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 裘雨萍

                                                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裘雨萍　　　

　　　
　　提起忠義救國軍，人們自然就會想起《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傳揆。有些人據此以為它是國民黨的雜牌部隊，其實不盡然。忠義救國軍是一支與眾不同的很有來頭的部隊，它隸屬於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特務頭子戴笠親自組織與領導的特務武裝。我曾在這支部隊裏擔任過戰教科長、特務大隊長等職，茲將親見親聞披露如後。
　　　　
　　一　忠義救國軍名為策應盟軍登陸，實為反共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特務頭子戴笠為了擴充自己的實力，組織了別動軍。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以後，他以交換國際情報為手段，與美國海軍特務頭子梅樂斯掛上了鉤，通過梅樂斯的關係，又輾轉取得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默許，因而美國優先給予戴笠係統的軍統特務部隊以美式武器和裝備。自此，戴笠把他的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並以此作為軍統特務武裝的基本部隊。美國除了供應武器裝備以外，還對他們進行技術訓練。為此，美國在安徽歙縣雄村開辦了一個“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訓練班的教官全是美國人，教材也是美國的。訓練內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與特工技術。每期訓練三個月，畢業後，按成績分別發給火箭炮、湯姆生、卡賓、左輪等槍械。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就有一千多人受過這種訓練，並配備這些裝備。忠義救國軍集結在錢塘江南岸監視我新四軍，並與新四軍爭地盤，阻止新四軍抗日。
　　忠義救國軍的公開任務是“策應盟（美）軍登陸”，即以強力部隊占領登陸點，接應盟（美）軍順利上岸，以抗擊淞滬地區的日本軍隊。登陸點選擇在錢塘江出口處的海寧縣以東地區。可是這個登陸點根本沒有派駐策應登陸的先遣部隊，也沒有策應登陸的技術設施，甚至沒有派人前去實地勘查過，隻是在地圖上標了一個記號。可是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卻擬就了一個長達三千字的作戰計劃，連續幾天用電報拍給在重慶的軍統局與在上饒的第三戰區司令部。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盡管標榜“策應盟（美）軍登陸”，它的真正任務則是反共防共。隻是當時還不能公開打起反共的旗號，所以戴笠就用“策應盟軍登陸”來進行掩護。這裏我可以舉出一件假策應真反共的事例：一九四四年冬，當新四軍進駐浙江安吉、孝豐山區時，忠義救國軍鮑步超部就出其不意地給新四軍以襲擊。鮑部以美國給他的湯姆生、卡賓槍射擊劣勢裝備的新四軍。他們惡毒地采用近距離殺傷，使新四軍指戰員遭受犧牲。當新四軍安（吉）孝（豐）支隊的先頭部隊在楊家村地區出現時，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特務大隊也同樣予以射擊殺傷。

