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 /黃啟漢 (上)

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

黃啟漢

 

一、李濟深給白崇禧的一封密信

        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一年。那時，我還在國民黨桂係從蔣介石爭取得來的十六個立法委員名額中，充當立法委員。但我大部分時間在香港搞對外貿易，想在經濟上為桂係的失敗找一條後路。由於蔣、陳、孔、宋四大家族控製外匯很嚴，法幣又暴跌不止，我原來的一些設想終成泡影。這期間，經陳劭先、吳茂蓀兩同誌的安排，我多次見到民革中央主席李擠深先生。過去我和李先生是相識的，所以談起國內形勢來，可以暢所欲言。末了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對我說，他曾寫過信托人帶給李宗仁和白崇禧，勸他們認清形勢，同蔣介石決裂，向人民靠攏，但均未得複音，也不知道他們收到信否。李問我可不可以帶他的一封信到武漢去見白崇禧，爭取他起義。我聽了很高興，立即答應願意去試一試。李先生當即拿出一小塊白綾條子，上麵寫好了他給白崇禧的親筆信，囑咐我妥為收藏帶去。這時，白是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在武漢一帶指揮著第一兵團陳明仁、第三兵團張淦、第十兵團徐啟明、第十一兵團魯道源及第十四兵團宋希濂等部隊共約四十多萬人。李濟深寫紿白崇禧的親筆信原文如下：

        健生吾兄勳鑒：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 餘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於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讚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幹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鬆坡之下也。詳情托黃啟漢兄麵陳。耑此即頌籌祺。弟李濟深上。二月 二十二日。

        此外，李濟深先生還和我講了許多道理，要我轉告白崇禧。我和李告別後，一麵收拾行裝和辦理一些業務結束手續，一麵去函給白崇禧，告知我有要事將去武漢見他。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得白崇禧複信表示歡迎我去。與此同時，黃紹竑忽然到了香港，他向我和黎蒙（桂係在香港辦的《珠江日報》社長）打聽李濟深先生的行蹤，而這時李已從香港坐船去華北了。黃表現很失望，但他並沒有告訴我，他來香港找李濟深的目的是什麽。我也不告訴他關於李寫信要我帶給白崇禧的事情。

        我於一月十五日到廣州，十九日到漢口。這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在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取得了震動中外的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白崇禧見到我帶來李濟深先生的信，喜出望外。他吩咐我，對任何人都不要透露這封信的事情，我唯唯諾諾。實際上，在車過衡陽的時候，我碰見李任仁從桂林來，轉車去武漢，他說是應白崇禧的電召去商量要事的。我估計一定是白叫他去商討時局問題，同時我相信李任仁是讚成李濟深之主張的，所以我悄悄地把李濟深寫給白崇禧的密信讓他看了。

        我對白崇禧說，根據任公（即李濟深）和我在香港談話時的分析，蔣介石敗局已定。中華民族已到了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關頭。我們何去何從，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不認真、嚴肅、慎重地考慮。白頻頻點首表示對此無異議，我繼續告訴白，任公說他自己並不懂得什麽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但他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點正義感、民族感的人，都應該讚同和擁護他們，何況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已經把祖國弄得一團糟，凡是有誌之士，無不痛心疾首，如今蔣介石即將徹底垮台，誰還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過了。任公還講到，也許有人以為過去曾經反對過共產黨，現在怎麽能夠合得來？任公說，過去是過去了，曆史是向前發展的，我們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後看。任公說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對過共產黨嗎？但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不認識，今天認識了，隻要現在我們所作所為，有利於人民，有利於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富強的新中國，就會化敵為友。

