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籃裏花兒香原來是罌粟 南泥灣種鴉片秘聞

“花籃裏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讚頌延安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南泥灣》，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靡全國。詞曲作者賀敬之、馬可皆為革命聖地的紅色藝人，花籃裏什麽花兒香，理應十分清楚。半個世紀後，不斷有文章質疑八路軍三五九旅在南泥灣墾荒，是種植鴉片進行經濟自救。這讓世人大惑不解，開始懷疑花籃裏飄香的是豔麗的罌粟花。 瞭望東方報道，當下最駭人聽聞的說法，源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的揭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裏麵的”。他批評毛澤東欺騙了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把南泥灣種鴉片說成是種莊稼養牛羊，而煉鴉片的張思德則被說成是燒木炭。 關於三五九旅種鴉片的“真相”，在海外已有不少報導，影響較大的是台灣學者陳永發教授的專題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正是此文後來引發中共黨史好事者一係列的探討追問，支持者說有，反對者說無，這中間，未見過任何來自官方的史實澄清，甚至聽不到依然健在的那些延安時期的老人發出一絲憤然之音。英國散文家黎裏說：“沒有火就不會有煙，沒有重重疑惑，就不會有紛紛謠言”。煙火正在熏染曾經神聖的南泥灣精神，今天誰將站出來辟謠解惑呢？
對南泥灣種鴉片的種種風傳，大多依據幾本著名的日記。 抗戰時期蘇聯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毛澤東同誌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中共政治局甚至批準，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 當時負責邊區政府事務的謝覺哉，則以自己的日記提供了佐證。謝覺哉在日記中把鴉片一律稱為“特貨”，說“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1944年4月9日又記，“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可見，經營“特貨”的收入，不僅足夠使用，減去開支，還有不下兩億元順差。“特貨”作為邊區政府的大宗收入來源，顯然成了GCD軍隊在八年抗戰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不僅延安，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下發《煙土稅征收與管理暫行辦法》，為了加強對敵經濟鬥爭，減輕人民負擔，管製煙土出口，爭取必需品的收入，明文征收鴉片煙土稅，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 另據《李銳、範元甄1938年—1960年通訊、日記集》記載，從延安去東北，許多幹部帶了一些鴉片以代現金之用。1946年11月19日範元甄信中說， “這次幹部帶大煙的人多極了，夏淑賢等都是廿、三十兩。僅在白城子就沒收了一千多兩，未查出的還更多”。李銳1946年12月27日回信：“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況後再脫手”。延安的鴉片就是這樣流通到東北解放區的，“這裏家屬隊有不少太太，成百兩的煙土，……真富的不像話”。（1947年4月30日範元甄信）。 延安地區早有生產鴉片的曆史。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陝北北麵的三邊一帶，盛產鴉片”。當年南泥灣種植大片的鴉片一點也不稀奇古怪，用不著張耀傑先生千裏迢迢跑去實地考察。其實，八路軍對鴉片本不陌生，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裏講過：“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