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陳濟棠取代李濟深是蔣介石的陰謀 / 李複材

以陳濟棠取代李濟深是蔣介石的陰謀

李複材

　　1926年，舊國民黨舉行北伐之時，李濟深（字任潮，廣西蒼梧人，北洋陸軍預備大學第一期卒業）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第八路軍總指揮、廣東省政府主席和西南政治分會主席而座鎮廣東，對後方廣東的綏靖工作，不遺餘力，確是全心全意秉承孫中山先生遺誌，為革命而奮鬥。其用人用事，也一向大公無私，既無派係之分，也無鄉族宗派之念。1928年間，應邀到南京開會即被蔣介石扣留，囚禁湯山。當時在社會上曾有過這種讕言，謂李濟深與香港總督金文泰交往，勾結英帝國主義。其實，香港總督金文泰確是來過廣州訪問，而李濟深也曾在軍艦上鳴炮21響，借表歡迎客人，此亦不過是國際間的一種官場應酬禮節，絕不存在李濟深有什麽勾結英帝國主義的證據。說李濟深被蔣扣留，是因有勾結英帝國主義之說，概是假的，不足置信。

　　究其實蔣介石扣留李濟深的原因是什麽？原是蔣介石這個人背叛革命，實行法西斯軍事獨裁專政。蔣介石雖然到過保定軍校和日本士官學校讀過書，可是他的本質，乃是政治流氓，陰險成性，手段毒辣，猜忌極深，排除異己，這就是蔣介石一身之能事，他之借在南京開會將李濟深扣留，事實是這樣，說李濟深是大桂係主要人物，將來會反蔣討蔣，乃是真的。

　　事情也的確是這樣，李濟深接兼西江善後督辦師至梧州，任黃紹竑（字季寬，廣西容縣人，保定軍校卒業）為會辦，實桂係軍閥，窮年兵連禍結，李之所以任黃為會辦，可算是調和了廣西軍人，尤其是廣西最有實力的軍人李宗仁（字德鄰，廣西桂林人，桂林陸軍速成學校卒業）與黃紹竑之間的合作，甚至調和了廣西的內戰和兩廣的內戰。概是李濟深的掬己衷心，李濟深還介紹了桂係以白崇禧（字健生，廣西桂林人，保定軍校卒業）為代表到廣州會見鮑羅廷（俄國顧問），當時白還在李濟深麵前稱譽鮑羅廷為東方革命聖人。從此桂係諸領袖如李宗仁就取消他自封的廣西定桂軍總司令軍銜，黃紹竑也取消他自封的廣西討賊軍總指揮軍銜。後由李濟深介紹加入國民黨。北伐時李宗仁就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白崇禧就任了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黃紹竑就任了廣西省黨代表、廣西省政府主席和國民革命第十五軍軍長，留軍廣西。因此，大桂係中的領袖人物在舊國民黨時代，擁有如此的政治地位，軍事權勢，猶李濟深與有力焉。蔣介石以為李濟深是廣西人，桂係諸領袖也是廣西人，難免無宗派鄉黨關係，況且李濟深與桂係諸領袖的私人交誼，可為由來已久，由淺而深，表麵看來，似屬桂係中人，難免激發起蔣介石的猜忌，認定李濟深桂係一鼻孔出氣，是桂係人物者，此其一。

　　1927年12月，廣州張（發奎）黃（琪翔）事變，廣州附近的工農兵學群眾，同時也在廣州舉義暴動。當時在廣州舉義暴動的人，頸上都掛了一條紅帶為號，暗中表示是共產黨，社會上說是“紅帶友”。同時廣州三江各地的土匪地痞，也乘機躍動，禍患地方，故此，李濟深確感自己之兵力不足，同時也為鞏固革命策源地後方之廣東，遂有借助桂係黃紹竑之意，任命黃為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黃親率其第15軍之第2師（師長黃旭初）、第3師（師長呂煥炎）及一個獨立旅（旅長韋雲淞）的兵力，長驅入粵，以應李濟深之邀來協助為廣東平亂及綏靖工作為名，與黃祺翔軍（稱第4軍，軍長原本是張發奎，副軍長是黃祺翔，事變後張已離開部隊，由黃代任軍長），鏖戰於廣東東江潭下一帶，結果桂係戰勝，4軍敗走，本來桂軍戰勝了4軍之後，應該率隊返桂，但黃紹竑又假擬名謂廣東綏靖事宜尚需有待，得將其第2師調往東江五華、老隆、紫金（廣東縣地名）一帶；調第3師駐節北江、曲江、樂昌、砰石（廣東縣地名）一帶；久駐不歸，用意何在？當時黃紹竑本人則住於廣州東山葵園，黃的西路軍總部則駐在廣州南堤廣西會館（筆者此時任西路軍總部副官調兼第八路軍總部參謀任傳達聯係工作，繼調兼廣州公安局保安總隊任訓練主任兼教育副官）。從此，李濟深與黃紹竑因公為私，往來更密，這更惹起蔣介石的猜忌，認為李濟深是桂係領袖人物，此其二。