        白對我說，任公講的都很對，自從東北戰事失利，繼之徐州告急以後，他早已看出這個仗再打不下去了，故已電蔣施加壓力，要求停止作戰，“和平解決國共問題”。同時，湖北、河南等省參議會也發出了電報要求和談。他說：“我要季寬（即黃紹姑）去香港，就是想請任公來武漢，主持大計。”原來自崇禧於一月中叫黃紹竑帶著港幣七萬元（這筆錢是由廣西省政府駐粵辦事處主任闡家驊交給黃的）去香港活動，想挾持李濟深到武漢來舉起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聯共”反蔣。由於黃紹竑到香港撲了個空，白的這個計劃沒能實現。現在他看了李濟深叫我帶來的密信和口信，又泛起了一線希望，所以他很高興。他再三囑咐我要保密，叫我暫時少露麵。這時，報紙上已發表了毛主席一月十四日所作的《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八項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召集一些人在漢口三元裏他的辦公室密談。我知道參加這次密談的有李品仙（華中“剿總”副總司令）、夏威（第八綏靖區司令官）、李任仁（立法委員）、劉斐（剛辭職不久的國民黨軍委參謀次長）、徐祖貽（“剿總”參謀長）、韋永成（立法委員）和程思遠等七、八個人。我因為到了漢口的第二天，就感冒發燒，沒有參加這次密談。但他們散會後，雖已深夜了，白崇禧還到我的臥室來，問我的感冒好一點嗎？我說，好了，沒有什麽了。白就對我說：“自從我們發給蔣電，主張和平解決國共問題後，蔣很惱火，這一回勢必和他鬧翻了，而現在我們和共產黨還沒有取得聯係，李任公又北上去了，怎麽辦呢？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必須盡快和共產黨取得聯係，我想請你和一位老先生（即李書城先生）到信陽轉赴前方，去和中共接頭。第一步先搭上一條線，以後好聯絡。”我問他，我去到那裏，講些什麽呢？他說：“你隻講我們主張停止內戰，恢複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先彼此聯係就是了。到那裏以後，看情況，如交通許可，還可以到北方去找周（恩來）和葉（劍英），也順便找李任公。”我答應接受這個任務。

        次日（二十一日）上午，果然李書城先生來了，白親自介紹我認識，並問李先生此去有什麽困難嗎？李答沒有什麽問題（我才知道事前白已先和李講好了才和我講的）。白說，他已經吩咐徐參謀長為我們準備車輛和其他事項，明天準備好了就動身。

        當天下午，白收到了蔣介石“引退”、以李宗仁為代總統的通電；晚上，白又收到蔣從溪口專門打給他的一封電報，說什麽“數十年袍澤，同生死，共患難，臨去不勝依依”（大意如此）的話。白看了嗤之以鼻，要我隨便擬個複電給他，敷衍一番。接著白在他的辦公室繼續邀約參加昨夜密談的那幾個人來密商，我也在座。白說，“老蔣幹不下去了，要德公作擋箭牌，看樣子他還要在幕後控製的，但事已至此，隻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實現停戰和談。”李任仁提出要對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表明態度，並主張華中五省先停止征兵征糧，以示要求和談的誠意。白惡狠狠地盯了李一眼說：“還未開始談，怎麽能夠停止征兵征糧呢？萬一談不成，又怎麽辦呢？”李不敢再說。我是讚成李任仁的意見的，但看到白這種橫蠻的態度，知道再講也沒有用，別人也不作聲。過一會，李品仙說，還是看看八項條件吧。於是話題就轉到集中研究毛主席提出的和談八項條件。但事實上，並沒有逐條認真考慮，卻糾纏在第一條，即對懲辦戰犯這一條，有所爭論。白崇禧和李品仙認為這條不能接受。白說；“懲辦戰犯等於把我們一網打盡，這怎麽受得了？”李任仁說：“懲辦戰犯問題，無非是明確戰爭責任的問題。講到個人，隻要促成和談，實現和平、民主、統一，就可以從戰犯變為功臣。”白聽了還是不同意，他針對李任仁的話說：“這是我們自己這樣講的，哪個能保證？”劉斐說：“重老（即李任仁）說的還是對的。如果隻同意七條，不同意第一條，顯然會給人看出是因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戰犯之列的關係，這就太不漂亮了。”我補充一句說：“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根本就不可能進行和談。”夏威、韋永成也說，看來不同意也得要同意了。最後，白崇禧勉強同意接受包括第一條在內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他當即要我寫了一篇簡短的談話稿，派人連夜送給武漢各報紙在第二天發表。散會時，他把我留下來，並對我說，“既然蔣已引退，德公當了代總統，那就不必去信陽前方找關係了，可以從南京飛北平，也許能更直接和更快地找到共產黨聯係。”他決定明天派一架飛機送我到南京去見李宗仁，並親自另打電話告訴李。我表示聽從他安排。

