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赴澳大利亞發展的背景——淘金熱

華人赴澳大利亞發展的背景——淘金熱

英國在澳大利亞建立殖民地之後，先是將其作為罪犯流放地，然後再轉向鼓勵自由移民。從1830年代開始，殖民當局就大力推行以牧業為主的自由移民政策，以促進澳大利亞土地的開發。隨著來自英國的自由移民牧羊業主不斷向內陸地區進發，大肆圈地開墾圍欄牧羊，期間也總是有發現金屬礦藏包括黃金的信息傳出。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官方不是對此信息視而不見，就是極力阻止其擴散，因而澳大利亞有黃金的信息並未引起漣漪。究其原因，主要是當時流放犯人的政策尚未廢除，在1850年澳洲450,000的總人口中，包括那些過去幾十年中從英國運來的總計160,000人的流放犯，其中大多已經釋放和即將釋放，但還有大約占總人口2%的流放犯仍在服役中，如果失去控製，放任他們去淘金，對於社會秩序和管理是個很大挑戰；殖民政府的管理者當時皆為英國外派官員，自然以穩定為其要務；而且，牧羊業正在發展和擴張之中，對勞力需求很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淘金，其吸引力將會對牧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1]

1848年，北美的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發現金礦，吸引了全世界各國的人群前往尋找發財致富機會，形成了舉世聞名的淘金熱。澳大利亞的居民和新移民得此消息，亦深受影響，迅速加入這一淘金浪潮。據資料顯示，在當年淘金熱剛剛開始時進入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數千淘金人中，就有來自澳大利亞的被釋放和仍在服刑而逃出的流放犯。從1849年4月到1850年5月，從澳大利亞奔赴加利福尼亞淘金的男性就有11,000人之多，其中僅從悉尼出發的就占了7,500人。[2]澳大利人對加利福尼亞淘金熱的積極參與，反過來也改變了澳大利亞的發展進程。

愛德華•哈格雷夫斯(Edward Hargraves)就是造成上述改變的關鍵人物。哈氏是1832年從英國赴澳的移民，是1849年從悉尼(Sydney)奔赴加利福尼亞淘金潮中之一員。因加州淘金熱到1850年底就快速降溫，他便和一些澳洲淘金人打道回府，1851年1月回到澳洲。由於此前已經積累了或多或少的淘金經驗，盡管他沒有多少地質學和礦物學方麵的理論知識，但相信與加利福尼亞金礦地質結構相似的澳洲地貌，也極有可能會蘊藏黃金。於是，剛剛返澳的哈氏便在2月初邀了幾個夥伴前往悉尼以西200公裏處的巴瑟斯特(Bathurst)一帶尋金，一周以後他們就在附近一條河濱找到大金塊。英國有個從中世紀沿襲下來的古老礦產法，即私人不得挖掘黃金。為此，哈氏一方麵向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當局匯報金礦的具體位置，主要目的是想得到政府賞金，另一方麵他又故意把上述大發現的消息透露給了媒體。一石激起千層浪，該消息頓時在悉尼引起轟動。那些曾經闖蕩加利福尼亞的人帶回的經驗，已使普通人認識到參與淘金熱幾乎沒有門檻，沒趕上前往北美一夜暴富機會的人們無論如何不肯錯過在家門口發財的機會。到5月下旬，就有數百人從悉尼湧到了巴瑟斯特。隨後巴瑟斯特一帶金礦林立，由此帶來的澳大利亞淘金熱已勢不可擋。對此，新南威爾士當局審時度勢，隨後頒布法令，允許人們自行淘金，不過必須繳納象征性的金礦開采許可費以表示對皇家所有權的尊重。[3]

