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救國軍起源略論 / 邢 燁

忠義救國軍起源略論

邢　燁

　　提及“忠義救國軍”，在中國大陸，由於“文革”期間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廣泛深入的影響，在大眾印象中留下了以胡傳魁、刁德一為代表的反共和媚日軍隊的典型形象，成為土匪加漢奸的典型代表，直到現在仍難改變。幾年前，在大陸現代樣板戲《紅燈記》在台灣得以公演的同時，《沙家浜》卻被台灣當局禁演，關鍵即在這個被大陸人民蔑視的“忠義救國軍”的曆史定位問題沒有解決。

        由於國民黨的長期宣傳的影響，在台灣社會大眾心目中，對於“忠義救國軍”有著與大陸完全不同的認識和評價，曾參加過“忠救軍”抗日鬥爭的老兵及其親屬在情感上也無法接受京劇《沙家浜》的演繹，即使這隻是一場戲。

        在這種情況下，審視《沙家浜》以外真實的“忠義救國軍”，以這支曾在全民族抗戰中扮演過特殊角色的隊伍為研究對象，給予係統的剖析和客觀的評價，以填補全民族抗戰史及國民黨敵後抗戰史研究領域中的空白，對於還原抗戰曆史的真實，消弭海峽兩岸之間認識的差距、增進兩岸的學術和情感交流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這樣的工作也是曆史研究者的責任。

        國民黨開展敵後遊擊戰的思想在抗戰初期已初見端倪，在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對敵後遊擊戰的組織和策劃，具體包括在敵後組建別動隊、便衣隊，以及相應的宣傳、破壞活動有所考慮。①但由於主客觀各方麵的因素，國民黨在抗戰初期沒有能夠充分認識和重視敵後遊擊戰的作用並開展工作。隨著中日戰事的擴大和我方戰鬥的失利，國民政府在敵後遊擊戰方麵做了許多的彌補和擴充工作。

        從戰爭實際需要上來說，這些彌補和擴充工作來得還比較及時，就本文所探討的“忠義救國軍”———其前身“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而言，它在滬戰之初就已經開始籌備，一經建成就成為當地成立時間最早、體係完備的一支抗日遊擊部隊，並在淞滬會戰中配合正規軍作戰，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經過了發展、整編之後，這支在軍統組織控製下的特殊武裝部隊即活躍在蘇浙皖敵後，承擔了與正規軍不同性質的作戰任務，他們既對日偽設施及部隊多加破壞、打擊，也與共產黨新四軍發生過摩擦，因此這支武裝的性質一直頗受爭議。

        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研究這一問題，對於了解“忠義救國軍”及其他國民黨敵後武裝，對於研究抗日戰史，都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有關“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成立，過去隻在一些當事人回憶錄和一般論著中有過零散的描述，但都不完整，本文擬綜合各方麵材料，對忠義救國軍的緣起做一個綜合的論述。由於這一選題有關資料之不足，誤漏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①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印行，第39-40頁、第51頁。　　　

一、社會背景和客觀現實條件

        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是忠義救國軍的前身，長江三角洲地區獨特的社會和地理環境給予了這個遊擊部隊最有利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首先，國民政府發動抗日遊擊戰是有一定遊擊戰術思想基礎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已有國民黨領導的東北三省抗日義勇軍利用遊擊戰術作為抵禦外侮的初步嚐試，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蔣百裏、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曾提出過一些可借鑒的遊擊戰略設想，並進行過嚐試。①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在指示軍委會編訂抗日戰術時，就曾直接提到了“遊擊、偵查、反間”活動，“對於各地敵軍後方，預先編組別動隊，散伏便衣隊於社會以及社會壯丁青年之預先宣傳組織，秘密散在民間，對於敵人之行動妨礙與欺謊，又於敵人交通與通信破壞方法，如剪斷電線等，以及燒毀敵之各種倉庫、物品、車輛、及其飛機場與假充敵之差役，亦均應編列為要”。②八一三戰火中，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經過蔣介石核準“誕生”，它以黃埔、軍統的人員為骨幹，吸納當地抗日熱情高漲的工人和幫會的力量，以成建製的形式出現在淞滬戰場，配合正規軍作戰。雖然別動隊匆忙建成，其戰鬥力還不夠完善，但從戰略時機來看，無疑還是比較“超前”的。由此看來，在1938年1月8日漢口會議上蔣介石接受白崇禧提出“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的建議之前，他就已經有開展敵後遊擊戰的考慮，但從全國範圍內考察，抗戰初期國民政府並未將敵後遊擊列入全盤作戰計劃。

