”理論，就為這種權力替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注解，按照他的劃分，“國家軟實力”包括三個方麵：文化、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觀、製定國際規則和製度的權力。如果說，以經濟、軍事、政治、領土、人口為標誌的“國家硬實力”無不束縛於傳統的國家概念，是有國界的，那麽他的“國家軟實力”理論就能很好的超越國家概念中的國界障礙。用他的話說，軟實力的應用可以使國家以更少的代價換取更多的回報。
包括這種理論在內的新建構主義也成為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作為區別於傳統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新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派別。
但是反映在現實的國際政治實踐中，以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觀來作為一種超國家權力的替代，麵臨許多的悖論。
一，超國家權力反而強化國家權力的悖論。既然“人權”價值觀是種超國家權力，那麽這種權力以何種形式為載體？在人類曆史上，超國家權力隻存在過一種形式，那就是宗教神權，但是宗教神權畢竟有宗教這一載體，價值觀如果作為一種超國家權力，那麽它的載體又是誰呢？現在的聯合國最具備超國家的載體形態，但聯合國權力的行使嚴重依賴於各主權國家，因為聯合國本身又是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在科索沃戰爭和獨立的過程中，恰恰是聯合國被撇在一邊，根本無法發揮類似於教廷那種裁判權和執行權的作用。事實證明，在科索沃問題上，北約集團發揮了這種裁判權和執行權的作用，仿佛是個大玩笑，以替代國家主權為指向的“人權”價值觀，實際上反而強化的恰恰是北約集團內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家主權，因為他們把本國國家行為毫無顧忌的延伸到了本國邊界外！
二，價值觀和反麵效應的悖論。從本次科索沃獨立過程中的各方政治博弈過程可看出，獨立後的科索沃將立即麵對境內塞、阿兩族的武裝衝突風險，塞爾維亞甚至有鼓勵臨近的波黑、克羅地亞等國境內塞族聚居區也宣布獨立的威脅，新的巴爾幹地區的武裝衝突風險極高。以“結束人道主義災難”為借口的北約對科索沃獨立的幹涉反而提高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的風險，同樣的局麵，在伊拉克戰爭後的伊拉克局勢中也可看到，那兒幾乎天天發生流血衝突導致平民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於這種悖論，至少現有的“人權”價值觀理論還找不到更好的解釋。
三，選擇性實施的主體悖論。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麵臨分離主義的威脅，在傳統西方國家中就有西班牙的巴克斯和北泰羅尼亞地區，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區，英國的蘇格蘭和北愛地區，北塞浦路斯，其他國家有俄羅斯的車臣，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提亞，中國的台灣、西藏等。作為一種普適性的超國家權力，西方國家為何也不強製性的在上述國家實施“人權”價值觀呢？作為一個一向認為具有對“人權”價值觀天然代表性和裁判權的集團，如果西方國家隻能選擇性處理這一問題的話，那麽至少它在實施主體上是不具普適性的。換句話說，那怕“人權”價值觀真的具有某種超國家權力的普適性，北約集團也沒資格自告奮勇的充當實施主體，因為它不具備完全行使這一權力的“行為達致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在麵對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時，它還是沒這種能力。
四，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中的實施途徑悖論。構成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型價值觀的內容除“人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民主”。西方往往要求非民主國家實施國內民主，但是自己在國際政治中卻往往表現為反“國際民主”的單邊主義行動。以伊拉克戰爭為例，沒有經過聯合國授權的美、英集團根本不敢訴諸聯合國的表決和廣泛討論，科索沃戰爭時的北約集團也是如此。對此，西方的政治觀察家往往把之歸結於中、俄的否決權，但是從民主的授權機製角度看，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恰恰是經過《聯合國憲章》授權的，每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對《聯合國憲章》的認可也意味著對這一授權機製的認可，這與民主理論中的間接民主的原理毫無二致，西方國家繞過聯合國的行動意味著對這一國際政治中的“民主”原則的違背，同時，作為否認國家主權的理論邏輯起點的“失敗國家論”“邪惡國家論”更是無視“個體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則。輸出“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卻在國際政治實踐和理論上經常違背民主的原則，充分說明了“民主”價值觀在政治實踐中的局限性，至少在它沒有解決這個理論上的悖論前，是無法做到超國家權力所要求的廣泛思想認同的，而思想認同恰恰軟實力的主要來源之一，此外隻能訴諸暴力強製了，這樣又與國家主權概念重合了。