二、武漢——南京——北平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白崇禧的辦公室去，希望他對我此行的任務，講得具體一點，同時，我並想再摸他的底，究竟他對和談有多大誠意，有什麽具體打算．但他對我說的還是昨天深夜同我說的那幾句，先去和共產黨取得聯係，表示希望就地停戰，及早開始和談。不過今天他流露出他的一種想法，希望解放軍不要過江，將來就以長江為界，暫時南北分治。他又強調還是要找到李濟深，希望李能到武漢來共商大計，他隨手拿起毛筆來給李寫複信，要我帶去當麵交給李。原文如下：

        任公賜鑒，啟漢同誌帶來 手示，語重心長，至深感奮。禧對於革委會反帝、反封建、反獨裁、反官僚資本等革命主張，素表讚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國，尤早具決心，隻以過去處境困難，未能完成誌願。去歲華中軍民曾數以堅強語氣電蔣建議和平停戰，並請其早日引退，以謝國人，旋更聯絡各方施以壓力，以掃除和平之障礙。茲蔣已去位，德公繼承艱危，決以最誠懇態度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以堅確決心，掃除獨裁禍根，將來國是全由國人公意決擇。務懇我 公鼎力協助，共奠和平，千萬生靈、民族生機，在此一舉。尤望 大駕及革委會諸同誌，早日蒞臨武漢或南京，指導一切。餘托啟漢同誌麵報，此頌崇安。白崇禧手敬啟。一月二十二日。

        另外，他又在信箋上端，加注“中共八項條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談”等字。

        二十二日下午，我從漢口坐飛機到南京。行前，白崇禧要我對李宗仁說，要注意防備蔣介石幕後搗旦，最好請他到國外走走；又說，孫科（國民黨行政院長）和我們也不合作的，這個問題必須注意。

        當天下午，我到南京見李宗仁。晚上，他約我和劉仲華（山西人，據說參加過共產黨，抗戰時期，一直跟李宗仁當參議）在他房間談話。他表現心頭沉重，情緒不安，對我和劉仲華略略講了一些關於蔣介石決定“引退”，要他作“代總統”的經過。接著他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係，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他說，他已經由空軍派定了一架飛機，明天就把我和劉仲華送去北平。當時平津戰役基本結束，守衛北平的國民黨軍，在傅作義率領下接受和平改編，北平和平解放的局麵已定，隻是解放軍尚未進城而已。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誌，表示“求和誠意”，要求共產黨在軍事上停止進攻，及早開始和談。他說，他願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當時，我信以為真，感到很興奮。我並把李濟深寫信給白崇禧以及白在漢口和我講的話轉告李。他說，他也要寫一封信交我帶去給李濟深，希望李濟深從旁協助。他還吩咐他的秘書黃雪邨起草一封寫給傅作義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編是做得對的，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談”。他親筆寫給李濟深的信原文如下：

        任潮吾兄勳鑒。去歲迭奉惠書，弟因處境困難，未獲裁複，實深抱歉。然對吾兄反獨裁、反封建之主張則極表同情。茲者蔣已引退，弟勉支危局，願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實現，中共方麵亦已表示願商談。除由政府派定人員與中共進行和談外，茲派黃啟漢同誌趨前承教，甚盼和平能早日實現，弟亦得早卸仔肩也。未盡之懷，統由啟漢同誌麵陳。耑此敬候勳安。 弟李宗仁敬啟。一月二十二日。

        在言談中，我看出李宗仁心情焦急。他最怕解放軍繼續前進，動搖他在南京的地位，那就連“和談”都不能“談”了。他再三囑咐，要求中共體諒他的處境，暫時停止軍事進攻。

三、葉劍英同誌的一席話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劉仲華坐一架軍用運輸機到達北平。當時守衛北平的國民黨軍已在傅作義將軍率領下，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和平改編，但解放軍還未進城。我們坐去的飛機在城內東單附近廣場降落，傅作義派車來接，並安排我在北京飯店暫住。當天他請我們吃晚飯，我把李宗仁的信交給他，並說明此行任務。傅對李宗仁來信肯定他接受和平改編做得對，當即表現很高興，答應幫我們和解放軍聯係。

