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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沒有退路
1939年春,我上高中二年級的第二學期。
《陝北日報》編輯部為了提高報紙的文化品位,在報紙上開辟了副刊園地,約請了各界人士參加編輯。首先邀請了《大公報》駐榆林記者楊令德編一個副刊,也約我編一個。我很高興給了我這樣好的一個鍛煉機會,我知道有些作家就是從辦報紙編副刊開始他們的文學生涯的。我把副刊定名為《北辰》,取意於《論語》上的“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表現了我當時不可一世的狂妄心態,因為聽編輯部的人說:將有五六個副刊問世。我把自己編的副刊稱作“北辰”,其他的副刊當然就是“眾星”了。
榆林沒有多少文化人,報社請不到更多的人來編副刊,編輯部隻好自己編了一個。
我沒有編輯經驗,也沒有人給我以指導,其實編輯的主要任務是組稿,如果組稿得法,是可以輕鬆地完成任務的。我編的刊物,應該是一個學生園地,有一條組稿的捷徑,那就是去請三個中等學校的
上高中的前兩年,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學習以外的各種活動中了,我的學習受到了很大影響。憑考試前夕的臨時抱佛腳,各門功課還能勉強及格,至於是否老師給了我“印象分”、“感情分”或“照顧分”,我就不清楚了。
到了第三學年,我真的恐慌起來了,隻有一年的時間,麵臨著兩大難關,一是畢業會考,一是大學入學考試。我深知自己學的那點兒糊弄人的知識比海綿還暄,是經不起擠壓的。平常的期考年考,考查的知識範圍小,而且都是剛學不久的東西,容易應付。未來的兩大考試都是要考查三年總成績的啊!最後這一年,既要學好當年的功課,還要補學前兩年的舊課(對於我來說不是複習,而是補學),談何容易?心裏沒有底兒,怎能不恐慌萬狀?那時候學校裏對畢業班沒有特殊的複習輔導的舉措,校外也沒有補習班、輔導班一類的設施,隻能依靠自己了。
在各門功課中我學得最差的是《三角》。那是第一學年的課程,正是我狂熱地投入各種宣傳活動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做過習題。教《三角》的老師是校長楊爾琮,也許是他對我的學習比較放心,也許是他有意照顧我,他沒有檢查過我的作業。《三角》裏的公式特多,當時沒有認真做過練習,時隔一年,早已忘得幹幹淨淨的了。我們所用的課本是《葛氏三角》的英文版本,補學起來就多了一層文字上的障礙,但我別無選擇,必須硬著頭皮啃這塊硬骨頭。經過兩個多月的課餘時間的拚搏,終於補學了一遍,覺得效果不錯,於是對於補學別的功課就多了一點信心。如果說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就是不會完全喪失信心,信心可能使我做出蠢事,卻也能支持我去克服困難。盡管如此,心裏的緊張程度沒有稍減。連做夢也常常做沒有複習好就要去參加考試的噩夢。
1940年我高中畢業。按慣例會考應在省城西安舉行,這一次卻臨時決定分區舉行,榆林是一個考點,由省教育廳統一出題派員來監考。大學入學考試以往是各校自行招生,這一年改為統一招生,西安設一考點。按公布的兩種考試的時間相距不遠。如果我們在榆林會考之後再起程趕赴西安,勢必要耽誤了大學統考。為此我們要求學校向教育廳反映;要麽畢業考試提前舉行,要麽我們到西安去參加會考。但是教育廳駁回了我們的合理要求,堅持執行原計劃,並強調時間並不衝突。教育廳的官僚們居然不會計算我們所需的旅程時間。我們心急如焚,卻束手無策。
教育廳的督學來了,畢業會考如期在榆林舉行。平日考試,我都是坦然去參加,這一次真是如臨大敵,精神極度緊張,每堂考試交卷後都像做了一場夢,大部分的試題都忘掉了,更想不起來自己是怎樣答的卷子,因此就無法判斷其結果如何。
會考結束後,我和十多位準備升學的同學匆忙雇騾轎赴西安,去趕那不可能趕上的大學統一招生。
這次行動對我來說是一次盲目冒險。按我的家庭境況,沒有供我上大學的經濟力量。當年媽媽從郭黑手中收回房地契之後,立即把那點兒微薄的產業賣掉了。姐姐婚後我們就離開了郭家大院,搬到北街租房住。家裏向無積蓄,隻依靠姐夫的薪金度日。1936年姐姐師範畢業,當了小學教師,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僅僅一年的時間,抗戰就開始了,隨即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工薪收入者隻能勉強維持而已,哪兒有力量供給一個大學生?我隻有考上公費大學才能圓大學夢。然而趕上統考的可能性就很小,公費大學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不過我不甘心囿於閉塞的榆林,我認為外邊是廣闊的天地,事在人為,機會總是有的。就是抱著這種幻想決定出去闖蕩。
媽媽和姐姐盼望我成才心切,沒有阻攔,盡力為我湊足了赴西安的單程旅費。這就注定了我沒有退路。雖然前途一片茫然,我卻是樂觀奮發地離開了親人,離開了我的出生地榆林。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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