因此，在“人權”“民主”等價值觀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種種悖論前，“人權高於主權”論隻能尷尬的淪為西方國家奉行“政治雙重標準”的代名詞，價值觀的“超國家權力”要迫使國家主權讓渡出目前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主體地位，並作為一種新型國際關係準則隻是剛剛萌芽，它要成為國際關係中的根本和主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國家主權和多極化，目前中國在國際政治中應該堅守的底線
科索沃戰爭和獨立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國際關係中弱化傳統國家主權，並以價值觀為超國家權力的聲音甚囂直上，甚至已開始成為西方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政策選擇。
但是，傳統的力量是強大的，堅持以國家主權為處理國際政治關係基本原則的聲音同等的響亮。基辛格對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就進行了批駁，雖然他並沒有直麵指責“人權高於主權”論，但是他嚴厲指責這兩次戰爭對傳統國際政治體係的挑戰，體現了他本人極力推崇和實踐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政治均衡”理論；吉登斯則強調世界體係由全球的民族國家體係所構建，強調各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獨特形態。“招回國家”的觀點一直是西方思想界部分學者反對弱化傳統國家主權行為的一個響亮的聲音，對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究竟是削弱還是增強的爭論也時斷時續。
在中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和約瑟夫。奈的“國家軟實力”理論曾經在思想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共鳴，但是中國獨特的傳統意識形態卻始終拒斥弱化國家主權的思想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占據主流地位，雖然中國一度急切的想融入“國際社會”，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西方國家主導下“國際慣例”的認同。
這是有國際政治的現實背景的。
在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二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曆次戰爭中赤裸裸的使用武力；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中，西方資本對後發國家財富的無情掠奪；尤其是“人權高於主權”論、“中國威脅”論等聲音的消長起伏，對中國國家主權的威脅。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告訴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在中國完成現代國家發展，逐步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荊棘從生。中國有著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有著尚未完成的社會轉型的苦痛，有著國家領土完整的挑戰。一句話，中國連現代化的“硬實力”都未絕對建立，更無論以自己的價值觀等“軟實力“與西方國家博弈，而中國又不能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因此，在西方國家目前還算普遍遵守的國家主權原則就成為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最佳防護堤。
中國應該利用自身日益增長的國家實力，聯合俄羅斯，非洲，拉美等在國際政治中有類似看法的後發國家，堅定不移的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以“硬實力”對付“軟實力”，爭取把西方國家拉回傳統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來，或者延緩西方國家以某種超國家權力來重新建構國際關係的戰略意圖。
同時，中國不應放棄“多極化”的全球戰略目標，隻有全球多極化才能形成一種“國際政治的多極均衡”，才能避免西方國家出現一個無所製約的霸權國家或霸權國家集團，才能在國際關係中避免出現“新帝國主義”的國際格局，才能避免一個強勢價值觀成為新的國際關係準則，才能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保護國家利益，從而徹底擺脫在國際關係中被臣伏的命運。
科索沃獨立了，要說它對我們有什麽啟示的話，不是它對台灣獨立的政治暗示作用，因為中國目前的硬實力不是過去的前聯盟和現在的塞爾維亞可以比較；不是北約東擴對現在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因為，北約早已東至阿富汗，中國和俄羅斯也早已張羅了“上合組織”與之抗衡。而是：當心早就耳聽能詳的“人權高於主權”“民主大於國界”的價值觀成為國際關係中新的處理原則，並當心以此而派生的一種超國家權力理論在國際關係中對國家主權原則的弱化和替代，中國應該利用這種新的權力理論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尚未發展完整的曆史間隙，堅守傳統的國家主權原則，高揚多極化的全球戰略大旗，加緊國家的現代性發展，為一種新型國際關係的出現做好準備。這才是本次科索沃獨立對我們的最大啟示！
巴爾幹地區這個“歐洲火藥桶”在經曆了百年戰亂和動蕩後，繼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以一個前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宣告了冷戰格局中“國際戰略均勢”的徹底失衡，現在又以這樣一種方式對當今世界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進行了一次顛覆。
一，北約幹預，勉強修成正果的“人權高於主權”論
