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異數,近半數公民讚成獨立,年輕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國慶節” ,隻要你到亞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們要求獨立的狂熱氣氛,”魁北克萬歲!”的口號一呼百應。魁北克人還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開的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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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啊,難忘的1956!

(2009-01-19 19:10:02) 下一個

 20 啊,難忘的1956

山東省教育廳召開“全省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會議”,青島市教育局派遣一個5人小組出席,我是其中的一員。其餘4人一是教育局的幹部,一是一中的副校長崔北川,另外兩人是某校的團委書記和某校的少先隊總輔導員。我們到達濟南住進了珍珠泉省府招待所。

珍珠泉是濟南72泉中的名泉之一,坐落在濟南市泉城路北的一座幽雅的園林中。園中林木陰翳,花影扶疏,亭台古雅。泉池占地約一畝,泉水清澈,從池底泛起無數串水泡,宛然一串串珍珠,池中養著尺許長的鯉魚,嬉戲於滿池大小珍珠之間,極稱觀賞。珍珠泉與趵突泉齊名,趵突泉則像一口沸騰著的大鍋,鼓浪湧波,十分壯觀。兩泉一靜一動,一嫻淑溫柔,一英武雄健,恰如美人與英雄各領風騷,成為濟南最負盛名的兩大景觀。由於省府招待所設在珍珠泉,謝絕遊人,故我在濟南工作兩年都無緣一睹其風采,這次能趁開會之便,得與之朝夕相處,也算是機緣不淺了!

5人小組中,我獨與崔北川意氣相投。會餘之暇,我倆總在一起散步、談心。見解、認識多有相通之處,頗有相見恨晚之慨。崔北川說:他早就認識我,我十分驚訝,問其緣故。他說:“那時我還沒有轉業,在海軍基地司令部裏聽過你講教育學。”他極口稱讚我的講演。

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傳達之前先宣布紀律,不許記錄,不得外傳。這個秘密報告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前奏,但一直沒有公開發表,直到23年之後打倒了“四人幫”才公諸於世。它的主要內容是提出了人民內部存在著十大矛盾,指出矛盾的產生是由於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民主、幹涉過多、懷疑一切等不良傾向導致了黨內關係的不正常,黨群關係的不正常,阻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等等。毛澤東用詼諧的語言嘲諷了一些人看見別人“兩人在一起就認為是在搞陰謀,三人在一起就是開秘密會議”,搞得人人自危,關係緊張,影響團結……

報告的每一句話似乎都說到我們心裏了,是我們早已感到了而不能說,不敢說,也不會說得那樣深刻而全麵的。這是最高領導體恤民情的報告,要發揚民主了,要給人民更多的自由空間了,要讓人民生活得更輕鬆更舒暢。這顯然比周恩來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更激動人心。周的報告隻是給知識分子一點寬容罷了,這個報告卻是要改變全國的政治生活,是實現民主政治的號角。

聽完傳達,我和崔北川興奮得跑到大街上去買汽水喝,不是為了消暑解渴,而是為了以汽水代酒,舉瓶祝賀,祝賀國家的前景將是一片光明。

崔北川說:“我最佩服的是華盛頓,華盛頓在領導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部隊擁戴他做皇帝,他拒絕了,他毅然還政於民,人民還是選舉他做了總統。毛主席和華盛頓一樣,毛主席完全有條件實行軍事獨裁,但他還是主張民主政治的。”我說:“華盛頓不能與毛主席相比,資產階級的優秀領袖隻是克製了自己某些私欲,無產階級的領袖根本沒有私欲。毛主席決不會想到獨裁,他的胸懷是解放中國人民和解放全人類。”崔北川說:“人總歸還是人,都有人的弱點,你看法國大革命開世界民主革命之先河,拿破侖也是民主革命潮流中湧現出的精英,等到他戰功顯赫、功成名就的時候,他就丟掉了他民主革命的初衷,做起皇帝來了。”我說:“這也表現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全國解放以來,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這種狂熱不亞於當年法國人擁戴拿破侖,但是毛主席不受影響,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堅定性。”

崔北川轉換了一個話題說:“中國的民主政治多麽不容易實現啊!辛亥革命後,大小軍閥都打著革命的旗號割據稱雄,互相攻殺,人民遭受的痛苦不亞於滿清的專製統治,蔣介石總算統一了中國,但是掛著民國的招牌,卻做著不戴皇冠的皇帝。毛主席這個報告要真正揭開民主政治的大幕了!”我說:“是的,沒有民主法製自由平等的社會,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解放,精神解放了才會產生積極性和創造性。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自然懂得,不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崔北川點點頭說:“心情舒暢遠比物質享受重要得多,我常替那些生活在皇帝跟前的大臣們想,他們的榮華富貴自不必說,但是他們每天如履薄冰,兢兢業業的日子也夠難過的了,隻有到了致仕還鄉的時候才能輕鬆地喘喘氣。”我說:“是呀,要不然嚴子陵為什麽不去做官,寧肯跑到富春江去釣魚!我想諸葛亮在吟‘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時候遠比他寫《出師表》的時候要自在得多!”

我們談得高興,一瓶汽水喝完了,再來一瓶,擎著瓶子漫步在珍珠泉外的馬路上,旁若無人,海闊天空,隨興之所至無拘無束地談著。

閉會之後,我帶著喜悅的心情回到青島。喜事接踵而來,工資評審的結果批下來了,我的工資由原來評定的等級上提高了一級,原來我和齊輝評為同一級,現在比她高了一級,這不僅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也說明上級對我的工作的一種肯定和嘉獎。與此同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來函催我去北京簽定《青春》的出版合同,信中劉重告訴我出版社將以稿費的最高標準付酬,這是出版社對我的一種鼓勵。

啊,難忘的1956!從精神到物質都是我前半生登峰造極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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