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未能成為發達國家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亞洲四小龍都進入發達國家（地區）行列，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中國改革開放也三十年了，生產了占美國30%的消費品，但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4%。但另一方麵，中國經濟多年卻受困於生產過剩，內需不足。同樣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為什麽未能成為發達國家？
究其原因，如果僅從經濟結構來說，中國經濟至今沒有建立起發達經濟體所絕對必須的，以兼顧到勞資雙方共同利益為特征的共享經濟體，資本和權力部門利益被最大化，勞動者的利益訴求被忽略。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因此，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發生巨大反差，勞動與資本所發生的結構性失衡，已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勞動者參與製度的缺失是勞動者在與資本利益博弈中失敗的根本原因。而構建勞動與資本利益共享的經濟體，是我國經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要越過的門檻。
一、 當前嚴重失衡的經濟現實
據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提供的數據：“我國最終消費占 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至今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51.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曆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另據央行數據，我國“流動性過剩”近年來快速增長，至2006年11月底已達11.12萬億元。“流動性過剰”的本質是資本性資金過剩，其本質是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失衡（見南風窗2006年11期蔡定創《流動性過剩的自白》）。
解讀這些數據說明，我國經濟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已經到了嚴重的地歩。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一般在78%左右，而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已下降到38%，連發達國家的一半都達不到，此說明，我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投資的增長和出口，國內消費市場在相對萎縮，國民生活水平相對下降。不為消費的生產，何能持續？當生產能力過剩時，消費就是生產力。
生產過剩、內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於今天，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是宏觀調控的重點，當時的擴大內需，就沒有將調節勞動與資本的關係，提高勞動者的分配比例作為目標，過剩的產品用競次的方式增加出口，生產發展的內在張力被無形地耗損掉了，已有的國民福利被進一歩輸出，換來大把美元紙鈔，用發行基礎貨幣買單，以至形成今天對經濟發展造成衝擊的 “流動性過剩”。曆年調控都未著“根”，那麽“根”在那裏？
二、 勞資分配問題是經濟發展的一道“坎”
其實馬克思早就告訴過我們，生產過剩，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作用的結果。早期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擴大的社會生產力與不斷萎縮的社會消費之間矛盾”。資本的利益機製就在於以最小的勞動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勞動者的工資被不斷壓縮，消費市場相對縮小。由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作用，西方國家在二戰後都認識到，沒有勞動者利益與資本利益的同歩增長，社會生產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這裏存在一個不二的選擇，是選擇經濟危機，還是選擇勞動者與資本利益共享。民主國家勞動者依靠多數人的選票的強製作用，使現代發達國家選擇了後者。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和社會福利保障都通過法律法令固定下來，勞工維權組織都具有法律地位。從而保證了全社會的消費水平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因此才形成當今發達國家的群體。
因此，當今的經濟發達國家，都是早已經走出早期血腥資本主義、貧富二極分化的國家。任何資本出於其本性，都不可能自動地與勞動者共享生產成果。國家的民主製度，即勞動者多數人的選票，是國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勞動者與資本抗衡製度的根本保障。民主的真諦就在於勞動者可以獲得與資本在分配中基本同等的地位，在於能夠建立起一套勞動與資本共享生產成果的經濟體係。因此，凡發達國家都是人民民主製度較健全的國家，也都是勞動與資本利益共享關係解決較好的國家。
可見，是否能有效解決勞資分配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實際上是決定國家能否進入發達行列的一道“坎”。
我國經過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社會生產力已有很大的發展，社會的生產能力也獲得N倍的提高，但是至今，不僅未建立有效的勞動者利益保障機製，甚至勞動者利益表達機製都是缺失的。政府、部門在自身利益機製支配下與資本同穿一條褲子。近三十年來，內、外資生產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超過10%，而勞動者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除國有企業外)。甚至那些早期資本主義的血汗工廠在當今中國頻頻出現，地方管理部門往往視而不見。製度嚴重向資本傾斜，普通勞動者並沒有分享到生產發展的成果。在這種體製下的生產力不可能獲得充分發展。顯然，我國還沒有意識到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必須要過這道“坎”。我們離發達國家實際還很遙遠。
三、 改革任重道遠
上述說明，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經濟體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前提，而這一前提的建立有賴於人民民主製度的作用。到目前為止，國內主流經濟學者都沒有看到這種作用，以至於不認為嚴重的二極分化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敵，主張“精英政治”，人民民主可有可無。當然，如果“精英政治”能夠解決問題，倒是一種高效省力的方法。但實踐證明是不可能的。
為什麽我們有執政為民的理念也做不到在中國構建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主要原因就在於，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都不可能自動地放棄即得利益，當權力與資本結盟後，最高決策層的號召都會顯得無能為力。何況，國家的決策、監督與管理是一個十分複雜而厐大的係統，當基本製度缺失時，個人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沒有真正勞動者利益代表對決策與監督的權力參與的製度性安排，勞動者想與資本建立利益共享經濟體就如天方夜譚。