        二十五日，原北平市長何思源，請我和劉仲華吃飯，同席的有北大教授錢端升等人。席間他們向我介紹了北平接受和平解放的情形。我們都為這座曆史古城不為戰爭所損壞感到高興。

        二十七日，徐冰同誌進城來接我和劉仲華到頤和園，當晚，即承葉劍英同誌接見。抗戰時期，我在武漢、重慶各地多次見過葉劍英同誌，這次被接見更使我感到親切，喜出望外。我首先向葉劍英同誌表明我的態度，說我雖然是李宗仁派來的，但我還是要站在人民這一邊的，絕對不做不利於人民的事。接著我把白崇禧在漢口、李宗仁在南京對我講過的話以及我所知道的有關武漢、南京的情況向他作了反映，並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寫給李濟深的兩封信，統統交給了他。葉劍英同誌很耐心地聽了我的匯報。將近十一點鍾的時候，他說：“夜深了，先休息吧，明天再談。”

        第二天，葉劍英同誌設午宴招待我和劉仲華，席間有徐冰，莫文驊等同誌。飯後，葉劍英同誌對我和劉仲華作了重要指示。他首先表示歡迎我們兩人的到來，並希望以後繼續聯係。接著，他嚴肅地指出，自從日本投降以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即盡一切努力，防止內戰，要求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為此，一九四五年十月，毛主席在周恩來同誌陪同下，親自到重慶和蔣介石談判，簽訂了國共兩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在有國共兩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了一係列有利於和平民主的決議，並簽訂了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發布了停戰令。但是這些協議和停戰令，墨跡未幹，就一件件被蔣介石撕毀了。蔣介石以為有美帝作靠山，美援無窮無盡，以為他有數百萬美式裝備的軍隊，就可以橫行全國，他還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隻有小米加步槍，“不堪一擊”，他狂妄地認為可以在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時間內，消滅全部解放軍。於是蔣介石就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衛抗戰勝利果實，保衛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得不堅決地給蔣軍狠狠地反擊。現在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多來的英勇戰鬥，特別是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已經把蔣軍部隊的主力殲滅，剩下不多了，這就迫使他又裝出要“和談”的樣子，並退居幕後，讓李宗仁出來在台前周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領導下，和蔣介石以及帝國主義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對於蔣介石玩弄的一切花招，都看得一清二楚，絕不會上他的當。今天我們已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完全、徹底粉碎蔣介石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全國的解放，指日可待，這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發表聲明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之上，願意和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我們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維護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和平。我們共產黨人，除了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之外，別無其他。正因為如此，我們深得人民的擁護，不可戰勝。古雲：“識時務者為俊傑。”在這偉大的曆史轉折關頭，誰能認清形勢，順應潮流，向人民靠攏，前途就是光明的。葉劍英同誌還對我和劉仲華說：“我們首先歡迎你們兩位到我們這邊來。”

        葉劍英同誌的一席話，給我很大啟發和鼓舞。我激動地感謝他對我的關懷，並向他表示決心，不論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當天下午，我告別回到城內。二十九日上午，在傅作義的安排下，我一個人搭國民黨空軍最後一架撤離北平的飛機回南京（劉仲華暫時留在北平）。我乘搭的飛機途經青島，不知何故被羈留在青島好幾個鍾頭。我被帶到在機場旁邊的一個機關辦公室裏悶坐，沒有什麽人來理睬，一直到下午二時許，才被送上另一架專機飛回南京。

四、“上海和平代表團”赴平始末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見李宗仁，向他匯報在北平見到葉劍英同誌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李很高興，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但他問及關於他要求解放軍停止進攻的問題，我說：“這個問題葉參謀長（即葉劍英同誌）隻答應向中共中央反映。”李聽了似乎有點失望的樣子。我說：“兩軍對壘，尚未達成任何協議就單方麵要對方停止軍事進攻，這本來是不合情理的，葉參謀長不當麵駁斥我們，已經是很客氣的了。”我請李認真考慮葉劍英同誌的話，並向李指出，如全麵和談不成，我們自己（指桂係）要有個打算。他說，現在先力爭全麵和談，且不考慮別的。

