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芙蓉： 評價鄧小平（1904.08.22-1997.02.19）

評價鄧小平（1904.08.22-1997.02.19）

 

 

芙蓉

 

方法

 

列舉鄧小平所做或明顯應該做而未做的有影響力的大事，在-10到10分為之打分（打分標準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一個解決辦法是通過大眾對每一項大事打分，然後得出平均數），累計正分、負分，計算正負分比例。

 

分項計分

 

同張雲逸、韋拔群等發動百色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1929），同李明瑞、俞作豫等發動龍州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1930）。與劉伯承等組建了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1949）。

得分1.25（=10/4（四大野戰軍）/2（與劉伯承等分享））。

 

在廣西右江地區11個縣建立了革命根據地（1930）。與師長劉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區開辟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參與指揮百團大戰（1940）。日本投降時，與劉伯承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擴大為太行、太嶽、冀魯豫、冀南等四個地區（1938-1945）。

得分0.25（10/20（20個抗日根據地）/2（與劉伯承等分享））。

 

因支持毛澤東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戰略戰術和正確的土地政策，反對“左”傾路線，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1933）。不久複出。

得分2.5（10/4（與毛澤東等4人分享））。

 

1948年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55萬人。 同劉伯承、陳毅等指揮渡江戰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蘇、皖、浙、贛、閩等省廣大地區（1949）。 同劉伯承等率部進軍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1949）。 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1951）。

得分2.5（10/2（毛任全國總指揮，分享一半）/2（與劉伯承等分享））。

 

1957年反右運動時任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對反右嚴重擴大化負責。

得分 -5.0（10/2（與毛分享））。

 

1962年7月7日，提出要恢複農業生產，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哪種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用哪種形式。同劉少奇一起糾正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錯誤。

得分5.0（10/2（與劉少奇分享））。

 

1963年 7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代表團舉行會談，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原則（中蘇論戰）。

得分 -5.0（（-10）/2（與毛分享）。得負分的原因是1989年中蘇複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與劉少奇同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失去一切職務。1973年複出。

得分5.0（10/2（與劉分享））。

 

1974年 4月，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係統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論斷。 他還出訪蘇聯、法國和美國等，真正具有國際經曆和國際眼光。

得分5.0（10/2（與毛分享））。

 

1975年 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開始全麵整頓，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強調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整頓取得明顯成效。

得分10分。

 

1975年年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度受到錯誤批判。1976年 4月，北京發生悼念周恩來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被撤銷一切職務。 1977年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得分10分。

 

1977年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倡導的作風中的最根本的東西。支持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標準的討論，解放了全黨的思想。架空華國鋒。支持胡耀邦上台，開始大規模平反解放以來曆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但不徹底）。

得分4.0（8/2（與胡耀邦分享））。

 

1977年，恢複高考製度。1986年3月批示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以後簡稱“八六三”計劃。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得分10分。

 

1978年強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但他自己不受此限製。曾在初期公開支持過民主牆運動，但在1979年3月，其態度突然大變，將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的魏京生下令逮捕。

得分 -2.0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與趙紫陽主持、設計改革開放。建立經濟特區。

得分5.0（10/2（與趙紫陽分享））。

 

當政期間，政治改革長期裹步不前，使經濟改革的成果不得擴大。由此產生的官僚腐敗、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加劇等弊病導致了1989年政治風波（“六四動亂”）。

得分 -10分。

 

1978年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特別是一胎化政策）以來，我國的人口控製已取得明顯成效。人口急刹車的做法對我國國勢在短期內有利，在長期內不利。計劃生育由於其執行墮胎等過程慘無人道，廣受國際人士的詬病。

得分0分。

 

1979年發動對越自衛反擊戰，迅速取勝。但未達到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越邊境安寧的預定目標。我軍與越軍的傷亡人數比也對我國不利。

得分2分（-10分與10分之間的及格線）。

 

1980，公審林彪、江青集團，開創了將政治鬥爭訴諸法律的先例，也沒有置政敵於死地。但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責任全部推到林、江頭上。