        其次，滬寧地區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組建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義。南京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上海則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金融和對外貿易中心，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戰略上的地位。整個滬寧地區物資豐富、人口眾多，拉起一支部隊，以軍統武裝的名義在滬戰時期配合正規軍作戰，以及在可預見的撤退之後，做好此一地區的敵後工作，對於保存實力、動員當地群眾以及日後反攻，無疑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就這支武裝的組建者、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的首腦戴笠而言，此舉還有著重要的個人意圖在內。戴笠建軍的想法由來已久，也努力嚐試，卻一直未得蔣介石的首肯。蔣介石對戴笠雖然重用，但也怯懼戴笠的實力膨脹成尾大不掉之勢，因此對其建軍的想法始終不予考慮。在抗戰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最終改變以往態度允許戴笠組建隊伍，戰爭的需要超過了內爭的防範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上海地區因產業經濟發達，工人階層力量壯大，學校集中，學生眾多，相對來說民眾受教育程度較高，愛國熱情高漲，對抗日救國態度堅決，民眾投身抗戰義無反顧。自九一八以來，經曆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洗禮，上海廣大的工人、學生表現出了高度的抗戰熱情，積極投身抗日宣傳和抵製日貨的行動中。八一三淞滬開戰後，他們又以高昂的激情投身戰場，組建上海別動隊，③進行維護治安和鋤奸的活動。這為以抗日名義組建部隊奠定了良好的兵源基礎。到9月20日，別動隊大多數成員都改編進入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④

        上海地區參加幫會的工人眾多，為別動隊的組建提供了人力資源。戰前，上海地區的產業工人、失業的工人數量在全國來說都屬於領先，參加幫會的工人也多，僅郵局方麵入會的職工就占到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加上各行各業各單位職工自發組織的“兄弟會”、“姐妹會”、“關帝會”以及各地方幫口等等，全市職工總數中加入幫會的比例就更大。⑤幫會組織叢生，延伸到社會的最底層，其影響遠遠超過了政府當局在上海地區的控製力，這一方麵反映了國民黨缺乏在社會基層的影響力和宣傳動員能力，另一方麵，在戰爭年代，利用幫會卻也不失為一條組織動員群眾省時省力的便捷途徑。這也是杜月笙作為上海“地方領袖”、幫會勢力的頭目，成為國民黨極力拉攏對象的最主要的原因。
     

①郭代習：《論國民黨抗日遊擊戰術思想的成長》，《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第48-49頁。
②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第39-40頁。
③上海別動隊，成立於1937年8月18日，由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為司令，下轄兩個縱隊，其成員多為工人、學生和店員。
④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印：《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1985年6月，第462頁。
⑤參見朱學範：《上海工人運動和幫會二三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舊上海的幫會》，第54輯，第4頁。

        另外，由於長三角地區地形特殊，東臨大海，北靠長江，滬寧鐵路聯通上海、南京兩端，與滆湖、太湖、陽澄湖、澱山湖幾大湖泊和京杭運河一起把長三角地區自然劃成幾大塊；其間又有澄錫公路、蘇常公路，沿公路又有河流，水網湖泊交錯將大塊地區又自然分為小塊，整個地區都適宜中小型部隊的隱蔽、運動和作戰。在蔣介石對敵後抗戰的認識逐漸轉變的時刻，戴笠用他前瞻的眼光，看準了這塊“肥肉”，則再也不願放手。

        綜上所述幾點原因，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成立的客觀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二、戴笠的個人算盤和杜月笙的“共赴國難”