　　黃紹竑率領入粵平亂之桂軍，既然擊敗了四軍，亂事已平，本應班師回桂，為什麽仍把其部隊分駐東北兩江，遲而不退？這就是桂係諸領袖中都有將廣東這塊地盤，視為發展桂係勢力的一個方向，大有虎視鯨吞之勢。而李濟深呢？絕沒有作為大桂係領袖的觀念，況且李在廣東方麵，對人事任免，一向量材錄用，故此桂係諸領袖也奈於李的篤直和私交，還未敢放肆妄為，惟有待機觀時；並且改鯨吞為蠶食，不斷將桂係人士插入廣東，達到在廣東發展桂係的勢力的目的。

　　如在當時留在廣州河南地區受封不受調之第五軍，軍長是李福林，副師長兼16師師長兼廣州公安局長是鄧彥華，也歸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所節製調遣。自從張黃事變後，第5軍全部調駐東江海陸豐（廣東縣地名）一帶，擔任護航及地方綏靖工作。當時李福林已年老體病，經請長假去港養病，軍長職權則由鄧彥華代。此時鄧彥華也為秉承李濟深之命令，把兼公安局之職辭去，竟赴海陸豐防次料理軍務（筆者此時在公安局任保安隊訓練主任兼教育副官，鄧氏卸職，筆者也應鄧氏之命調該軍中校參謀），首次巡防檢閱到其屬下之袁華明（花名袁蝦九，土匪出身改編）團，就被該團團長以軍餉不足為名扣押，要勒索港幣60萬元，始予釋放。鄧彥華是否答應照數給予？不得而知，但此消息傳到軍部，軍部參謀長劉光典命我偕行同去老隆見桂係師長黃旭初，擬借桂軍兩團兵力來夾擊繳袁華明團槍械，計劃營救鄧彥華。大抵這消息亦為袁華明所聞，而袁氏也複約劉光典到團部麵商解決，允先釋放鄧氏回軍部。惟鄧彥華經此一氣，又因身體原因，精神時感不適，遂報請辭去代軍長和本兼各職，竟返九龍窩打老道港寓休養，以至五軍長懸缺。在未派員接充之前，黃紹竑就想保存王應榆（字棻庭，廣東東莞人，保定軍校畢業，曾任梧州警備司令，15軍參謀長，為桂係中之廣東派）接充，但在當時黃氏也有這樣想法，自己既兼任李濟深之八路軍副總指揮，直接薦人，誠恐受到廣東方麵軍政人士所齟齬，雖則是為要在廣東發展桂係勢力，硬來恐感不便，故改弦易轍，去電轉由李宗仁、白崇禧來保薦，則較為妥當。李、白保薦王應榆為第5軍長的電文內容是怎樣的，我未見過，日子也記不清，我記得有一天是星期日，西路軍總部秘書長黃香圃和電務室主任李揚，電務員曾廣榮及我4個人，遊罷荔枝灣後返到永漢路武陵酒家晚膳，席間黃香圃說：“現在李濟深來了一封複德公、健公的信，我們要急速著用鄰密，健密譯成兩個電分發去上海和北平”（那時李宗仁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李濟深的複信內容是：