得分2分。

 

1980年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退休製度，建立中央顧問委員會（1982-1992），幹部隊伍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保證了幹部年輕化。但他自己晚年戀權，以“普通黨員”身份垂簾聽政。為江澤民退休時效法他開了先例。

得分2分。

 

1981年 ，主持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麵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提出必須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決議認為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即七三開）。這個評價不足以服人。

得分2分。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國政府決定裁減軍隊員額100萬，並闡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兩個重要轉變。

得分10分。

 

1987年提出“一國兩製”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對香港、澳門、台灣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不變，就要保證大陸社會主義製度不變。 切實保證了香港和澳門的和平回歸，也為將來統一台灣提供了模式。

得分10分。

 

1987年，針對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數學生鬧事，多次談話指出，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用非法手段迫使胡耀邦下台。

得分-10分。

 

1989年4月，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迫使趙紫陽下台。將與1976年天安門事件性質相似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決定動用解放軍在北京戒嚴。導致武力鎮壓學生運動。

得分-10分。

 

1989年，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

得分4.0（8/2（與趙紫陽分享））。

 

1989年，以軍委主席身份（不惜修改憲法）幹政，實行槍指揮黨，違憲，違反黨的原則。人為指定新的領導集體（第三代）要以江澤民為核心，隔代指定第四代接班人。先讓楊尚昆兄弟為江保駕護航，然後又讓楊家將下台。

得分-10分。

 

1992年南巡，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完成和平演變。鄧是個實事求是的實踐家，在位期間沒有理論貢獻。實在要找他的理論的話，隻有南巡講話中有一點兒了。

得分10分。

 

總評價

 

總得分102.5，失分52分，得失比為1.96：1，即2：1。

總體評價：七三開。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04-1920）

1904年 8月22日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取名鄧先聖。

1909年 進私塾讀書，學名鄧希賢。

1910年 入協興鄉初級小學學習。

1915年 入廣安縣高等小學學習。

1918年 入廣安縣立中學學習。

1919年 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群眾反帝愛國運動。

秋，考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製日貨、聲討賣國賊活動。

1920年 10月，抵達法國，不久入諾曼底區巴耶男子中學學習。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21-1930）

1921年 4月，到克魯梭市施奈德鋼鐵總廠當軋鋼工。月底，辭去工作赴巴黎。

1921年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年10月，進香布朗工廠做工，兩個星期後被解雇。

1922年 2月，進哈金森橡膠廠做工。

1922年夏，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次年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

1923年 夏，參加旅歐共青團支部工作，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 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赤光》的編輯工作。

1924年7月，當選為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書記局委員，同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 春，任中共旅歐支部裏昂地區特派員。

1925年6月至9月，參與組織旅法華人多次舉行的聲援國內五卅反帝運動的大規模示威和集會。

1925年11月，進雷諾汽車廠做鉗工。

1926年 1月，赴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 春，離蘇回國，受中共派遣，到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所屬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工作，任政治處處長、學校中共組織的書記。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1927年7月，到武漢，任中共中央秘書，更名鄧小平。

1927年8月7日，列席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1927年12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28年 年初，和張錫瑗結婚。張於1930年病逝。

1929年 夏，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廣西，領導黨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化名鄧斌。

1929年10月，任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9年12月，同張雲逸、韋拔群等發動百色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任紅七軍政治委員、前委書記。

1930年 2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發動龍州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在廣西右江地區11個縣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31-1940）

1931年 2月，同李明瑞率紅七軍轉戰到江西崇義後，根據前委決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

1931年 4月，在上海寫出《七軍工作報告》，詳述了紅七軍、紅八軍的戰鬥曆程。

1931年 8月，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

1932年 7月，任中共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支持毛澤東打破國民黨軍事“圍剿”的戰略戰術和正確的土地政策，反對“左”傾路線。

1933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1933年5月，遭“左”傾路線打擊，被撤銷職務，受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到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不久，調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