        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的成立，與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創始人戴笠有著直接的關係。戴笠向來重視武力在政治中的作用，戴笠常對人說：“搞政治必須有武力作後盾，否則是賣狗皮膏藥，不為人所重視。”①當他看到胡宗南、陳誠等武將都手握重兵，甚至另一特務係統的康澤也控製了別動總隊和禁煙督察處緝私室巡緝團之後，這種願望會更加強烈。在8月初淞滬會戰之前，軍統局天津站站長陳恭澍在日軍進犯北平之初，聯係陳維藩和史嶽山等部2000多人，槍枝700多支，組成一支便衣隊。此事上報給戴笠後，戴笠即複電說：兄在數日內，能號召便衣隊及槍枝數百，且有戰區義勇軍可以無條件為國效力，足證工作努力，無任佩慰！弟意當此我軍退出平津，大戰即將開始之時，此時最要者，是擾亂敵方之工作。如敵兵車之襲擊，運兵鐵道之破壞，敵兵步哨之襲擊，敵軍彈藥糧秣之燒毀，漢奸之製裁，與夫在敵方民意之表現，如散發抗日救國傳單，對敵士兵之宣傳等等。目前急應在平津及附近一帶，到處發動，使敵不安。同時在國際間表現我中華民族斷非弱者，決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真實動作之表現，與所報之人槍，確有把握也。此事係吾人對領袖信用攸關，務請吾兄切實考察，詳確電示。如真有把握尚有實力，則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維持費，弟所擔保也。②

        從電報中可以看到，戴笠對陳組織部隊一事高興異常，而且為其將來的敵後遊擊工作指示詳盡。但高興之餘，他還是不免恩威並施，重申此事意義重大，希望看到“真實動作之表現”，可見戴笠對組建部隊的謹慎。戴笠隨後委任王天木和陳恭澍為灤榆遊擊司令和副司令，帶領所部在天津附近進行敵後活動，“頗有成效”。這一實實在在的成就激勵了戴笠。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成立後，這支部隊並入北方支隊，忠義救國軍成立後，仍沿用其名。

        正在此時，在上海有洪幫智鬆堂堂主向海潛（號鬆坡）通電“請纓抗敵”，號稱有群眾數十萬等候點編指揮，戴笠認為可以大加利用，他即以抗日名義向蔣介石建言設立“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別動隊”，③一方麵可以配合國軍作戰，防止日軍在上海登陸；另一方麵，萬一上海失陷，也可據此隊伍潛伏在京滬杭地區作敵後行動，進行情報搜集、突襲破壞、民眾動員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擁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

        滬戰一開，戴笠便從南京趕到上海，指揮和開展工作。一方麵，他派出餘樂醒、羅國熙、文強、周迅予、劉戈青、王業鴻等前往川沙、南匯、奉賢等縣進行戰地調查勘測，了解地情和民情；另一方麵，他又派王兆槐等人從日本三井、三菱洋行倉庫裏搞到一批新式輕武器，為即將組建起來的部隊補給武器裝備。④當他指定時間地點集中開始編製隊伍，才發現向海潛所說的“請纓之士”人數其實不過數百，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長期吸食鴉片和海洛因等毒品而骨瘦如柴的“老槍”。⑤為了招兵買馬，戴笠開始了與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密切接觸。落實到人槍之後，戴笠就向蔣介石報告，蔣隨即於9月4日由南京發出支電，7日又發出陽電，頒給“蘇浙行動委員會”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番號。至此，戴笠終於獲得了名正言順組建自己部隊的權力。

①郭旭：《戴笠及軍統和杜月笙的關係》，見陳楚君、俞興貿編：《特工秘聞》，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頁。
②喬家才：《鐵血精忠傳（六）》，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頁。
③惲逸群：《杜月笙論———從一個人看上海社會和中國政治》，《惲逸群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頁，原載1943年9-10月出版的上海《雜誌》11卷6期、12卷1期。
④《抗日情報站（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誌》，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112頁；最早見萬墨林文，《中外雜誌》20卷1期。
⑤惲逸群：《杜月笙論———從一個人看上海社會和中國政治》，《惲逸群文集》，第172頁。另參見：《向鬆坡等電蔣宋請纓抗敵》，1937年7月24日《申報》。

        戴笠在上海建軍的依靠對象是“海上聞人”杜月笙。杜月笙其人早年崛起於上海幫會，到抗戰爆發前已經是上海灘聞名人物，在社會基層黑幫中擁有相當勢力，並插手政界，與國民黨各路保持多方聯係。從1927年“清黨”到抗戰爆發，上海幫會經過了“黃金十年”的發展階段，杜月笙與國民黨當局多方合作、互相利用、各得所需。①國民黨利用杜的幫會勢力控製上海，溝通內外，攫取錢財；而杜則借國民黨聲勢，不斷撈取政治資本，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最終淡化和漂白黑幫色彩。