而在這一年的7月，維多利亞(Victoria)從新南威爾士剝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殖民地。也是在這一時間前後，墨爾本(Melbourne)周邊200英裏範圍內多處也發現了金礦，尤其是在其西北方麵的克倫斯(Clunes)、卡斯爾梅恩(Castlemaine)、巴拉瑞特(Ballarat)和本迪戈(Bendigo)發現的金礦屬於衝擊層砂金，位於表層，易於開采，且藏量相當豐富。[4]消息一出，頓時吸引了大批人員前往。這些金礦場所處區域，地勢沒有新南威爾士所發現的金礦場那麽崎嶇，相對也更易於交通，且比較密集。[5]許多當地人丟掉城裏工作，湧向荒野，尋找運氣，冀望短期暴富。世界其它地方的各色人等，得獲消息，也從四麵八方湧來淘金，以攫取發財機會，使得維多利亞成為距美國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興起未及幾年後的又一個世界級的淘金熱點。[6]新南威爾士雖然發現金礦更早些，其開發規模反而落在維多利亞之後。此前廣東人去往加利福尼亞淘金，將那裏稱為“金山”；現在這同一個地區的人南下奔赴澳洲淘金，那裏也是金山，而為區別前者之故，維多利亞就被稱之為“新金山”。

早在1848年加利福尼亞淘金熱出現之後，消息也傳到了中國。富有冒險精神並早有海外闖蕩經曆的廣東人就積極行動起來，通過已經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大批前往，以求能在短期盡快致富，且以主要是來自廣東省四邑(即新會、新寧[台山]、開平、恩平四縣)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各邑之民眾為主。[7]在當時的情勢下，奔赴海外淘金致富不僅僅是傳說，也是現實，具有強大的示範效應。[8]由是，三年之後澳大利亞金礦(主要是維多利亞金礦)的發現，對於急於打破貧困狀態、改變自身環境的粵人，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而且這也是除了赴加利福尼亞淘金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大批中國人來到維多利亞，除了因香港經營中澳間航海業務的各船務公司為招徠搭客，在香港和廣州等地大量散發中英文宣傳品，把澳洲說成是遍地黃金的天堂，以吸引因民生艱難正在尋找出路的中國人(主要是廣東人)[9]，在很大程度上與首位抵達維多利亞的華人雷亞妹(又稱雷亞梅或雷梅Louey Ah Moy，也寫成Louis Ah Moy)有關。[10]雷亞妹是廣東省新寧縣人，生於1826年，成年後去往英屬馬來亞，在檳城(Penang)漆木街開店以木匠為業。因受雇為一位英國船長在墨爾本建造三棟房子，他於1851年初抵達該地。在完成合同收獲應得工錢後，作為自由移民，他也加入到前往巴拉瑞特和本迪戈的淘金人群中，且運氣極佳，短期內所獲不菲。為此，他隨即修書一封，寄往中國家中，通告消息，敦促其幼弟即刻束裝前來，抓住良機，共同富裕。但該信並未送達其弟，而是被香港或廣州當地洋行職員或郵差私拆，為信中所述掘金收獲前景所吸引，將澳洲維多利亞的淘金信息在廣東省四邑及珠三角地區傳播開去。受此影響，自1852年開始，大批廣東人通過香港湧入澳洲，主要是進入維多利亞，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新金山淘金熱。1852年，第一批得到上述消息的廣東人通過雇主或商家安排來到維多利亞淘金；次年他們中的19人回鄉，又帶回一批人來到礦區掘金。[11]到1861年，澳洲已聚居有約40,000中國人，最主要分布於維多利亞，其次是新南威爾士，占當時在澳總人口的3.3%。[12]而當時來澳掘金及從事相關商業生意及做工的廣東人，是以四邑人為主[13]，尤其是來自新寧和新會兩縣者占了絕大多數[14]，因而澳洲媒體後來認為，這實際上就是雷亞妹提供澳洲發現金礦信息的結果，並稱是由其一封信，引來了37,000中國人。[15]

