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副書記胡立教與被處死的兒子胡曉陽

 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員主任胡立教是"紅小鬼"出身。1928年，15歲的胡立教即參加紅軍。長征中，胡立教在紅軍總部(軍委)二局做通訊情報工作，任副局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新四軍軍部三科(通訊科)工作。皖南事變那場惡戰中，胡立教和楊帆(解放初的上海公安局長)兩人，從槍林彈雨的重兵包圍圈中，最先冒死殺突圍出來。

陳毅和劉少奇重組新四軍軍部不久，胡任三科科長。他領導的情報部門，被稱為“胡立教部隊”。新四軍的老領導們都和胡立教極熟。劉少奇，陳毅等人見其均以"小胡"稱之。

胡立教在解放後不久(1953年)即到李先念(前新四軍五師師長)主持的財政部任副部長。其間胡曾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58年"大躍進"時期，全國實行“大地委”，剛回北京的胡立教即被“外放”到牡丹江任地委第一書記。三年後，胡立教回財政部任原職。1964年10月到文革開始，胡就任人民銀行代行長，實際在職僅一年零八個月。

人民銀行有“李葆華的房子，陳慕華的車子，李貴鮮的票子，朱鎔基的刀子，戴相龍的招子”的順口溜。胡立教沒排進行長"順口溜"裏，應和胡曉陽事件無關。 八十年代以前的計劃經濟體係中，人民銀行隻相當於一個財政部下屬的半獨立機構。被戲稱為"財政部的大出納"。其間幾任行長均無任何"獨立操作空間"。何況出身財政部，且隻"代理"行長一年多的胡立教呢?

人民銀行具有企業職能是在80年代初(即李葆華時代)"撥改貸"以後的事情，具有中央銀行職能是在1983年後，即呂培儉時期。所以車子、房子、票子的解決，隻能是在銀行的業務受重視，且擁有獨立財源以後才能辦到。國家用貨幣政策調整宏觀經濟，也是開始於呂培儉和陳慕華時代。形勢比人強，即使沒有胡曉陽事件，胡立教也不可能從業務角度和改善工作人員生活條件方麵，給人民銀行留下多大影響。

胡立教當一把手的時間較短，魄力卻不一般。他在牡丹江任地委第一書記兼軍分區第一政委時，因工作意見分歧，和軍分區司令員發生攤牌性衝突。 連省軍區也惹不起胡立教這位級別相當於中將的老紅軍。大校軍銜的司令員，隻好在胡立教的嚴厲斥責聲中，卷鋪蓋去了吉林。 說那位大校因禍得福，在吉林升了少將。

胡立教雖是"紅小鬼"出身，但“國共合作”時期他曾在廬山受訓，還長住過香港。在以“土八路”為主的老幹部中，他算是比較講究生活的。除了夫妻二人跳舞成迷之外，舉止瀟灑的胡立教還酷愛打網球和下圍棋。 他對起居條件也要求頗高。在牡丹江時，他的座車是從北京運去的“道奇”。他對為他和另三位書記蓋的，附有簡易網球場，假山和噴泉的寬敞新居還不滿意。派人改建了不止一次才肯搬進去。

胡立教中年喪子，他的親生兒子現在要是活著，也該有50歲了。胡曉陽是胡立教夫婦抱養的，胡夫人姐姐的二兒子(哥哥小名大陽)。 胡立教的嶽父母一直同胡氏夫妻和小外孫住在一起。

有養子在側的胡立教，還是忘不掉他那早早夭折的親生兒子。他的老同事們都記得，有好多次，當別人的兒子從他身邊路過，胡立教歎口氣，對孩子的父母說，“我的兒子要是活著，也該有你們的孩子這幺大了。”這時候，胡立教那充滿憂傷和落寞的眼神告訴大家，中年喪子，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大概是胡曉陽的親生父母既想念小兒子，又不好常來探望。他們有時送大兒子“大陽”到姨媽家住一段時間。和“表哥”在一起玩，是胡曉陽小時候最開心的日子。哥兒倆拿出胡立教珍藏的各種長短槍支，當玩具在院子裏玩，那些隻同五四手槍和7.62步騎槍打過交道的武警戰士們，也趁機開了眼界。任憑兩個外孫拿著真槍在院子裏玩。外公外婆從來沒有幹涉過。也許是兩位老人的溺愛，為胡曉陽後來的悲劇種下了遠因。