1999年3月24日，北約以科索沃境內發生塞族人對阿族人的“種族清洗”為借口，指責當時的南聯盟和塞爾維亞政府支持和縱容這種“種族清洗”，打著以“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未經聯合國授權，直接進行“人道主義幹預”，發動科索沃戰爭，對南聯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空襲。戰後，科索沃由聯合國托管。
科索沃今次獨立是1999年北約集團對前南的“科索沃戰爭”的一次延續，從國家行為的目的性角度看，它是對“科索沃戰爭”中北約集團的戰爭行為的一個政治善後，可以說，如果沒有1999年科索沃戰爭對前南聯盟和塞爾維亞國家實力的削弱，沒有美國、大多數歐洲國家2007年中多次對本次“科索沃獨立”的公開鼓勵，那麽在俄羅斯的強力反對和中國的高深莫測、歐盟的意見不一的情況下，科索沃的自治政府就根本沒有立即宣布獨立的政治實力和政治決心。
它是如此的姍姍來遲，中間經曆了9年多的“聯合國托管”，北約集團終於憑借一個“科索沃問題調停特使”的報告，作出了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外交姿態，撕下了科索沃戰爭時給全世界展示的“承認南聯盟和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主權”的麵具，露出了徹底控製歐洲心髒、為北約東擴清掃後院的的猙獰麵目。而科索沃戰爭後幾年的“調停工作”，從米洛舍維奇海牙國際法庭受審，到調停特使人選的確定，一係列傾向性明顯的政治舉動已為最終的調停報告做了定調，它的公正性猶如地中海海岸的一粒細沙那樣無足輕重。
全世界都能感知到北約集團發自內心的喜悅，在開創了以“推翻一個沒有威脅的主權國家的先例”的伊拉克戰爭，導致內部不和與全世界的輿論批評後，這個以牛仔、紳士及文明化了的農夫們為代表的“盎—-撒族群”（鹿原海岸學派）找到了一個顛覆國家主權原則，為領導全球化清除最後障礙的一種最好的方式，“人權高於主權”開花9年後終於結果。
接下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此前曾表態支持科索沃獨立的美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將會掀起與科索沃的建交潮，俄、中及其他一些曾反對科索沃單方麵獨立的國家將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得不接受科索沃獨立的既成事實。
聯合國的尷尬是無與倫比的，1999年北約集團對前南的“科索沃戰爭”沒有經過聯合國的授權，這也是那次戰爭的引起爭議的一個主要原因。現在，科索沃自治政府單方麵宣布獨立等於響應了北約的那次戰爭的正當性，給聯合國的臉上又扇了一記結實的巴掌，國家主權原則的弱化將從根本上動搖聯合國的合法性與權威性。
此次科索沃獨立必將與伊拉克戰爭一起，作為顛覆當今世界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秩序的開創性事件載入國際政治的發展史。
二，價值觀，超國家權力的出現和尷尬
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參與此次戰爭的歐洲各初具雛形的民族國家簽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這一和約的簽定，標誌著宗教神權在歐洲超國家地位的終結，確立了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範式，後世的政治史家普遍認為這是現代國家間國際關係體係建立的開始。之後的三百多年間，尤其是二戰後，隨著《聯合國憲章》的簽定，國家主權更被賦予了在國際關係和國內管治中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可以說，國家主權原則是構成360年來國際關係秩序的主要基礎，現今的國際關係秩序基本上還是處在這一範式內。
從現今國際關係的國家主權原則看，“人權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管治問題，由具體某個國家來行使管治權，除非有某種類似於中世紀時羅馬教皇宗教神權的超國家權力的出現。很明顯，北約集團發動科索沃戰爭的理論借口“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背後隱喻著以“人權”“民主”等價值觀作為一種新的超國家權力來重塑國際關係秩序的邏輯。
冷戰結束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明顯加快，現在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已到了相當的程度，這種經濟一體化必須以全球政治一體化為最後的保障，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是構成全球化的主要內容。毫無疑問，包括北約國家在內的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但是，傳統的國家和國家主權概念卻是構成全球化的這種“無國界行動”的最主要障礙。因此，顛覆從馬基雅維利、博丹、到馬克思及韋伯等國家和國家主權概念的思想，以一種新的權力理論來代替原有的國家權力理論，就成為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撰取全球利益的必須。
根源於西方國家的基督教文明，在歐洲文藝複興後經過曆代西方思想家修正，並以現代西方國家的成功實踐為主要參照藍本的“人權”“民主”等價值觀，就成為目前西方國家一個現成的理論工具，因為它早就存在於國際政治中由來已久的理想主義理論中。由約瑟夫。奈係統提出的“國家軟實力”理論，就為這種權力替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注解，按照他的劃分，“國家軟實力”包括三個方麵：文化、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觀、製定國際規則和製度的權力。如果說，以經濟、軍事、政治、領土、人口為標誌的“國家硬實力”無不束縛於傳統的國家概念，是有國界的，那麽他的“國家軟實力”理論就能很好的超越國家概念中的國界障礙。用他的話說，軟實力的應用可以使國家以更少的代價換取更多的回報。