1933年8月，主編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紅星》報。

1934年 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

1934年年底，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35年1月，參加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1935年6月，調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

1936年 5月，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後任主任。

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隨後，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7年8月，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南京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國防會議。

1937年8月25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 1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與師長劉伯承一起在太行山區開辟晉冀豫邊區抗日根據地。

1938年9月至11月，參加在延安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在會上作關於地方工作的報告。

1939年 7月3日，參加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9年9月，同卓琳結婚，後一起回到太行山。

1940年8月至12月，參與指揮百團大戰。這是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帶有戰略性的對日軍的進攻戰役。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41-1950）

1941年4月15日，發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基本理論和政策。

1942年 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

1943年1月26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對五年來對敵鬥爭作了係統總結，概括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對敵鬥爭的重要經驗，並提出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強調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都必須掌握中日矛盾的實質，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以堅持敵後鬥爭去影響全國，爭取戰後團結建國。

1943年7月2日，發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指出發展生產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根據地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是生產的重心。

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與太行分局合並，任北方局代理書記，主持晉冀魯豫地區黨政軍工作。

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時，與劉伯承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擴大為太行、太嶽、冀魯豫、冀南等四個地區。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

1945年9月至10月，為反擊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的進攻，同劉伯承指揮上黨戰役、邯鄲戰役。

1946年6月，蔣介石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麵內戰。

1946年8月至翌年1月，與劉伯承先後組織指揮了隴海、定陶、鄄城、滑縣、钜（野）金（台）魚（鄉）等戰役。

1947年 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

1947年6月30日，同劉伯承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發動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

1947年8月，同劉伯承率野戰軍主力，千裏躍進大別山地區。在國民黨軍重兵圍攻中堅持了大別山鬥爭，把戰線推進到長江北岸，在中原地區站穩了腳。

1948年 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

1948年5月，與劉伯承發起宛東戰役。

1948年7月，與劉伯承發起襄樊戰役。

1948年9月至翌年1月，人民解放軍進行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摧毀了蔣介石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任書記，指揮淮海戰役。淮海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55萬人。

1949年 2月5日，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任政治委員。

1949年3月，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1949年3月31日，為總前委起草《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

1949年4月至5月，同劉伯承、陳毅等指揮渡江戰役，解放南京、上海及蘇、皖、浙、贛、閩等省廣大地區。

1949年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49年10月1日，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49年10月至12月，同劉伯承等率部進軍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

1949年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1949年12月2日，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1949年1950年 2月22日，任西南軍區政治委員。

1949年，領導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權建設、恢複和發展生產。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51-1960）

1951年 領導進軍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7月，調北京，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後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

1953年 10月，出席全國糧食工作會議，代表政務院作關於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講話。

1954年 1月，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

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5年 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代表中央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年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57年 3月至4月，到山西、陝西、甘肅等地視察工作，宣傳貫徹中共“八大”精神。

1957年5月15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

1957年11月，隨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會、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58年 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的擴大會議。會議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1958年9月至11月，到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視察工作。

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作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決議的說明。

1959年 1月，主持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書記會議並作報告和總結發言。會議主要討論年度計劃、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安排等問題。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作關於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說明。

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0年 1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研究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

1960年2月，到河南、安徽、天津等地視察工作。

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會議上講話，強調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庸俗化。

1960年11月至12月，與劉少奇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和81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

1961年 3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廣州舉行的工作會議。作反對平均主義等問題的發言。會議製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會後在廣東考察。

1961年4月至5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印發討論後，和彭真到北京順義、懷柔縣搞調查研究，隨後寫信給毛澤東，就條例中有關供給製、糧食征購、公共食堂等問題提出意見。

1961年8月至9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

1962年 2月6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強調要發揚黨的革命傳統，加強民主集中製。

1962年7月7日，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要恢複農業生產，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哪種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用哪種形式。

1963年 7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聯共產黨代表團舉行會談，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原則。

1964年 6月19日，在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

1964年7月，到吉林、黑龍江等地視察工作。

1965年 3月，針對江青等對文藝界人士和文藝作品的錯誤批判，在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嚴厲批評。