　　德鄰、健生吾兄均鑒：江電敬悉，棻庭辦事精幹，惟聲譽未孚，可準委北區綏靖善後委員，5軍長缺，擬薦賡陶（徐景唐別字）接充，如何？希示複（署名李濟深）

　　黃香圃把這件函件囑咐李揚辦理之後，還以地方土音繼續說著：“冇仔得個女都係好嘅。”從這句話的意義上，這就是說：桂係保薦王應榆任第五軍長未成，而就任了北區綏靖善後委員，也算有了收獲，不僅如此，同時還保薦了一些桂係中的廣東派人士，如在南寧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上校教官李鬱焜為北區綏靖善後委員會公署任少將參謀長，李如楓為第八路軍警衛團團長，馬赫珊為副團長（駐防英德縣，該團是李濟深轄下之何彤國稅緝私局警隊改編的），同時黃紹竑還保薦它部機要秘書石楚琛為曲江縣長。在這時桂係向廣東發展勢力的進程在北區中較為明顯，部隊有呂煥炎之第3師，委員、縣長、團長，都屬桂係人士，還不止此，在張黃事變那晚上，廣州公安局被圍困，局長朱暉日越牆而遁，保安總隊長李作明戰死局中。在廣州秩序恢複後，除局長一缺由第5軍副軍長兼16師師長鄧彥華兼充外，保安總隊長職缺，黃紹竑原本就想直接協商李濟深調他部上校參議周勃雄出任，為掩第八路軍的將領耳目，轉以其師長黃旭初來保薦。因為黃旭初與李濟深同是北洋陸軍大學同學，以其交誼的關係，十拿九穩，薦之是可行的。

　　我寫到這裏，又不能不寫為什麽要用黃旭初去保薦周勃雄這個人為保安總隊長？周勃雄這個人在桂係中是個什麽人？這其中存在一種關係，周氏本廣東恩平縣人，肆業於保定軍校，但一向都在桂軍工作，常往來於兩廣之間，這個人不但與廣州方麵的一班偵緝，流氓相熟，而且對南海、番禺、順德、三水、增城及四邑各縣之土匪地痞，也極其相熟，既然桂係要向廣東方麵發展勢力，乃是需要這種人才的，且桂係裏麵也正缺乏這種人才，況且周氏巴結奉迎，手段很多。周氏當時單獨在廣州市萬福路開設一間“麗華”參茸莊，名義是經營參茸生意，同時又在廣西南寧倉西街（今民生路）開設一間“麗華”洋服軍服鋪，專營桂軍中的軍裝被服，其實這兩間鋪號，就是桂係中之兩廣情報通訊機關，周氏就是桂係的情報員，是黃旭初最賞識的一名間諜人物，如張黃事變那晚上，黃紹竑所住廣州吉祥路公館被圍困攻打，開火打了一夜，黃紹竑化裝從後門奪路逃走。此時黃旭初也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在當晚是周氏恒帶同公安局的偵緝劉長、謝才、林征、車光及好幾個地痞流氓，頸上掛起紅布帶，偽裝成“紅帶友”到酒店去接護黃旭初到他的麗華參茸莊住了三天後，複由周氏衛護黃出境返桂，故此黃旭初也願極力保薦周勃雄為保安總隊長，既為報恩，亦也需用這種人才去發展桂係在廣東方麵的勢力，是有它的原因之所在的。 

　　周勃雄接任了廣州公安局保安總隊長，同時我也被調任該總隊訓練主任兼教育副官。有一天，周氏在它參茸莊二樓請喝上任酒，同席的隻有西路軍總部之秘書長黃香圃，副官翁善勤，電務室主任李楊，電務員曾廣榮周氏及我共6人。席間周氏說：“今早我去東山瓦瑤後街見過張任民參謀長（西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後又對我們講：“保安隊有兩個大隊，一個獨立中隊，人數足，槍支好，叫我們好好地訓練和組織起來，一旦政局有變化，大可以帶同與我軍一致行動等語。”周氏又向著翁善勤、黃香圃說：“你說對不對？在訓練方麵既經調複材（筆者名字）過來擔任此責，我相信是沒有什麽問題了，可是在組織方麵，我打算首先從人事入手，應更換的則更換之，如第一大隊長全鞏，是黃埔學生，靠不住，首先將他撤換，但撤換之後，遺缺，也為遮掩一下外人耳目，轉換下視線。我今天中午已經去見過和請示過鄧世增參謀長，他也同意調他衛戍司令部偵緝課長何光榮（別名何十，花名陽江十，有殺人王之譽）兼充，但何十這個人，辦理偵緝案件，確是首屈一指，但他不諳軍事，我擬請調我們總部副官林鈞來任該隊大隊副，彌補何十之不足，我還打算調偵緝課偵緝劉長為該大隊第三中隊長。劉長這個人，過去跟我在福建張貞師同過事，他打仗是極驍勇的，至於獨立中隊，我也打算改編為特務中隊，我相信鄧局長方麵也無問題。惟隊長之缺，我也擬請調我們總部副官黃大盈來充當。我請翁副官長，黃秘書長代為報告老總（黃紹竑）及張參謀長，俾早日辦好這事。”翁黃兩氏也唯唯諾諾的說：對對，好，好。由此，桂係企圖首先從人事上向廣東方麵發展勢力。而李濟深呢？當然尚在五裏霧中。可是廣東這塊地盤，也是蔣介石的發跡地，還存在著有不少蔣介石的耳目和特務人員，桂係的勢力人事，源源插入廣東，難道不知道嗎？是可以激發起蔣介石的再進一步猜忌到李濟深是大桂係領袖人物之一者，此其三。 