        七七事變爆發、全國抗日大勢形成之後，杜月笙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麵表現出了一定的熱情和積極性，他組織抵製日貨、援助抗日將士、救濟難民和辦理善後，博得了許多包括左傾進步力量和國民黨上海當局在內的社會各方的讚揚。杜也一直有心結交掌握著國民黨特務大權的戴笠。8月7日，朱學範曾向杜月笙提出的武裝工人抗日的建議，杜當時考慮由籌募委員會出錢，他出槍枝。②巧合的是，幾天後戴笠就為了組建部隊的事情登門造訪，兩人一拍即合。

        戴笠與杜月笙在抗戰的問題上態度都是比較明確的。在國共抗日統一戰線逐漸形成之際，戴笠就意識到今後的主要目標要轉向抗戰，而不是如過去集中力量反共了，他開始調整特務處的工作重點，加強對日情報和行動。在他平時的言語中，也可以看出戴笠對中日之戰的看法和態度。

        滬戰之前，戴笠就有“置之死地而後生”、“哀兵必勝”之類的話語，而“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③這句話更為直率，對當時其他國民黨軍政要員觸動很大，以至後來成為軍統對於抗日的經典語言。而戴笠一早開始的情報搜集行動也在後來被證明是積極有效的行為，他也因此博得了英美等國情報機構的青睞。杜月笙對抗戰也持有比較積極的態度。他在號召募捐和宣傳抗戰的時候曾經提出，抗戰隻能靠自己，而不能對國聯“存著依賴心”。他認為，戰爭不在一時的勝敗，而在持久的奮鬥，在最後的勝利，“我們不但是求得一次的壓服敵人就算勝利，最要緊的是能夠持久地奮鬥下去”，“任何事業、任何鬥爭，誰能持久，誰能得到最後勝利”。④

        戴、杜兩人有著類似的抗日思想和相互依賴利用的打算，不僅為他們在滬戰期間的武裝合作確立了基礎，也為他們以後在整個抗戰時期裏的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礎。

三、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的成立和訓練

        8月底，蘇浙行動委員會在戴笠的指導下先在上海成立，委員有杜月笙、楊虎、錢永銘、劉誌陸、張嘯林、貝祖貽、張治中、戴笠、宋子文、吳鐵城、俞鴻鈞、吉章簡、蔡勁軍、俞作柏等10餘人。⑤戴、杜、劉為常務委員，戴為書記長，負實際責任。書記長下設機要、總務、偵諜、軍事、技術、調查、交通通信、宣傳等八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偉龍、俞作柏、餘樂醒、文強、張冠夫、陳旭東等分任各組組長。

        9月4日與9月7日南京給戴笠所發的支未、陽巳兩侍參電⑥令，明確要求戴笠與杜月笙合作，在1個月之內組成1萬人的武裝遊擊力量，配合正規軍作戰，在敵前敵後擾亂、牽製、襲擊敵軍，並肅清奸匪敵諜活動。而戴笠以後便以奉到“支電”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和隸屬於該會的別動隊的成立紀念日。⑦收到支電後的一個月之內，委員會下屬別動隊隨即成立，共轄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總指揮劉誌陸，參謀長楊仲華。第一支隊，隊長何行鍵，保定軍校四期出身，腳跨青、洪兩幫，也是軍統的老特務；其下設三個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官兵大多都是幫會分子及上海勞工人士。第二支隊隊長陸京士和第三支隊隊長朱學範都是杜月笙門徒，其所部編組和第一支隊相同，成員包括朱學範組織的勇進隊隊員400多人，⑧以及上海別動隊的大部成員，他們大多都是上海工會分子。第四支隊，隊長張業下轄三個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官兵多為京滬一帶原有的情報和行動工作人員。 

①參見劉才賦：《通天教主——杜月笙與國民黨政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
②朱學範：《我的工運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頁。
③《戴笠自述》，引自申元：《江山戴笠》，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頁。
④《演詞及抗戰後援會告全國同胞書》，轉引自劉才賦：《通天教主——杜月笙與國民黨政權》，第173頁。
⑤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台北）1970年4月出版，第8頁。另有資料認為向鬆坡也參與其中，參見：《張執一自述》，《湖北文史資料》總第23輯，第97頁；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頁；郭旭：《戴笠及軍統與杜月笙的關係》，《特工密聞：軍統活動紀實》，第397頁。
⑥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7頁。
⑦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2頁。
⑧朱學範：《我的工運生涯》，第84頁。