　　　　　　二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的組成

　　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隸屬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總指揮叫馬誌超。馬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是胡宗南的軍事骨幹。胡與戴是莫逆之交，所以戴調他來組織特務部隊。淞滬區指揮部指揮官叫阮清沅，別名亞丞，化名東平，浙江警校特別班畢業，少將官階，曾當過軍統局的處長，是戴笠的得意門生。一九四四年秋，他受戴笠密令，帶著沈之嶽、曹正元、胡唯一、亢祖周、黃晉唐等八個軍統特務，以及作經費用的黃金，坐著專機到達安徽歙縣，籌組淞滬區指揮部。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於一九四四年冬在浙江昌化山區正式成立，並開始招兵買馬。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已發展成為號稱有二萬人的部隊，主力集結在錢塘江以南以便監視新四軍。指揮部設有秘書、政工、參謀、經理、電台、醫務等組，組以下設科。另外有一個負責警衛的特務大隊。其中秘書、政工、電台是搞秘密工作即對付共產黨的。政工組長沈之嶽，浙江天台人，是共產黨的叛徒，現在台灣當國民黨中央的社會工作委員會主任要職。政工組所屬的政工隊有六十多人，都是穿便衣帶手槍的特務。秘書室主任曹正元，是阮清沅的副手，電台台長胡唯一，專負密電收發。還有女譯電組長張琴，專譯秘密電報，年近三十尚未嫁人，據說是軍統紀律，不準婚嫁。我是參謀組下屬的戰教科長。　　　　
　　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下有六個團、十七個行動總隊。阮清沅又是江蘇省第三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下麵又有五個保安支隊。但是以上這些部隊都是番號多，兵員少。為了擴充部隊，阮清沅學會戴笠的手法，采取以下手段：
　　一是利用當時有些人的崇美思想，以美式武器誘騙青年入伍。有這麽一個例子：忠義救國軍在進入敵後之前，有兩個政工隊員被四十九軍一個連扣留，阮清沅命我帶了湯姆生卡賓裝備的特務排去索要。這個連有一個班長叫陳有財的（原是我當排長時的兵），在我返回途中，從後麵追了上來要求參加我部。我問其原因，他說你們武器好。
　　二是網羅地痞、流氓、土匪、惡霸。其辦法是以人槍為準，按數封官。有百來個人的可當總隊長（相當於團長），有三、四個人的，可當大隊長（相當於營長），依此類推。這些被封為總隊長、大隊長的，又向下封官許願，把他的親戚朋友招來當隊長、分隊長或副官、軍需之類。當時國民黨到處抽丁征兵，所以有不少青年為了逃避兵役，不得已投入這個特務部隊，既可作為現役，還可當上一個“長”或“官”。阮清沅通過這個辦法，委任的行動總隊、保安大隊、支隊的番號就有二十多個，但都是兵少官多，徒有其名。這二十多個番號是形形色色的，例如江蘇保安第二支隊支隊長朱超平，在浙江諸暨老家招了一百多人，就當上了上校支隊長。又例如黃阿寶是嵊縣有名的土匪頭子，他手下共八個人，就給一個隊長的名義，黃本人少校官階。
　　三是大量收編汪偽和平軍，都給以行動總隊（隊）的名義。以錢塘江南岸行動總隊為例，該部原是浙江省肖山縣的汪偽保安大隊，大隊長樓宏茂（他自稱司令），就是由阮清沅委任為“錢塘江南岸行動總隊上校總隊長”的。阮之所以委任樓為總隊長，是因為有一次，樓部俘虜了阮的忠義救國軍的四名攜帶卡賓槍的士兵，雙方通過談判，決定由阮委樓以總隊長，樓則放回被俘的四名士兵。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二天，樓恬不知恥地稱自己是忠義救國軍的地下武裝。　　　　
　　四是用升官晉級的辦法，吸收國民黨其它部隊的軍官為其效勞。我本來是浙蘇皖邊區挺進軍總司令部幹部訓練班少校隊長。訓練班設在徽州潭渡，與忠義救國軍特訓班所在地雄村相距隻有十五華裏。我有一個同學在忠義救國軍特訓班當隊長，他介紹我到阮清沅部工作。阮因為我是軍校十四期的，又與他是同鄉，就立即升我一級，讓我當中校戰教科長。