　　由以上三者說明了蔣介石扣留李濟深的原因，卻不如外人謠言所道，說李濟深與香港總督金文泰有交往，也就是勾結英帝國主義，乃是假的，而是蔣介石誣認李濟深為大桂係的領袖人物，去之為快，這毫無疑問，卻是真的。

　　李濟深被蔣介石扣留之後，它的屬下軍政人員對此事有什麽反應呢？有一天，我偕同周勃雄到朝天街張文副參謀長（第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公館去座談。周氏首先向張氏詢道：“任公（稱李濟深）事件怎樣？”張氏答道：“各高級將領在總部已經開過兩三次會，結果，還是審慎從事，先由鄧（世增）以參謀長代總指揮職的個人名義去電南京，申詢蔣介石。這封電報，在先晚已經發出。”果然，這封電報發出之後，翌日，廣州各報，全文登刊出來，尤其是廣西各報，也用大字標題轉載出來，這封電文的內容是：

　　南京蔣總司令鈞鑒：驚聞任公湯山被扼，此間未遑置信，然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懇公勿聽小醜而自壞長城，倘竟公終獲罪，恐無以平第八路軍全體將士之心也，惟公垂譽焉。

　　（署名）代第八路軍總指揮鄧世增叩

　　從鄧世增以參謀長代總指揮發出這個電報之後月逾，蔣介石和他的偽中央政府還未見透露出什麽消息。於斯時間，在李濟深轄下的第4軍長陳濟棠（字伯南，廣東防城縣人，廣東陸軍小學卒業），第十一軍長陳銘樞，已於這個電報發出後不久，聯袂遄赴香港，海軍江防司令陳策，也於電前去香港治療足疾。迨至1928年冬間，三陳（指陳濟棠，陳銘樞、陳策）突然奉蔣介石和他偽中央命令乘坐海虎艦驅駛入廣州省河，在艦上宣布接就新職，以陳濟棠接任第八路軍總指揮，陳銘樞接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策仍任海軍司令。這不但取李濟深而代之，甚至連黃紹竑率領入粵平亂之兩師桂軍及保薦在粵任職的文官武職人員，下令即隨部隊開拔返桂（這時筆者也隨部返桂）。這時廣東方麵，有如樹倒猢猻散，群龍無首的現象，隻有一個鄧世增，廣東局勢大變，而鄧世增呢？也就成了第八路軍的移交人了。 