第五支隊，隊長陶一珊，也是戴笠的老部下；該支隊下轄五個大隊及一個特務中隊，成員多為受過國民軍事訓練的青年（也包括上海別動隊部分成員），還有不少高中以上學曆的學生，幹部多數具有良好的軍事學經曆；武器也很充足，是國軍三十六師、八十七師換下來的槍枝。①因此，第五支隊從兵力、素質及裝備各方麵來說都較其他各支隊為優。特務大隊長趙理君，也是戴笠的親信，下轄三個中隊，官兵基本也都是特務處在京滬地區原有的情報和工作人員。

        別動隊在匆忙中建成，又急於投入戰場與強敵抗爭，考慮到部隊的成員龐雜，許多人既無戰鬥經驗，也沒有經過嚴格訓練，有的甚至是出錢雇傭而來，②入伍動機明顯不純，諸多因素疊加，必然影響到隊伍的戰鬥力，戴笠遂又命文強在別動隊中增派中下層幹部，在一周之內，別動隊即加入經過篩選的軍校畢業同學尉、校級軍官600多名，又從南京中央警官學校選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100多名來滬報到，分批安置在各中隊任政治指導員；為了補充中、高級軍事政治幹部，又從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抽調200多名中高級幹部來滬聽候分配；至於班長一級的人才，則是向負浦東防守之責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部商調而來。③至此，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部隊建製基本完成。

        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的高級人事安排，表麵上由戴、杜合作設定，實際重心卻在黃埔係統。戴笠越過上海市長俞鴻鈞而選推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另設書記長辦公室，自己兼任書記長，總攬一切。支隊長人選除了陸京士、朱學範是當時上海工會負責人之外，何天鳳、張業、陶一珊都是黃埔二、三、六期學生；至於陸、朱兩個支隊下的大隊長、中隊長幾乎是清一色的黃埔同學。④杜月笙對此坦然接受了。

        在組建新軍的名冊中，戴笠發現別動隊成員中有不少是經過章乃器以及其他愛國人士介紹的失學失業知識青年，還有原上海公民訓練聯隊中的大專學校出身的青年，他覺得讓這些有一定受教程度的知識青年當一名普通戰鬥隊員是浪費人才的舉動，考慮到戰爭的需要和特務處組織機構的長遠發展，蘇浙行動委員會即設立青浦技術訓練班、鬆江特訓班、佘山教導團三個培訓機構，培養訓練別動隊各支隊中下級幹部。戴笠對訓練班非常重視，每班主任都由其自兼，另派副主任主持各班具體事務。

        青浦技術訓練班，由餘樂醒任副主任負實際責任，班址設在青浦城內西溪小學，學員主要是別動隊各支隊的中下級幹部，共408人，訓練時間為期一個月，主要培養學員從事戰鬥、爆破、偵察等基本能力。在11月4日開學典禮的時候，戴笠特地從南京趕來主持了儀式，並作了長篇精神訓話。⑤1937年11月，日軍在金山衛登陸，青浦班學員向安徽撤退，途中戴笠下令把青訓班直接掛在軍事委員會下，取消了蘇浙行動委員會這個中間環節。沿途很多學員都失散了，到祁門曆口的時候人數還不到原來的四分之一。⑥這剩下的人中，一部分由別動軍的剩餘部隊任命使用，另一部分由特務處派入上海做秘密工作。在忠救軍的不斷壯大過程中，大多青訓班的成員都擔任了連營級以上幹部，成為了忠義救國軍的骨幹。⑦

        鬆江特訓班繼青浦訓練班後成立，由汪祖華副主任，謝力公為總教員，班址設在鬆江城內中山路西渡小學。學員成分和訓練時間基本和青浦訓練班基本相同。⑧

①喬家才：《抗日情報戰（十一）》，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116頁。
       ②向海潛向人訴苦時透露，說杜月笙以百元或50元作為“安家費”到各難民所去招兵，參見《張執一自述》，第97頁。
       ③參見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7頁。
       ④參見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6頁。
       ⑤參見張選烈：《我所知道的軍統青浦特訓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8輯，第181頁；也有說培訓時間為兩周，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29頁。
       ⑥另一說剩300名左右，見張選烈：《我所知道的軍統青浦特訓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8輯，第183頁。
       ⑦參見張選烈：《我所知道的軍統青浦特訓班》，《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8輯，第182頁。
       ⑧也有一說鬆江班約200人，參見參見黃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軍統興衰——原國民黨軍統少將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頁。