        在我從北平回到南京的幾天裏，連續發生了幾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甘介侯出謀獻策，並負責籌備組織一個“上海和平代表團”，準備日內去北平呼籲“和平”。我問李宗仁這個代表團去的目的、作用是什麽？它又不能代表政府和對方具體談判。李說，他們去就是“敲和平之門”嘛。當時，甘介侯和邵力子先生在座。甘介侯得意洋洋地向李宗仁表功，說：“上海和平代表團”已經籌備就緒，代表人選是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和他自己，準備二月初就去。我再次提出“代表團”去的目的何在？如果說是去“敲和平之門”，事實上，“和平之門”是開著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搶著說，我們來一個“宣傳攻勢”，製造輿論，對促進和談是大有好處的。我說，這有點近於虛張聲勢，不是誠心誠意為和平的應有態度。邵力子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他簡單地說：“不去也可以。”最後，李宗仁說：“還是讓代表團去吧，至少沒有什麽妨礙。”於是甘介侯忙著準備一切，在南京和上海之間，飛來飛去。

        第二件事是李宗仁於二月一日電台灣省主席陳誠，要他釋放囚禁在台北的張學良。二月，陳誠複電，一句話也不提及釋放張學良事，卻請李派程思遠去台北麵商。四日，程到台北見陳誠。陳竟當程麵責備李宗仁未經國民黨中常委和行政院討論，即宣布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是非法的。關於釋放張學良問題，他說張學良現關押於新竹，歸保密局負責，他不能過問。十日，程思遠從台北回南京，把陳誠的話轉達給李宗仁，李聽了，很惱火，但也無可奈何。

        第三件事情是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未經李宗仁同意就於二月七日把行政院遷往廣州，他本人也跟著去廣州，李宗仁認定孫科此舉，必得蔣介石幕後支持，至為憤慨。李宗仁感到他處境孤立，想求助於社會賢達，這也是他讚成甘介侯搞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原因之一．甘介侯原想借此撈取政治資本，想不到就在“代表團”準備啟程的前幾天，新華社從北平廣播出一則電訊，聲明人民的北平，絕不允許帝國主義的走狗甘介侯插足（大意如此），這無異給甘介侯當頭一棒。李宗仁無奈，隻好要我替代甘介侯，陪同顏、章、邵、江等四位老先生去北平。我對李說，如果隻是以“上海和平代表團”作個幌子，此去實在沒有多大意思，我請他考慮另派別人，不必要我去。他還是要我去。他說他準備要我帶些口信給葉劍英同誌，而且要我去了之後就留在北平擔任聯絡工作。於是我接受了他交代的任務到上海去準備行程。

        我們定於二月十三日從上海起飛去北平。起飛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除分訪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諸人外，並和我在霞飛路（即現在的淮海中路）1105號黃紹竑家談話。他要我帶給毛主席一封信，並要我口頭向葉劍英同誌或其他領導同誌轉達以下六點意見：（1）希望能實現全麵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2）和談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為基礎，但戰犯問題之處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後；（3）絕不期望以外援進行內戰，隻要答應進行和談，可作公開聲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開始商討和平方案；（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6）對國際關係，希望中國成為美蘇友好關係的橋梁，不希望依附一國反對另一國，美蘇兩國的友誼，均須爭取。

        李宗仁要我把這幾條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勿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我，並把設在他“官邸”的電台呼號抄來，要我向中共方麵提出，允許我在北平設立一個電台作為和他通訊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時許，我隨同“上海和平代表團”從龍華機場起飛。飛機上 除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四位老人和我以外，還有負責聯係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四位老人的秘書潘伯膺、張豐胄等人，劉仲華的愛人及三個兒女和我的愛人李素平也同行。當天飛機到青島，住了一夜。十四日到北平，在六國飯店住下。當晚，我即承葉劍莢同誌單獨接見。我把李宗仁寫給毛主席的信請他轉交，並把李對我講的話以及他這次組織“上海和平代表團”來的內幕，向他作了匯報。至於李給毛主席的信的內容，主要是表白他要求早日和談，實現和平的願望，並介紹四位老人前來請教等語。 