維多利亞是當時華人湧入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這也是華人將此處稱為金山的主要原因。1859年，來到維多利亞淘金的中國人達到了高峰，有45,000人之多；[16]但到1867年，就隻剩下約20,000人。[17]一方麵，是維多利亞殖民政府對入境華人實施了種種限製，當地白人礦工也對大批湧入的華工產生厭惡及抵觸反對和敵視，導致自1859年之後華人入境人數減少；[18]另一方麵，地表衝擊層砂金至此已大致開采完畢，剩下的要有足夠的機械和工具往地下岩層開采方可有所收獲，簡單勞作的華人缺乏資本，無法適應這種需求，導致許多人離境返鄉，或是他往尋找新的機會。而此時新南威爾士的金礦場(主要是地表衝擊層砂金)不斷發現和開發，許多在維多利亞淘金的華人便北上前往新南威爾士的各地礦區，尋找新的機會。

簡言之，人口的增長是催生商業的土壤，大批華人到來及發散，為在這些地區華人聚集地(以唐人街為主要特征)及其商業網絡的建立打下基礎。

粟明鮮 20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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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ines, Robin. “Indigent misfits or shrewd operators? Government-assisted emigrant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Australia, 1831–1860.” Population studies 48.2 (1994): 223-247; Richards, Eric. “How did poor people emigrate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Austral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2.3 (1993): 250-279.

[2] Monique Galloway, "California Gold Rush: The Sydney Ducks in San Francisco", in https://www.thecollector.com/california-gold-rush-the-sydney-ducks-in-san-francisco/ (accessed 2023/2/11).

[3] Bruce Mitchell, “Hargraves, Edward Hammond (1816–1891)”,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National Centre of Bi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adb.anu.edu.au/biography/hargraves-edward-hammond-3719/text5837, published first in hardcopy 1972, (accessed online 2023/2/13).

[4] 詳見：James Flett, The history of gold discovery in Victoria, Melbourne: Hawthorn Press, 1970.

[5] Edward Shan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170.

[6] Marion Littlejohn, "The first mining boom: The impact of the gold rushes on Colonial Victoria," Agora 48.1 (2013): 20-23.

[7] 李圭撰：《東行日記》，載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二帙第二冊，葉九十四至九十五，上海：著易堂，1891年。

[8]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8.

[9] 劉渭平：《澳洲華僑史話——華僑海外開發史之四》，台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6年，第7頁。

[10] “雷梅逝世”，《東華報》(Tung Wah Times)，1918年5月18日，第7頁。文中稱其為“澳洲域多厘省華人抵境之始祖也”。“域多厘省”，是當時澳洲華人對Victoria的中文通常譯法。

[11] 見梅偉強、張國雄主編：《五邑華僑華人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頁。

[12] Wilson Au-Yeung, Alison Keys and Paul Fischer. "Australia-China: Not just 40 years” Archived 2013-01-30 at the Wayback Machine, Economic Roundup, 2012(4). 當時在新南威爾士的中國人約為7,000人，主要是在金礦區。可見早期來澳淘金的華人主要聚集在維多利亞。見：”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 Museums of History New South Wales, https://mhnsw.au/stories/general/chinese-goldfields/ (accessed 2023/2/14)。

[13] 楊進發著：《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姚楠、陳立貴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頁。

[14] C. 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Press, 1975, p. 79-80.

[15]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Story of the Gold Fever-One Letter Brings 37000 Immigrants”, Elmore Standard (Vic.), 25 May 1918, p. 6.

[16] 統計顯示，1850-1859年的十年間，循海路在維多利亞港口登陸入境的華人有24,222人，從其它殖民地港口登陸經陸路進入維多利亞的華人淘金工有19,381人。而同期經海路離開維多利亞回國的華人有13,871人，經陸路離境他往者則有11,000人。見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185。

[17]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John Ferres, Government Printer, Melbourne: 5 March 1868, p.21.

[18] Cronin, Kathry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p.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