這個班主要訓練偵探專門技術，由於日軍的一次突然轟炸，鬆江班遭受嚴重的打擊，全班五百餘人，幸存者不滿五十人，慘狀難言。①當時該班設在金山衛的學員大隊的大隊長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的廖曙東，他在撤退時躍入一水潭，被日軍包圍，隨即他用自己的配槍擊斃逼近的十數名敵兵，口中高呼著“中國不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在日軍亂槍下犧牲。②後因其英勇事跡被國民政府追晉為陸軍上校。

        青浦和鬆江班在與敵對抗中，除了傷亡，也有一部分潰散人員，當時戴笠命人一麵收容一麵潛伏。同時在佘山成立別動隊教導團，自任團長，俞作柏為副團長，將青浦、鬆江兩班並入教導團，並由各支隊抽調部隊入團訓練，為長期抗戰做準備，主要負責提高別動隊中下級幹部的指揮、偵察、行動和破壞等能力。

四、參加上海保衛戰和曆口改編

        別動隊組建後，未及整訓完畢，即在炮火的催促下作為正規軍的補充而投入戰鬥。他們分布於浦東、奉賢、南匯和上海縣等地，主要配合正規軍作遊擊戰：第一支隊主要向浦東方麵警戒，第二、第三支隊則分散潛伏租界內，第四支隊分布滬西，第五支隊分布在閘北，擔任中山路至真如間的遊擊作戰。③

        10月20日晚，第一支隊三大隊接到支隊命令，連夜開赴華漕前線接替胡宗南部隊的防線。到達華漕鎮後，兩個中隊駐守華漕鎮，一個中隊越過磅北橋進入北岸陣地，與日軍展開正麵作戰，雖然缺乏實戰經驗，但戰士們英勇頑強，堅持兩個晝夜，打退了敵人的進攻，直到國民黨五十四師來接防。而駐守華漕鎮的兩個中隊卻遭到日機襲擊，隊員犧牲慘重，僅50多人幸存。第三大隊後又調防至真如南翔一帶，所處環境相當嚴峻，鐵路以北就是日軍陣地，日軍每天向三大隊駐守地轟炸。在陷入險境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力量，三大隊被迫埋葬槍枝，就地解散，各自遣返上海。④一、二支隊餘部在正規軍撤去後，在浦東紮根下來，建立遊擊基地，與敵周旋。⑤

        三支隊到11月基本上都是處於待命狀態，隻有駐防在真如江橋一帶下屬的第九大隊曾經在國軍撤退的情況下，在吳家庫狙擊日軍，奪回了國軍丟失的機槍陣地，其隊員也犧牲慘重。⑥第七、第八大隊與總指揮部特務大隊有一部分繳械退至租界；另一部分去往佘山，由於佘山也不能立足，轉由俞作柏率領向陳墓、木瀆、無錫陸續撤退，輾轉退到安徽祁門。⑦

        當蘇州河以北陣地失守、國軍退守南岸時，第四支隊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占領戰場要點，掩護國軍向蘇州河南岸轉進，但因深入敵腹，孤立無援，兩千多人全部犧牲。⑧

        敵軍迫近南市時，第五支隊、包括二、三支隊各一部的別動隊負責協助國軍固守南市，戴笠派偵諜組長周偉龍送到麵包兩萬個，國旗兩百麵，以示令其堅守陣地。別動隊員英勇奮戰，與如潮水般湧來的日軍鏖戰，“曆時三天之久，誓死不退”。⑨而在南市陷落時，駐紮南市的一個大隊仍有兩個班的隊員不願退入租界，他們每人攜帶兩杆盒子槍，渾身捆滿手榴彈，埋伏在日暉港到西門一帶襲擊敵人，這群誌士給予了敵人先頭部隊很大的威脅。○10在堅守南市的任務結束後，餘部化整為零，在京滬地區潛伏下來。○11