　　當時，陳濟棠之能夠取李濟深的總指揮職的緣由，概有如許人說：陳氏看見李氏被扣留湯山，立心厭倦戎馬生涯，準備逃抵香港作海外寓公。他這一逃，立即就被蔣介石駐港的特務抓住，命令他轉返廣州任總指揮職。試想，天下事有沒有如此簡單的？其實蔣介石是軍閥，陳濟棠也是軍閥，軍閥之心，同出一轍，同一都是名利追逐的人，事實上陳濟棠也久想做一做老總的地位。在李濟深扣留之時，陳已經受蔣介石擺布了，同時也派其哥陳維周之子和他的親信陳玉衡在港活動了。當1932年至1933年間，古應芬南下和蕭佛成、鄧澤如等一部分舊國民黨之老派人物，不堪蔣介石之所為，在廣州開設西南政務委員會反蔣。策動了陳濟棠和桂係李宗仁、白崇禧也加入了這個委員會為常委進行反蔣。這時桂軍改為第四集團軍，陳濟棠把第八路軍也改為第一集團軍，大加擴充部隊，將轄下之餘漢謀師，擴編為第一軍，香翰屏師擴編為第2軍，後再擴編李揚敬之第3軍，因征兵困難，陳氏就協商於桂係，由陳濟棠送給桂係軍費350萬元港幣，由桂係送給陳濟棠四個團軍兵，我那時任桂軍代理警衛第四團長，也在調撥之列，但第三軍要兵不要官，此時我亦不願返桂工作，遂商得該軍參謀長周芷出函介紹我返廣州見陳濟棠，到廣州後又得李宗仁加函介紹我去見陳濟棠，我乃得在陳濟棠轄下燕塘軍校任教官，和在1集團軍總部任參議多年，相識了陳濟棠的許多皇親舅戚，如陳氏老婆莫秀英之內侄女婿總部特務股長兼石龍印花局長江芝瑞，貨物稅局長江茂森，惠陽縣長莫陰交等一班都是陳裙帶下的得意人物。有一天是莫陰交生日，總部許多官員都去莫公館道賀宴飲，我在其列，是夕我和江芝瑞股長在人客未到之前，我們已先到，我在煙床上打鴉片給莫氏抽，邊抽邊談，談到陳濟棠先做第八路軍總指揮，再做到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莫氏答道：“伯南得有今天的日子，都是多得維周公（指陳維周）之力不少的，維周公會相法，精風水，看到蔣介石這個相格是龍形，雖然貴不可當，中間還是有點缺陷破折，伯南這個相不同是僧形格局，實不輸虧，大福不淺。現在維周公派人返鄉把先人骨骸轉葬去從化芙蓉山這個山穴。這個山穴是發王的”等語。果然，陳濟棠做上了總指揮後，也曾偕同陳維周兩兄弟赴京見蔣介石，還帶同一班所謂大相家翁半玄等隨行，人所皆知的。由此可見，陳濟棠取李濟深而代之之前已受蔣左右，之後才派其兄陳維周和陳玉衡在港去京接洽，直至1932年，陳銘樞卸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力薦親信林雲陔繼任，所有事情都要請示陳濟棠才行，無形中廣東之軍政，卒集於陳濟棠一身，做上了“南天王”。這不是陳濟棠有什麽法寶，很明顯的是蔣介石的陰謀所至。 

　　1928年秋，寧漢分裂後，桂係李明瑞、楊騰輝部，受蔣介石的擺布，倒戈反桂，導致桂軍防守武漢的防線失守，不戰而全線崩潰。有一部分桂軍在宜沙、荊市被蔣介石繳械，剩餘部隊，由桂軍第7軍長夏威率領退回廣西老巢。那時李宗仁居上海，白崇禧在北平，桂係在這次失敗險惡境遇之下，李宗仁在上海由張定璠（白崇禧之13軍師長，桂係中之親日派）安排乘日本龍田丸船去香港轉河內返桂。白崇禧在北平由廖磊（廖氏前本第八軍師長，後入桂氏任第七軍長，安徽主席）掩護，經天津搭日本輪經日本司門回桂。是年冬，桂係李、黃、白三領袖都聚集於南寧，此時，蔣介石對於桂係勢力，一點也不放過。除用重兵屯駐湖南、雲、貴，對桂係施行軍事壓力之外，最致命的是還施用經濟封鎖。桂軍政兩費主要來源於由雲貴運入廣西之鴉片煙土，每歲稅收達3500萬元的煙土費，由於蔣介石命令雲貴煙土不準運入廣西，轉運長江，頓時使到桂係視為收入最大宗之煙土稅，削減了6/7。導致桂鈔貶值，物價高漲，桂係領袖，真有束手待斃之感，非打開出路不可。欲要打開出路，究其實何去何從？如果再行出兵湖南，直攻武漢，又限於從武漢退回之桂軍是新敗之師，士無鬥誌，如果以黃紹竑之第15軍三個師為實力，比之蔣軍，好比以卵擊石，勢必輸給蔣軍一籌。就我所知道的，桂係諸領袖，諸將領，在南寧開會討論研究此事總有三次以上，結果，以白崇禧“討蔣必先攻粵”的決策占上風，可是討蔣攻粵，出師需有個名義。出師名義也大可以在這次蔣介石扣留李濟深，罵蔣介石叛黨叛國，出賣革命，排除異己，陷害忠良等等罪名，本軍出師則為護黨救國，討伐蔣逆營救李濟深，可為名正義順。其實桂係出師攻粵，護黨是假的，討蔣是虛的，營救李濟深是偽的，攫取廣東這塊地盤是真的。首先攻打廣東，趁著陳濟棠立足未穩，攻入廣東，不但造成一個新局麵，而且還可形成西南半壁河山，再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計劃既定，即行部署，以黃紹竑部之師及擴編多兩個新編獨立旅為攻粵部隊。至於由武漢退回的部隊，留在廣西整訓，一方麵對在湖南雲貴之蔣軍，取守勢防禦，遂於1929年3月，桂軍改換了幡號，在南寧成立起：“中國國民黨護黨救國軍第八路軍總司令部”。以李宗仁為總司令，黃紹竑為副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張任民為參謀長，農之政為兵站監，並派定第1師師長伍廷颺為左翼軍總指揮，轄第1、第3兩個師及一個新編獨立旅（旅長王應榆）。沿陸路出懷集、鋪門、良村、坳仔、出四會經清遠入源潭攻打粵漢線。派定15軍副軍長兼2師師長黃旭初為右翼總指揮，轄第2師全師及一個新編第1獨立旅（旅長周勃雄，該旅是沒有正規部隊的，它的任務是遊戲三水、南海各縣的地方土匪地痞於作戰時作好披敵、擾敵、情報等工作），沿西江水道東下三水，攻打廣三支線，兩翼均取鉗形攻勢前進。當時廣東的海軍，在司令陳策離開之後，有一部分是由副司令舒宗鑒及李芳率領，的確是受了桂係的左右。擬在桂軍右翼作戰中在三水馬口以下海上擔任警戒，如作勝利，陸海軍三路匯師廣州。部署既定，殆至4月上旬，桂軍總部亦由南寧移至梧州，準備左翼部隊要在23日前到達粵漢線之源潭、迎咀、銀盞坳，右翼部隊也於同日要到三水蔣岸，新墟，角尾一帶。24日開始總攻，桂軍在未出發之前5天，突然接到署名李濟深由湯山拍來的一個電報，電報是打給李宗仁的，這個電報，曾經傳閱到各團各師部，筆者那時任桂軍右翼軍總指揮部聯絡參謀兼新編一旅主任參謀，確是親眼見及。這個電報內文的是：