        第二天，葉劍英同誌到六國飯店來會見“上海和平代表團”的四位老人，對他們此來表示歡迎，並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下午，葉劍英同誌（當時是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北平市長）設宴招待四位老人以及和我們同機來的人員。出席宴會的還有董必武同誌和羅榮桓、聶榮臻，薄一波等領導同誌；傅作義、鄧寶珊也被邀參加。此後，葉劍英同誌分別和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個別談話。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宴會，出席大會的有黨政軍負責同誌、工農兵代表、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四百餘人。我和“上海和平代表團”全體人員也被邀參加。在會上，葉劍英同誌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說，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基本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裝力量，粉碎負隅頑抗的反動軍隊，掃除和平民主統一的障礙，在這方麵，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具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勝任愉快。另一種是北平方式，就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葉劍英同誌指出，從我們的願望來說，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減少人民的損失，但這取決於國民黨是否以民族利益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改弦易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義將軍能做到的事，別人也應該能做得到。散會前，葉劍英同誌告訴我，毛主席準備在石家莊接見四位老人，他希望我和劉仲華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陪他們一塊去。我當即推讓劉仲華去。次日，四位老人搭我們從上海坐來的中國航空公司的專機到了石家莊，晉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回來後，都表現十分愉快。章士釗對我說，他一生見過許多大人物，他覺得毛主席是令他最佩服的一個偉大領袖。他又說，此行所得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和平的障礙在南方，不在北方。

五、李宗仁派我駐平聯絡

        二十七“上海和平代表團”乘原專機回南京。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仍和我的愛人一起住在六國飯店。劉仲華隨代表團回去，向李宗仁匯報．我寫了一封信請他帶回去給李宗仁，信裏主要是談我個人對和談的看法。我在信中指出，和談成敗之關鍵有三：第一，和談出發點必須純粹是為了人民，不容夾雜半點私心，堅定這一出發點，和談便易進行；第二，和談的動機與目的必須是光明正大，是為了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第三，和談的手段，必須是“備和言和”，而不是“備戰言和”（原函抄稿附後）。

        我為什麽寫這封信給李宗仁呢？因為年初我第一次去北平回到南京的時候，知道蔣介石、孫科、陳誠等國民黨頭目，都反對李宗仁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特別是對第一條懲辦戰犯意見更多。實際上李宗仁、白崇禧雖口頭上表示讚同八項條件，也是“口是心非”的。但蔣介石連這一點“口是心非”的表示，亦不容許。其次，當時李宗仁一麵求和，顧祝同（國民黨總參謀長）、湯恩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戰犯一麵積極布置長江防線，作出“備戰求和”的姿勢。關於備戰方麵，因我不是軍事人員，不知道內情。但有一次在傅厚崗李宗仁“官邸”辦公室裏，我聽到劉士毅（國民黨總統府參軍長）對李匯報剛從顧祝同那裏開會回來的情況。劉說，以長江天險，加上有海陸空軍聯防，中共軍隊沒有海空軍，他們要想渡江是不容易的，特別是長江水漲之後，困難更大。李聽了點首默認。所以，我第二次到北平後，為了堅定李的和平決心，就寫了這封長信給劉仲華帶去，這是我當時對李宗仁存在幻想的具體表現。 

        “上海和平代表團”南回時，我還叫劉仲華向李宗仁扯了一個謊，說我已經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台，以後通訊即由這個電台收發電報。實際上，傅作義是答應我把電報交給他拍發到綏遠去，再由綏遠轉去南京，但我沒有接受他這個主意。我認為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過黨組織，於是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我帶來的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了王拓同誌（當時是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奉派在六國飯店和我聯係）轉交到李克農同誌處，由李指定一個電台和工作人員為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