①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8頁；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第465頁。另有一說幸存者為100餘人，參見郭旭：《戴笠及軍統與杜月笙的關係》，引自《特工密聞：軍統活動紀實》，第397頁。
②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8頁。③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61頁。
④參見陳麗鳳、毛黎娟等著：《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30-431頁。
⑤參見費雲文：《戴笠與忠義救國軍》，《戴笠傳記資料》，第27頁；喬家才：《鐵血精忠傳（六）》，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60頁；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三冊，第182頁。
⑥參見朱學範：《上海工人運動與幫會二三事》，《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第17頁；朱學範：《我的工運生涯》，第87頁；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第462頁；胡訓瑉、賀建：《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73-174頁。
⑦參見喬家才：《鐵血精忠傳（六）》，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60頁；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三冊，第182頁；另參見：《戴笠致蔣介石報告》（5月20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檔案，七七三/733。
⑧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61頁；喬家才：《鐵血精忠傳（六）》，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60頁；另參見章君穀：《杜月笙傳》第三冊，第182頁。
⑨喬家才：《鐵血精忠傳（六）》，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59頁。
○10參見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第463頁。
○11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61頁；另見費雲文：《戴笠與忠義救國軍》，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7頁。 

        淞滬戰場的形勢由於日軍在金山衛的登陸，變得十分被動，中國軍隊潰退，在日海軍的炮火射程內，已經沒有後方可活動的餘地，別動隊本不擔任正麵作戰，但事實上卻部分代替了正規軍的任務。①戴笠為激勵士氣，在前線督陣。他在南京的一個部屬徐亮曾去電，勸戴笠不要為了一隅之戰而長期停留前方，戴答複說：“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草創伊始，而遽當大敵；無薪餉之奉，官爵之榮；所憑以犧牲奮鬥者，忠義精神也。當以身先為倡，庶乎能穩固根基，發揚廣大，豈可臨危他去？”他令徐亮也到上海，共赴艱難，自己撐持到最後，才離開上海，繞道香港，返回南京。徐到上海時，上海已快淪陷。②戴笠在此所提出“忠義精神”這四個字也成為“忠義救國軍”的最初來源。

        總體來講，這支軍隊雖然剛剛建成，尚未形成較強的戰鬥力，也缺乏實戰經驗，但麵臨強悍的敵人，他們絲毫不遜色於正規軍。據文強回憶，他到前線視察慰問的時候，看到各大隊堅持奮戰，“雖傷亡慘重，猶戰鬥不止”，甚至自動去堵擊陣地突破口的敵人，許多基層隊員的英勇事跡不勝枚舉：“我在前線親見一支隊長李讓周身捆上手榴彈，兩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機手槍，高呼著率領隊員，向敵衝鋒，負重傷仍不下火線；又見朱學範支隊之盛瑜大隊的一位中隊長毛勳，率領自己的中隊配合正規軍作戰，接連三晝夜不下火線，全中隊傷亡過半，該中隊指導員朱巨陣亡時，高喊：‘為指導員報仇！’他的呼聲，激勵著戰士個個奮戰揚威，向敵陣衝去，壓倒了敵軍氣焰。毛勳負重傷後，與該中隊幸存的戰士掩蔽在一座便橋下柴堆裏，被敵機發現，慘遭轟炸掃射，死傷累累，毛本人周身著火，胡須頭發燒光，兩耳震聾，從橋邊一直滾到水裏才得救。”③

        到11月初全線撤退前夕，文強奉命率一批女工作人員代表蘇浙行動委員會前往租界各醫院慰問時，別動隊的傷員就有500多名，而據人事科的調查統計，別動隊陣亡官兵達到1500人以上。從淞滬戰場上撤退後，文強改調為前方辦事處處長，從南通天生港繞道到蘇州、句容等地，負責收容別動隊撤散的部隊，他派出的六個收容小組四處收容，僅收容得萬人中的五分之一，其餘大多數都在戰鬥中犧牲了。