包括這種理論在內的新建構主義也成為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作為區別於傳統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新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派別。
但是反映在現實的國際政治實踐中，以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觀來作為一種超國家權力的替代，麵臨許多的悖論。
一，超國家權力反而強化國家權力的悖論。既然“人權”價值觀是種超國家權力，那麽這種權力以何種形式為載體？在人類曆史上，超國家權力隻存在過一種形式，那就是宗教神權，但是宗教神權畢竟有宗教這一載體，價值觀如果作為一種超國家權力，那麽它的載體又是誰呢？現在的聯合國最具備超國家的載體形態，但聯合國權力的行使嚴重依賴於各主權國家，因為聯合國本身又是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在科索沃戰爭和獨立的過程中，恰恰是聯合國被撇在一邊，根本無法發揮類似於教廷那種裁判權和執行權的作用。事實證明，在科索沃問題上，北約集團發揮了這種裁判權和執行權的作用，仿佛是個大玩笑，以替代國家主權為指向的“人權”價值觀，實際上反而強化的恰恰是北約集團內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家主權，因為他們把本國國家行為毫無顧忌的延伸到了本國邊界外！
二，價值觀和反麵效應的悖論。從本次科索沃獨立過程中的各方政治博弈過程可看出，獨立後的科索沃將立即麵對境內塞、阿兩族的武裝衝突風險，塞爾維亞甚至有鼓勵臨近的波黑、克羅地亞等國境內塞族聚居區也宣布獨立的威脅，新的巴爾幹地區的武裝衝突風險極高。以“結束人道主義災難”為借口的北約對科索沃獨立的幹涉反而提高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的風險，同樣的局麵，在伊拉克戰爭後的伊拉克局勢中也可看到，那兒幾乎天天發生流血衝突導致平民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於這種悖論，至少現有的“人權”價值觀理論還找不到更好的解釋。
三，選擇性實施的主體悖論。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麵臨分離主義的威脅，在傳統西方國家中就有西班牙的巴克斯和北泰羅尼亞地區，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區，英國的蘇格蘭和北愛地區，北塞浦路斯，其他國家有俄羅斯的車臣，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提亞，中國的台灣、西藏等。作為一種普適性的超國家權力，西方國家為何也不強製性的在上述國家實施“人權”價值觀呢？作為一個一向認為具有對“人權”價值觀天然代表性和裁判權的集團，如果西方國家隻能選擇性處理這一問題的話，那麽至少它在實施主體上是不具普適性的。換句話說，那怕“人權”價值觀真的具有某種超國家權力的普適性，北約集團也沒資格自告奮勇的充當實施主體，因為它不具備完全行使這一權力的“行為達致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在麵對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時，它還是沒這種能力。
四，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中的實施途徑悖論。構成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型價值觀的內容除“人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民主”。西方往往要求非民主國家實施國內民主，但是自己在國際政治中卻往往表現為反“國際民主”的單邊主義行動。以伊拉克戰爭為例，沒有經過聯合國授權的美、英集團根本不敢訴諸聯合國的表決和廣泛討論，科索沃戰爭時的北約集團也是如此。對此，西方的政治觀察家往往把之歸結於中、俄的否決權，但是從民主的授權機製角度看，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恰恰是經過《聯合國憲章》授權的，每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對《聯合國憲章》的認可也意味著對這一授權機製的認可，這與民主理論中的間接民主的原理毫無二致，西方國家繞過聯合國的行動意味著對這一國際政治中的“民主”原則的違背，同時，作為否認國家主權的理論邏輯起點的“失敗國家論”“邪惡國家論”更是無視“個體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則。輸出“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卻在國際政治實踐和理論上經常違背民主的原則，充分說明了“民主”價值觀在政治實踐中的局限性，至少在它沒有解決這個理論上的悖論前，是無法做到超國家權力所要求的廣泛思想認同的，而思想認同恰恰軟實力的主要來源之一，此外隻能訴諸暴力強製了，這樣又與國家主權概念重合了。
因此，在“人權”“民主”等價值觀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種種悖論前，“人權高於主權”論隻能尷尬的淪為西方國家奉行“政治雙重標準”的代名詞，價值觀的“超國家權力”要迫使國家主權讓渡出目前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主體地位，並作為一種新型國際關係準則隻是剛剛萌芽，它要成為國際關係中的根本和主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國家主權和多極化，目前中國在國際政治中應該堅守的底線