　　　　　　三　忠義救國軍進入上海的經過

　　當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電訊傳到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時，指揮官阮清沅和秘書主任曹正元均不在（去總指揮部開會了），指揮部隻有政工組長沈之嶽、參謀主任馬革非和我（當時我代理參謀組長）。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我們幾個人都缺乏對策。　　　　　　
　　日軍既降，我們的部隊叫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顧名思義，應該立即挺進到上海，而且必須趕在新四軍前麵搶先進入上海。我們三個人經過反複研究，作出了挺進上海的決定。為了慎重，我們三個人還在決定書上簽了字，做對做錯，功過三人分擔。決定以後，立即派聯絡參謀到火車站（站名忘記）交涉火車，派副官帶特務大隊的士兵去錢塘江沿岸扣押船隻，同時下達挺進命令，要求部隊做好行軍準備，待命出發。　　　　　　　　
　　這天半夜以後，阮清沅匆匆趕回來了。他一見麵就責問我們為什麽不立即行動，罵我們頭腦遲鈍，不會隨機應變。當我們向他匯報了挺進上海的各項準備工作以後，他才怒氣稍息。他立即召集組、科長和部隊長緊急會議，傳達戴笠的電令，要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日夜兼程趕赴上海，並限期到達。他說，我們不能讓新四軍接收上海，如果上海被新四軍占領，我的頭靠不住，你們也跑不了。他下達口頭命令，令部隊立即行動，指揮部、特務大隊與第一團先走，其餘部隊隨後趕來。　　　　
　　挺進上海的命令下達以後，先走的部隊真是亂了套。在錢塘江邊的敵占區裏，老百姓窮得揭不開鍋，部隊吃的穿的用的都非常困難，特別是穿的可憐得很，每個士兵隻有一套軍裝，還是用當地土布染上色以後做的，大都沒有帽子，要換洗隻得穿自己的破衣服。那時，一塊布、一根線、一個鈕扣都很珍貴。所以士兵們一聽說要行軍，誰也不肯丟掉自己一點點東西，破衣破褲破棉被，甚至破草鞋，都全部捆上帶走。加上連隊裏的行軍鍋等炊事用具、木盆、破籮筐也都帶上，所以，毫無軍容可言，看起來確實不象個軍隊。但是不管怎樣，一千四百多人的先行部隊總算如期到了錢塘江邊，並乘潮過了江。到了對岸，赴火車站接洽火車的聯絡參謀已等候在那裏，隨即報告聯係火車的情況。他說，盤踞火車站的日軍向我們要“蔣委員長的手令”，有手令就能坐火車，沒有手令就不能坐。阮清沅一聽急得不得了，他馬上派我帶著向導、翻譯、聯絡參謀、警衛等一行六人去火車站向日軍交涉，並命令部隊前進到離火車站二裏處待命。我趕到火車站已經深夜，通過翻譯向日軍崗哨說明來意。兩個崗哨堅持要“蔣委員長手令”。我說蔣遠在重慶，我們到哪裏去要他的手令？並請他們轉告其長官，我要與他講話。這兩名崗哨就是不答應，還舉槍瞄準我們。我沒辦法，隻得折回向阮複命。阮也無法，沉思一會以後，立即下令部隊急行軍，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行軍路上，阮清沅不斷催促快快快。他對我說，上海附近有新四軍遊擊隊，不能讓他們先進上海。如果我們部隊第一個到達上海，就會名聲大震，日子就好過了。還說了許多上海好吃、好喝、好玩的話，以激勵部隊。由於急行軍，大家又饑、又渴、又累。幸虧到了閔行附近，來了兩艘客貨輪拖著木船經過。阮命令輪船靠邊，裝運部隊開往上海，並派聯絡參謀收容掉隊官兵，隨後趕上。阮自己則乘一部汽車帶著隨從人員先走了。　　　　　　
　　部隊到達上海漕河涇，已是十九日早上了。指揮部設在一所小學裏。操場上停著幾輛漂亮的小汽車。阮清沅在樓上會客。門口站著他的衛士。我進門以後，阮向我擺擺手，示意要我出去。這時，我看到幾個穿著黃色毛料軍服、背三角皮帶的軍官，還看到兩個妖裏怪氣的女人。我從阮的房間出來後，在另一個房間裏看到幾個戴有“上海行動總隊”袖章的官兵。當時我心裏想，我們部隊沒有這個番號呀！以後才知道，這個“上海行動總隊”是戴笠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直接委給大漢奸周佛海的部隊的（周佛海是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阮清沅和那幾個軍官是在商量“清剿”上海附近的新四軍。這時我還知道上海市民要在漕河涇開會歡迎國軍。由於幾夜不眠，我倒在床上睡著了。當傳令兵把我叫醒，外麵正鑼鼓喧天，阮清沅叫住了我。他要我與一團二營的程營長（名字忘記）挑選一批士兵坐著卡車去遊行。我們挑選了一百六十名比較年輕的士兵，讓他們分乘八輛卡車去遊行，接受市民歡迎。卡車上既有士兵，又有行軍鍋和他們的破行李，破行李堆得比人還高。我和程分坐兩輛小車行駛在前麵。遊行隊伍從漕河涇出發，經徐家匯、霞飛路、南京路到達南洋中學安營。沿途馬路兩邊擁擠著大批人群，在嘈雜的歡呼聲、鞭炮聲和鑼鼓聲中，有人在喊：“抗戰勝利了！”“國軍回來了！”有人在議：“這批國軍是從哪裏來的呀！”有人在懷疑：“這是什麽軍隊呀！真像叫化子一樣！”第二天上海各大報大登特登所謂國軍阮清沅部到達上海的消息。以後，電影院還放映了紀錄片。　　　　　　
　　這就是被上海人民稱為“叫化子隊”到達上海的真實情況。我寫這段曆史內心感到非常慚愧，聊以寫出事實真相來自贖吧！　
　　　　　
　　　　　　　　四　忠義救國軍劫收敵偽財產