因此，我們就好解釋，為什麽國企改革總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的產權向資本方送讓，我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潛規則如此通行，對勞動者有利的政策製定總是阻力重重並在執行中走樣，地方官員為了政績與房地產開發商共同拉抬房價博取利益，經濟適用房政策最終形有為無，共和國總理為民工討工資所顯示的民工維權製度缺失等等。
多數人的選票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強製手段，勞動者利益表達機製的建立沒有比此更好的手段。棄此手段不用，根本無法製衡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麵的占絕對優勢地位的強大的資本和權力資本的力量。當前社會上出現的反民主的呼聲，其實質就是已獲得話語權的強大資本方麵為保守既得利益的一種本能反映。鄧小平曾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當前社會嚴重的二極分化的事實，最少已證明我們改革至今並沒有獲得成功，如果不持續深入到政治層麵進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的經濟體，真正解決社會二極分化問題，國家也不可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四、 駁斥“提高工資危險論”
一種很流行的主流經濟學觀點是“勞動力成本一旦上升，企業利潤受到影響甚至破產，最終會減少農民工的就業機會”，因此，“提高工資危險”！
這是一種違反經濟學常識的觀點。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好象是有這麽回事，但從宏觀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是謬論。因為，社會生產了產品，也必須要生產出消費這個產品的市場，勞動者的工資不相應提高，就會有部份產品價值不能被實現，簡單生產都不能維持，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
相反，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資能獲得超速的發展。因為勞動者工資的提高，就等於產品市場的擴大，產品的價值實現也就變得順利無阻，這個時候生產僅受製於資源和消費極限的限製。到這個時候國家不富都難。
日本的經濟發展就證明了這個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過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至197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350%,國民收入增長率為340%。實行的是國民生產與國民收入的同歩增長，因此才有經濟高速發展。60年代的最後四年,曾平均年增速達16.5％。國民人均生產總值從1960年僅395美元，至1987年達到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
沒有同歩的國民消費增長，不可能有高速的經濟增長。如果勞動者工資不提高，國內自身的消費市場不可能擴大，產品隻有出口和改為投資消費。如果需要等同的進口，這個出口或許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等同的進口需求，出口換回來的隻是一些不斷貶值的貨幣符號。投資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沒有市場支持的投資過多，必然引發經濟危機。
實際上經濟危機已經在我國發生了，不過已經不是傳統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經濟危機叫“流動性過剰”。
本來產品過剩，國內沒有市場已經形成經濟危機，但現在可以通過“競次”的方式出口，企業用進一歩壓低成本的方式參與“競次”，以幾乎白送的產品大量地向國際市場上傾銷，大量的產品“競次”，國民福利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使勞動者分配條件進一歩惡化。而國家適應資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換來的外匯則由央行完全買單，巨額的基礎貨幣發行形成衝擊國內經濟並不需要的“流動性過剰”。因此，“流動性過剰”是經濟危機在我國特定條件下表現的新形式。
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將低工資製作為擴大就業的手段，這種做法從國家級層麵來說是十分錯誤的。
假設一個產業工人獲得十個單位的工資，那麽它隻能夠從農民手中交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說他隻能養活農民而已。如果該產業工人獲得一百個單位的工資，他還可以將每日三餐都交給社會，如吃住、娛樂、旅遊等等，將帶動整個服務行業成倍數的增長。
國家公務員、產業工人工資的提高對社會服務行業的帶動作用和對就業的放大作用，對經濟學者來說早已不是什麽秘密，隻是因為“提高工資危險”論者是資本方代言人，為了資本利益掩蓋這個早已被證明了的事實而已。
五、 如何越過瓶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生產能力過剩、內需不足的本質是資本利益最大化而導致勞動者利益嚴重缺失的結果，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極大障礙。不能再繼續沿用過去不作邊際的僅用利率、匯率、準備金率、假日經濟等調控手段。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經濟體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並使國家進入發達行列的必由之路。
采取勞動與資本兼顧中勞動優先的製度性安排，是建立勞動與資本共享經濟體的首要任務。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幹涉企業法人的分配行為，而有法律保障的勞工權利、維權組織卻可使勞工在與資本的利益博弈中獲勝。
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我國現實的產能已經為國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隻有實行國民收入倍增，特別是產業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決我國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通過提高公務人員、產業工人工資，帶動第三產業倍數發展，使國家經濟突破瓶頸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提升產業結構，保護環境、資源。在現已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環境、資源已經構成了對國家財富的瓶頸。應在提升產業結構的前提下果斷結束有損國家資源的“競次”的出口行為，確實地保護國家的環境、資源。
房地產行業是決定國家能否迅速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應毫不猶豫地沿用發達國家的由政府主導公房開發的成功經驗，80%的居民住房通過政府公房開發公司用成本房價解決。此並不需要國家財政掏一分錢，但由此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生產與消費能力，並帶動整個建築相關行業的發展。房價越高，居民的消費力越弱，內需不足的矛盾會進一步激化，發達國家之路就離我們越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