幼年的胡曉陽並不是以“首領”的架式出現在孩子群裏的。和年齡相仿的孩子們的交往中，家庭條件優越的”曉陽”，雖然經常從家裏拿出好吃和好玩的東西分給大家，卻經常扮演吃虧受氣的角色。有好多次，“曉陽”捂著被打出血的鼻子，或被沙子迷了的眼睛，喊著外公外婆，哭著回了家。像普天之下無數受溺愛的孩子一樣，有些嬌氣的“曉陽”是在兩位老人的精心嗬護下長大的。
順便說一句，胡立教的嶽父母，是兩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他們分擔了外孫子在外麵受的氣，卻從未訓斥那些“欺負人”的鄰家子弟， 更沒有向孩子們的家長或自己的女兒女婿告過狀。

還是在牡丹江的時候，一位保衛地委書記大院的武警戰士，端著小口徑步槍，追打一隻受了傷，藏在丁香樹裏的麻雀，一顆子彈打掉一根麻雀毛後，穿透兩層玻璃窗，鑽進了地委第一書記胡立教的家。萬幸的是，子彈從兩位老人的身邊經過，在他們房間的牆上撞了個坑。兩位受到驚嚇的老人，看著那個闖了大禍，嚇得魂不附體的“大孩子”，動了惻隱之心。 關於這次“槍擊事件”他們始終瞞著女兒女婿。

隨著年齡的增長，胡曉陽的性格漸漸受到朋友們的喜愛。除了他“大方”以外，他還從不記仇，不會算計朋友，更不歧視那些家庭條件比他差得多的孩子們。 有些“缺心眼兒”的曉陽，經常在別人的慫恿下幹些“淘得出格”的事。 出了事胡曉陽倒黴，得到好處大家分享。曉陽這樣的性格，在父母的管教和“庇護”下，倒也平安無事，可一碰上亂世，自然凶多吉少。

在胡曉陽剛滿十歲那年，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降臨了。在動蕩起伏的政治鬥爭中，胡立教夫婦飽受衝擊。與此同時，北京社會上卻“玩兒”起來了一幫幫隻知道吃喝，打群架，拍婆子的，流氓似的“老紅衛兵”。涉世未深且無父母管教的胡曉陽，很快卷進了這些團夥之中。68年和69年，北京的大哥哥姐姐們下了鄉。留下胡曉陽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們 “獨領風騷”。十年動亂一過，弱冠之年的胡曉陽，變成了地道的花花太歲。

七十年代末，胡立教攜眷去河南任省長，和一機部老部長，八路軍115師出身的段君毅“搭班子”。“家世顯赫”的胡曉陽，到了鄭州後，自然不甘寂寞。他和本地的流氓團夥一拍即合。 幾年時間，胡曉陽多次被刑事拘留，看在其父的份上，又被迅速放了出來。“省長兒子”的劣跡，很快傳遍了鄭州的大街小巷。

80年代初，胡立教被調到上海任市委第二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和新四軍係的老戰友，陳國棟、汪道涵等人組成新的上海市委班子。此時，身為深圳某報駐上海記者的胡曉陽，又在短時間內和另兩位“惡少”，陳小蒙，陳琳瑚兄弟等人勾結到一起，“淫人妻女”，無法無天。他們的惡行，使胡曉陽成了當時群眾對上海市委領導們的“三個意見”(陳國棟的秘書，胡立教的兒子，汪道涵的房子)之一。

順便提一句，陳氏兄弟的老爹，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也非“等閑之輩”。據說，《毛澤東選集》裏麵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即由陳其五“原創”。

照當時的眼光看，胡曉陽等人的行為，是有些“罪大惡極”的味道。這群公子哥兒們，利用在鬧市區深幽處的住所，以幫助調動工作和組織舞會為名，招引大量年青漂亮的女性，並使用各種手段誘奸、猥褻婦女42名，強奸甚至輪奸婦女9名。在胡曉陽等幾個首領每人名下都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位的受害女子。據知情人士講，這些受害婦女中，絕大多數來自上海文藝界或企圖進入上海文藝界的年青女子，有的甚至事後多年還在春節聯歡會那樣的大場麵上走紅。那些被列為被“強奸”的女子中，也不乏“主動獻身者”。

“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春秋時代鄭莊公的話，像咒語一樣降到了胡曉陽們的頭上。在80年代中期，全國上下對高幹子弟在社會上的胡作非為多有不滿。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正要抓典型，以便殺一儆百。恰有兩起案件送到他的案前。 一是青海省辦公廳主任兒子楊小民殺人案。楊小民在其父包庇下，殺人多年後，仍逍遙法外。總書記批示“殺人者償命”，楊小民終遭槍決。另一起案件即為胡曉陽等人的流氓團夥案。此案在上海影響很大，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不敢作主，向胡耀邦請示。一身正氣的胡總書記批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據此批示，胡曉陽、陳小蒙和葛誌文在1986年3月以強奸和現在無法理解的“誘奸”罪被執行死刑。陳小蒙的弟弟陳琳瑚雖被判死緩，據說在獄中不甘受辱而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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