        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寫給李宗仁的信，原文如下：

        德公鈞鑒：此次和談，無論對整個國家民族或國民黨 或我公個人利害而言，均隻許成功不許失敗。依職觀察，和談成敗之關鍵有三：第一，和談出發點必須純粹的是為了人民，不容夾雜半點私心，隻要堅定了這一個出發點，和談便易進行。鈞座一片誠心，天下共信，但各方是否有此認識，頗值得注意。第二，和談的動機與目的，必須是嚴正的、光明的，為了達成政治上的改革，也就是自覺自動的、具有偉大之政治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或被動的， 萬不得已的。因為蔣先生臨去之前也主張言和，現在他的一些所謂嫡係部下，也不反對和，但顯然他們之所以要和，且不論有無其他用心，但至少是因為戰敗而出於無可奈何的。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想保全自己殘餘的勢力或生命，甚至還有待機再動的。另外一種盼望和平的人，包括一般的厭戰的官兵，公務員及普通老百姓，他們因為嚐夠了戰爭的痛苦，而禱告和平，動機雖然比較純潔，但也是消極的，沒有目的的。鈞座所倡導的和平，應當與這兩者都不同，因為我們是以真正的三民主義為基礎，相信國共雙方可能根據他們現階段政治理論上的共同點，合力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民主革命，以建立一個真正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的。我們的動機是基於政治上的認識，認為必須如此，國家民族始有光明的前途，必須如此， 國民黨始可以新生。我們的目的是要在和平中把中國改造，把黨改造，徹底鏟除封建，官僚資本。買辦階級以及其後台老板的帝國主義的勢力，改正過去CC在黨領導的法西斯路線。所以我們的和談，是自動自主的，不是被動的，是積極的、有政治目的的，不是盲目與苟且的。唯其鈞座和談的動機與目的如此正大，才可能很冷靜的以最高的耐性與誠意及毅力、魄力，克服一切困難。動機不純正和沒有政治目標的消極性的和談，隻要遇著一點困難，就很容易發展成為胡適“和比戰難”的論調；或者得到一點外援的鼓勵，可能又作“戰爭並未絕望”的幻想，而不惜以人民的血肉，再作最後的一逞了。這是最要不得的、最危險的。第三，和談的手段，必須是“備和言和”，不是“備戰言和”。因為“備和言和”，始可表示對和平確有真實的誠意與必成的信心，而以這種誠意與信心，使金石為開的排除萬難。至於“備戰言和”那是對和平假心假意或半信半疑的孫科、陳誠等的主張，他們不知道“可戰始可和”的理論，隻能適用於過去軍閥的內戰，或適應於兩個列強的對壘，而這種因為可戰而後可和的和平，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時的和平，絕不是長久的和平。況且“能戰”不見得就“能和”，曆史不少事例。如一九四〇年德國派赫斯飛英求和的時候，德軍正在歐陸節節勝利，但德國並未因當時“能戰”而就能與英美言和。我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蔣以絕對軍事優勢壓倒中共，然而最後和談仍難免失敗。可知“能和”必須有能和的因素，沒有能和的因素，能戰亦不能和。反之，有了能和的因素，不能戰亦能和。現在我們能和的因素，是我一向主張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反獨裁，以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這與中共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反獨裁的新民主主義兩相吻合。隻要有這兩個因素存在，我們不需能戰，也可言和。如李先生任潮並無一兵一卒，其他民主黨派都是手無寸鐵的，但他們都一樣的老早就與中共言和了，所以隻有“備和言和”才是和談的正確的手段。或謂這樣豈不是準備對中共作無條件的投降嗎？這又不然。因為我們看成自己是革命者，過去我們之所以與蔣介石合作，完全是為了抗日而忍辱負重的；今天蔣倒了，我們要與中共言和，則革命者與革命者之間，本來就沒有那個投降那個可言。以上三點，乍看之似全屬抽象的理論，但職認為不進行和談則已，要 進行，舍此不談，無異緣木求魚，無補於實際。職十四日下午抵平，轉達鈞意六點（中略），葉參謀長等對鈞座謀和誠意，初無間言，但對和談形勢，憂慮猶多。對鈞座前此頒布釋放政治犯等之七項命令，未能實行，滬穗間反和平空氣日益濃厚，上海罷工工人遭屠殺，武漢準備破壞鐵路大涵洞等等事實，均非常注意，務懇善為處理。餘托仲華兄麵陳。專此敬請鈞安。職黃啟漢敬上。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曰於北平。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