　　廣西探送德鄰總司令吾兄勳鑒：

　　餘不幸生長廣西，受桂人所蒙蔽，以餘為桂係領袖，吾兄人忠厚，季寬人樸實，惟健生兄苦苦以兵諫，健生兄出兵之日，就是任潮飲彈之時，希熟思之。

　　桂軍總部接到這個電報，不但傳閱，而且曾召集將級以上人員在總部開會研究，一致體會，都說這個電報是蔣介石的一種陰謀，套用李濟深名義來作諫兵，於是對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雖然，在這次粵桂戰爭（戰爭情形，我打算再寫一篇“1929年粵桂戰爭經過的憶述”另行寄上，不在這裏多敘），桂軍右翼之旅長王應榆投降粵方（有說被俘護，其實是投降），又因右翼軍黃旭初在赤泥受重傷，加之陳濟棠軍得到蔣介石之中央軍第六路朱紹良部全部及中央雜牌軍許克祥、毛炳文兩個師到粵增防，實力雄厚，眾寡相懸的影響之下，桂軍敗退廣西，師至蒼梧東安，我因連日行軍，足部受傷，報請長假去香港。有一天，我偕周勃雄到薄扶林道張文公館去座談，李民欣（李濟深之弟，八路軍總部副官長）亦在座，談起到李濟深由湯山拍給李宗仁這個電報，張文欣說道：“任公風骨淩淩，誌節堅定，那裏會有做這無意識的舉動呢？！況且任公被囚禁在湯山地方，既設有電台，即使有電台，如要拍電，必須要經過蔣介石審查同意才行，你說可能不可能？那麽，分明是蔣介石的陰謀。得知了桂軍要出兵攻粵，由於任公與桂係領袖之間私交甚深，故此套用任公名義去電德鄰，作為諫兵，這種陰謀，明眼人是完全清楚的。”張文欣的看法與桂係諸將領的看法都是一樣，迨至李濟深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那時筆者也在福建人民政府軍委會任上校參議），有一天，我和鄧世增參謀長也談起到這個電報，鄧氏像很莊嚴握著拳頭而說：“李主席（李濟深）自從鄧仲元陸軍第一師工作起一路追隨孫中山大元帥奔走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哪怕蔣介石會槍斃他嗎？況且李主席與蔣介石是死對頭，我（鄧氏自指）相信絕對沒有寫發這個電報，分明是蔣介石的陰謀詭計。”扣留李濟深是蔣介石的陰謀，運動以陳濟棠取代李濟深也是蔣介石的陰謀，後來以餘漢謀倒戈陳濟棠，又也是蔣介石的陰謀，不言而喻？！寫到至此，作為這篇史料的終結。

1965年8月4日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