科索沃戰爭和獨立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國際關係中弱化傳統國家主權，並以價值觀為超國家權力的聲音甚囂直上，甚至已開始成為西方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政策選擇。
但是，傳統的力量是強大的，堅持以國家主權為處理國際政治關係基本原則的聲音同等的響亮。基辛格對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就進行了批駁，雖然他並沒有直麵指責“人權高於主權”論，但是他嚴厲指責這兩次戰爭對傳統國際政治體係的挑戰，體現了他本人極力推崇和實踐以國家主權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政治均衡”理論；吉登斯則強調世界體係由全球的民族國家體係所構建，強調各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獨特形態。“招回國家”的觀點一直是西方思想界部分學者反對弱化傳統國家主權行為的一個響亮的聲音，對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究竟是削弱還是增強的爭論也時斷時續。
在中國，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理論和約瑟夫。奈的“國家軟實力”理論曾經在思想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共鳴，但是中國獨特的傳統意識形態卻始終拒斥弱化國家主權的思想在國際關係的處理上占據主流地位，雖然中國一度急切的想融入“國際社會”，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西方國家主導下“國際慣例”的認同。
這是有國際政治的現實背景的。
在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二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曆次戰爭中赤裸裸的使用武力；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中，西方資本對後發國家財富的無情掠奪；尤其是“人權高於主權”論、“中國威脅”論等聲音的消長起伏，對中國國家主權的威脅。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告訴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在中國完成現代國家發展，逐步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荊棘從生。中國有著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有著尚未完成的社會轉型的苦痛，有著國家領土完整的挑戰。一句話，中國連現代化的“硬實力”都未絕對建立，更無論以自己的價值觀等“軟實力“與西方國家博弈，而中國又不能走回閉關鎖國的老路，因此，在西方國家目前還算普遍遵守的國家主權原則就成為中國應對全球化的最佳防護堤。
中國應該利用自身日益增長的國家實力，聯合俄羅斯，非洲，拉美等在國際政治中有類似看法的後發國家，堅定不移的堅持國家主權原則，以“硬實力”對付“軟實力”，爭取把西方國家拉回傳統的國際政治關係中來，或者延緩西方國家以某種超國家權力來重新建構國際關係的戰略意圖。
同時，中國不應放棄“多極化”的全球戰略目標，隻有全球多極化才能形成一種“國際政治的多極均衡”，才能避免西方國家出現一個無所製約的霸權國家或霸權國家集團，才能在國際關係中避免出現“新帝國主義”的國際格局，才能避免一個強勢價值觀成為新的國際關係準則，才能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保護國家利益，從而徹底擺脫在國際關係中被臣伏的命運。
科索沃獨立了，要說它對我們有什麽啟示的話，不是它對台灣獨立的政治暗示作用，因為中國目前的硬實力不是過去的前聯盟和現在的塞爾維亞可以比較；不是北約東擴對現在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因為，北約早已東至阿富汗，中國和俄羅斯也早已張羅了“上合組織”與之抗衡。而是：當心早就耳聽能詳的“人權高於主權”“民主大於國界”的價值觀成為國際關係中新的處理原則，並當心以此而派生的一種超國家權力理論在國際關係中對國家主權原則的弱化和替代，中國應該利用這種新的權力理論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尚未發展完整的曆史間隙，堅守傳統的國家主權原則，高揚多極化的全球戰略大旗，加緊國家的現代性發展，為一種新型國際關係的出現做好準備。這才是本次科索沃獨立對我們的最大啟示！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Clausewitz克勞塞維茨的"On War"《戰爭論》),世界上但凡有政黨,政治,戰爭就避免不了, 問題隻是在於戰爭的程度高低不同而已罷了.
正像婚姻家庭仍然是構成社會細胞的主流一樣，主權國家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是世界的主流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也正像諸如，婚外情，離婚，未婚同居，同居不婚，單身（有性）生活，單親家庭及網戀...等等對傳統婚姻的衝擊一樣，主權國家這種形勢將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就好像在中國的中國人可能在為一個外國老板打工，而海外的華人可能正在給當地的老外提供就業機會一樣，人們可能越來越注重你生活得是否快樂，是否有成就感，而並不在乎誰是你的老板，更沒興趣關心誰又是你老板的老板。重要的是施政體係和政策是否能給人們帶來公平和福利，而當權者的膚色和種族甚至國際都不重要
相信，婚姻和國家等兼有保護和束縛雙重功能的形式，終有一天會不再必要。或許那就是人類的偉大理想共產主義實現之日
在此之前，不論是主權國家還是人權高於主權，隻要能帶給百姓安生，不發生戰爭就是百姓歡迎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