1965年11月至12月，到四川、貴州、雲南等地視察工作。

1966年 3月至4月，在西北地區視察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失去一切職務。

1969年 10月，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縣，在拖拉機修造廠參加勞動。

1970年在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參加勞動。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71-1980）

1971年 9月13日，林彪謀害毛澤東陰謀敗露，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

1972年 8月3日，致信毛澤東，希望再為黨和國家多做幾年工作。毛澤東批示肯定了鄧小平的曆史功績。

1973年 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3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1974年 4月，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在會上係統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論斷。

1975年 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開始全麵整頓，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

1975年1月至10月，在黨的會議上，在關於軍隊、鐵路、鋼鐵、國防工業、科教、農業等方麵的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表講話，提出各方麵都要整頓，整頓的核心是黨的整頓。強調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整頓取得明顯成效。

1975年5月，應邀對法國進行正式訪問。

1975年年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度受到錯誤批判。

1976年 4月，北京發生悼念周恩來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被撤銷一切職務。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 4月10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共中央批轉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意見。

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兩位有關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複鄧小平原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講話指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倡導的作風中的最根本的東西。

1977年8月至9月，多次召開座談會，強調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領導和推動科技和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

1978年  3月8日，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

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係統地論述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性作用。

1978年9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朝鮮。後到東北三省、河北省、天津市視察，反複強調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得到滿足。

1978年10月10日，會見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中國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發展的起點。

1978年10月11日，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詞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訪問日本，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儀式。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不斷波浪式向前發展的大政策。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會議標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曆史時期。

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強調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1979年6月28日，會見日本公明黨第八次訪華團。談話時說，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製。民主和法製兩手都不能削弱。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提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今後長期工作的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麵。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擴大企業自主權，有利於發展生產，必須堅持。

1979年10月19日，在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講話指出，我國新的曆史時期的統一戰線，已經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

1979年11月26日，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談話時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中提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

1980年 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強調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幹擾它，衝擊它。

1980年4月至5月，多次談話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強調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有關負責人談農村政策問題，強調要因地製宜，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

1980年7月，到四川、湖南等地視察工作。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報告時指出，對現行製度存在的官僚主義、家長製作風、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特權現象和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等弊端，必須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製度，幹部隊伍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1980年8月21日、23日，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提問時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1980年9月，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麵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提出必須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提出，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

1981年8月，視察新疆。

1981年9月19日，在華北某地檢閱軍事演習部隊，講話時提出，要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1982年 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四項必要保證：體製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整頓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強調一手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

1982年5月6日，會見利比裏亞國家元首多伊。談話時說，我們一方麵實行開放政策，一方麵仍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

1982年8月21日，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談話時重申，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綱領。

1982年9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

1982年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召開，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決定他任中央軍委主席。

1982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去四川訪問。

1982年9月24日，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闡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為以後中英兩國政府的談判定了基調。

1983年 1月12日，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

1983年2月，視察江蘇、浙江、上海等地。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話時明確提出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

1983年7月1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出版發行。

1983年7月8日，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

1983年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必須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

1983年10月1日，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

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講話，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

1984年 2月，在視察廣東、福建後，肯定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建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指出，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諾。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1984年10月，多次談話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根本政策；對內搞活經濟，首先從農村著手。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現在改革由農村轉入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服務業，還包括科教、文化等領域，是全麵改革。

1984年12月19日，出席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1985年 1月19日，會見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代表團。談話時說，中國的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政策，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

1985年3月4日，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談話時指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

1985年3月7日，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作《改革科技體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講話。隨後作即席講話，強調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1985年3月28日，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4月15日，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副總統姆維尼。談話時說，我們的經驗教訓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1月19日，會見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代表團。談話時說，中國的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的政策，是一項長期持久的政策。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

1985年5月19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各級黨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強調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如果隻抓經濟，不抓教育，那裏的工作重點就是沒有轉移好或者說轉移得不完全。

