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牛哥文章之二：記父親“牛哥”在文革中二三事

記父親“牛哥”在文革中二三事

    1966年，父親剛調到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總校”任副校長。此時正值文革初起，學校原來的老校長、書記已紛紛被抓回學校批鬥、遊街，形勢混亂。他因剛到任而少人相識，暫時未受到衝擊。這時，父親利用他幹過地下工作的經驗，將被揪鬥的原共大黨委書記張宇晴伯伯藏在家中，由家裏幾個孩子輪流送飯，使其躲過了文革初期紅衛兵亂抓人、亂打人的瘋狂。

    隨著文革一天天走向無序，紅衛兵開始成立各種組織，所有任職的各級領導無一幸免地遭受到各類衝擊。那時我們五個孩子還小，高音喇叭成天對著家裏播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開始是抄家，後來是將父母抓去掛牌遊街。母親被剃了陰陽頭，胸前掛著用鐵絲串起的極端侮辱人格之巨大胸牌，要每天定時到指定的位置去“展覽”階級異己份子身份。記得大約是1967年的某一天，父母親又被“共大總校”最大的紅衛兵組織抓走了，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把父親抬回來。此時的他已完全不能站立，頭上亂七八糟地纏著沾滿鮮血的繃帶。聽父親說，紅衛兵把他抓去，讓他簽字開除當時的校長黎超等其他校領導的黨籍。如果不簽，先是“坐飛機”（就是將雙手反綁吊起），然後就是用皮帶頭抽打，用帶鐵釘的特製皮鞋踢頭。父親受此重刑，仍沒簽字，嚴辭拒絕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我們黨從沒有這樣的規矩，可以以這種方式隨便開除一個人的黨籍”。後來聽說，在被逼簽字開除他人黨籍的數十人中，父親是唯一被打得頭破血流，仍堅持原則不簽字的牛人。晚年時他曾對我們說：:“抗戰、解放戰爭都沒流過這麽多血，受過這種侮辱，這種嚴刑拷打，沒死在對敵鬥爭的戰場上，差點死在紅衛兵手裏………”

    文革時期，全國武鬥全麵開打，什麽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都在這個文革大舞台上輪番表演。各派都打著“誓死保衛毛主席”的旗號，大打出手，並扛起了真槍真炮，你來我往地幹了起來。大約1967年（記不清具體的某天），某紅衛兵組織裏一位佩服父親硬骨頭的人跑來家裏說，他所屬的造反派組織，已決定裹挾父親去打駐紮在江西“溫家圳”的另一派紅衛兵組織。因為他們知道，隻有父親真正帶過兵，摸過槍，打過仗。此時此刻，情況十分危急，父母親當即決定出外躲避。記得母親找來一頂破草帽，戴在父親頭上，一根草繩綁在父親腰間，把家裏所有的全國糧票和錢都交給父親。父親就像當年在滇桂黔邊打遊擊一樣，化妝成農民，還帶著家裏僅存的一副全國地圖“逃跑”。父親晚年回憶說，他那次先是越過“共大”的後山，再沿著鐵路線，跑到離南昌很遠的一個叫“樂化”的小站，爬上火車去了北京，找到時在北京軍事科學院工作的戰爭年代的戰友唐才猷、廖華、林傑伯伯。他實在想不明白，這個國家怎麽會變成如此無序而又瘋狂荒唐……，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豈能讓這幫無知的紅衛兵、造反派踐踏胡鬧？他要向中央反映地方情況。眾所周知，當時他的戰友們雖然在部隊，但也處境艱難，沒有人能回答他這個問題。記得父親逃走後，母親又被紅衛兵造反派抓去審問，他們讓母親掛著大牌子，白天站在烈日下暴曬，晚上站在課桌上，頭上頂著大燈泡，引來各種蚊蟲叮咬，造成皮膚潰爛，慘不忍睹，多次昏倒在地。這種慘無人道之酷刑所留下的腦震蕩後遺症，給母親造成終身病痛。

    文革結束後，我們才知道，父親逃走後發生的“溫家圳”武鬥，是江西省文革中死傷人數最多的武鬥事件，參與武鬥的組織罪行累累，影響極其惡劣。幸虧父親機警逃過了這一劫。

牛哥子女
2014年11月15日
美國亞特蘭大

1958年10月黃建涵從武漢轉業赴江西前，與夫人張世英及孩子們合影。


雲南解放後，滇桂黔邊縱隊原“老一團”部分戰友合影。前排左起：十支隊司令員黃建函、縱隊參謀長黃景文、新一團團長金耀烈；後排左起：四支隊司令員廖華、一支隊政委梁家、司令員林傑、副司令員楊守篤

[鬼穀雄風]

有傳聞說，文革武鬥時，因1959年支持彭德懷而被貶為某省廳長的鍾偉將軍也是各紅衛兵組織極力籠絡討好的對象：都希望他幫自己這一派進攻另一派。看到那些連槍都拿不好不成章法的愣頭青，鍾偉急啊，差點兒就想上陣指導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