        當時別動隊所有官兵，除作戰傷亡及挺進浦東、潛伏上海和南京市區活動的隊員外，還有官兵1700多名，這包括特務大隊官兵，及青浦技術訓練班、鬆江特訓班、佘山教導團等全部官長學員生在內，他們由軍事組組長俞作柏率領，經蘇州、溧水、繁昌、九江，於12月轉達安徽省祁門縣屬曆口。為了整頓部隊，戴笠召開了一次大會，宣布改編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第一團”。④而第一支隊雷忠大隊則由何行鍵率領，於1938年初經奉化撤至遂安，與戴笠部署毛森在江山辦的一所遊擊幹部訓練班及東陽、巍山的浙東支隊合編為教導第二團。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指揮部同時也改為別動隊教導團總團部，負責督導第一、第二教導團，就地實施訓練。戴笠親自兼任總團長，俞作柏任副總團長，負實際責任。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到蔣介石元侍鄂代電：“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期以加強敵後遊擊工作。”⑤戴笠當即派遣阮清源、鮑步超等人潛進敵區，配合留置敵區之幹部及武裝部隊，積極開展收容擴編工作。對經點驗人槍、能接受改編的部隊，給予支隊、總隊或直屬大隊的名義，發給給養費用等。到4月底，流竄在浦東、太湖等地區的武裝土匪如馬柏生、丁錫三、張阿六等部都被加以收編，加上收容的國民黨軍一些散兵遊勇，已編成5個支隊，一個直屬大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連同北方支隊和教導第一、二兩團（後來改為第一、二支隊），戴笠手下武裝總人數已達一萬餘人。

①參見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第462頁。
②費雲文：《戴笠與忠義救國軍》，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7頁。
③文強：《戴笠領導的抗日別動隊和反間諜鬥爭》，《八一三淞滬抗戰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第78頁。
④費雲文：《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7頁；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11頁。
⑤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11頁；另參見費雲文：《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轉引自《戴笠傳記資料》，第28頁。

        由於別動隊名稱與康澤屬下別動隊重名，為避免混淆，蔣介石在1937年10月曾提議戴笠給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改名，因為滬戰緊急，戴笠一直未及辦理，到1938年5月，戴笠奉到一侍參鄂代電核準，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改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在漢口成立了總指揮部。從此，這支特殊的國民黨敵後武裝正式成立了。當時戴笠兼任總指揮，由徐光英任參謀長。總指揮部成立後，隨即由漢口出發，經江西南昌、安徽屯溪，進駐浙江孝豐，接替前“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團”的指揮權責：一方麵指揮所部，對敵進行戰鬥；另一方麵，繼續收編流散國軍，號召地方武力，以此壯大抗敵實力。①

        在淞滬戰場建立起來的“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是後來“忠義救國軍”的緣起與前身，這支部隊的出現，源自戴笠“抗日”與“建軍”的雙重考慮，是國民黨軍統組織“利用抗戰坐大”的重要方麵。在整個抗戰期間，戴笠能夠創建軍統組織這樣規模龐大的機構，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對特務組織的需要依靠和戴笠對蔣介石個人權威的絕對依附和效忠。

        在軍統內部，戴笠能夠運用傳統“忠義觀”，將軍統紀律與對領袖的個人忠誠和崇拜結合起來，用充滿封建色彩的“忠義”作為精神紐帶，以取得屬下的忠誠。他將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突出了對他本人和國家領袖的“忠誠”、“義勇”的要求，確實迎合了別動隊內部大量幫會分子的“幫會情結”；在別動隊解脫了淞滬戰場作戰任務之後，戴笠也得以繼續維係這支隊伍的存在，用“忠義”來增強他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發他們的戰鬥熱情。此外，“救國”也符合了時人對抗戰衛國的責任感，能夠吸引到更多的零散武裝投入到他們的行列，更可以此取得淪陷區廣大民眾的支持。

        “忠義救國軍”組建後，幾經整編訓練，插入到滬寧杭敵後淪陷區，吸收了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抗日民眾，一度填補了地方有建製的武裝部隊的空白，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麵。但隨著形勢的轉變，作為軍統武裝的“忠救軍”也忠實執行了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內外方針，除從事於敵後抗日行動外，也與當地共產黨“新四軍”等武裝不斷產生摩擦與爭鬥，使“忠義救國軍”改變了其成立之初單一的抗日性質，有了質的改變。限於篇幅，有關忠救軍後來的反共性質及其活動，筆者擬另文敘述，此處不再贅言。

[邢　燁：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生郵編：210097]

[責任編輯：蔣　梅]

①參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忠義救國軍誌》，第14頁。

原載《民國檔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