1985年6月4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國政府決定裁減軍隊員額100萬，並闡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兩個重要轉變。

1985年7月11日，在聽取中央負責人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指出，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後的持續發展。要抓住時機，推進改革。

1985年8月28日，會見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談話時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1985年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強調改革中要始終堅持公有製占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幹部理論學習。

1986年 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強調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製。指出，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1986年1月至2月，到四川、廣西等地視察工作。

1986年3月5日，對四位科學家提出的關於跟蹤世界高技術發展的建議批示：“這個建議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簡稱“八六三”計劃。“八六三”指1986年3月。

1986年3月28日，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談話時說，我們現在搞兩個文明建設，一是物質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我們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這兩個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1986年4月19日，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剛、王寬誠、霍英東、李兆基等。談話時說，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

1986年8月，視察天津市。

1986年9月2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鍾”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采訪，就中蘇、中美關係問題，台灣問題，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問題等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1986年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草案時講話指出，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1986年9月至11月，多次談話闡述政治體製改革要與經濟體製改革相適應，要向著三個目標進行：一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幹部的年輕化；二是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調動基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1986年12月19日，在聽取中央幾位負責人匯報當前經濟情況和明年改革設想時指出，企業改革，主要是解決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的問題，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

1987年 1月至3月，針對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數學生鬧事，多次談話指出，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1987年2月6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

1987年4月13日，出席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講話，闡述按“一國兩製”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不變，就要保證大陸社會主義製度不變。

1987年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談話時係統闡述中國經濟發展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達到500美元，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實現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1987年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談話時提出，中國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在談到黨與黨之間要建立新型關係時說，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的國家的事情不應隨便指手劃腳。

1987年7月4日，會見孟加拉國總統艾爾沙德。談話時指出，中國方針政策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實行改革開放，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

1987年8月29日，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讚蓋裏。談話時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製訂規劃。

1987年10月13日，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談話時說，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

1987年11月，根據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任中央軍委主席。

1988年 1月23日，在一份關於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中批示：“完全讚成。特別是放膽地幹，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

1988年5月2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談話時指出，我們現在要進一步改革，進一步開放。我們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改革開放的步子要更快一些。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1988年9月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1988年9月12日，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指出，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千方百計把教育問題解決好，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問題；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中央要有權威。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

1988年10月24日，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強調，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1988年11月2日，在祝賀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時題詞：“加速現代化建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

1988年12月21日，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談話時提出，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

1989年 2月26日，會見美國總統布什。談話時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離開國家的穩定就談不上改革開放和搞經濟建設。

1989年3月4日，同中共中央負責人談話，指出中國不允許亂。十年來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麵，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

1989年4月，針對北京發生的動亂，兩次發表談話，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平息動亂、穩定局勢的決定，表示完全讚同和支持。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1989年5月16日，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

1989年5月至6月，在平息動亂前後提出，中國共產黨要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新的領導集體要以江澤民為核心。在談到當務之急時強調，要在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和懲治腐敗方麵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常委會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

1989年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這次事件爆發出來，促使我們冷靜地考慮過去和未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製定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三部曲”發展戰略目標，都沒有錯。今後要繼續堅定不移地照樣幹下去。

1989年6月，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9年8月，《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出版發行。

1989年9月4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對國際局勢我們要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

1989年11月20日，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誌，暢述第二野戰軍的光輝戰鬥曆程。

1989年12月1日，會見以櫻內義雄為團長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主要成員。談話時指出，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

1990年 2月17日，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

1990年3月3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社會主義製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1990年3月，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接受鄧小平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鄧小平生平大事年表（1991-1997）

1991年 1月至2月，視察上海。同上海市負責人談話時提出，抓緊開發浦東，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1991年8月20日，同中共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1992年 1月至2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重要談話，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斷是非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強調要抓住機遇，大膽改革，加快發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確定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提出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鄧小平會見了出席十四大的全體代表。

1993年 11月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發行。中共中央舉行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江澤民發表重要講話。

1994年 11月2日，經修訂增補的《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改稱《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出版發行。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