　　在部隊到達南洋中學後的第三天，汽車運來了大批軍衣、軍帽、皮鞋、皮帶、軍毯、棉被、水壺、被包等軍需物資，發給忠義救國軍官兵，每人一份。脫下破衣服，換上新軍裝，全體官兵皆大歡喜，“叫化子”變成“洋鬼子”了。這些軍用品顯然不是從重慶運來的，全部是從偽軍倉庫裏拿出來的。
　　大約一個月以後，我調任特務大隊大隊長。在大隊長的任職期間，我逐步了解到一些忠義救國軍劫收敵偽財產的情況。　　　　　　
　　有一天中午，中美合作所來了個頭頭，拿著命令，要我派出兩個中隊歸他指揮，並要立即跟他走。我問他幹什麽？他說這是軍事機密，明天告訴你。第二天下午，中美合作所一個姓龔的叫我去（可能是與戴笠同機失事死的龔仙舫）。他給了我一張看管漢奸、敵偽產業的名單，一共七十四處，名單上還寫著負責看守這些產業的士兵的名字。他給我的任務是檢查這些士兵的“軍風紀”，防止他們偷盜財物。　　　　
　　原來，戴笠正在利用手裏的“肅奸”大權，劫收敵偽財產。軍統特務劫收了漢奸們的黃金、美鈔、珠寶等貴重物品以後，就在建築物的門窗上貼上封條，然後派兵看守，飽獲劫收果實。那些漢奸家屬也很狡猾，他們在被劫收以前即做好了隱藏和轉移財產的準備。待士兵站崗看守時，姨太太和小姐們即以媚人的手段向士兵行賄，把值錢的東西偷運出去，看守士兵自然也從中分贓。士兵們因此而發小財的不少（發大財的是劫收大員）。發了小財以後，就開小差逃走了。我下麵的兩個中隊的士兵逃走的竟有一半之多。對此，我很發愁。正當我沒有對策的時候，奉命將看管敵偽財產的任務交給了敵偽產業管理局，才解了我的圍。　
　　　　　
　　　　五　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的解體　
　　　　　　　
　　抗戰勝利以後，各色各樣的國民黨黨政軍機關和人員充斥上海。湯恩伯當上上海軍政首腦以後，感到上海的部隊太多，在取得戴笠同意以後，決定整編。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亦在整編之列，當然軍統特訓班畢業的和由正規部隊改編的除外，被整編的隻是那些行動總隊、保安支隊的官兵。整編的辦法是不願當兵的士兵發路費回家，軍官去軍官總隊。願意繼續當兵的編入炮兵團，由指揮部參謀伍道遠任團長。經過整編，許多官兵都願意離去。這樣，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就宣告解體了。
　　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解體以後，指揮官阮清沅被戴笠扣押在中美合作所。我聽說後，曾去看他。阮流著淚對我說，他曾同戴笠大吵了一頓，但沒有說大吵的原因。以後我聽有人說是分贓不均，也有人說是因為阮對整編部隊不滿。戴笠死了以後，阮還關著，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秋才放出來。放出來以後，住在宋子文住宅旁的一座三層花園洋房裏，有汽車，有仆從，生活特殊。聽說這座洋房也是劫收的，由宋子文批給他住。因為在抗戰勝利以後阮首先派兵看守好了宋子文的大花園洋房，宋這樣做也許是給阮以酬報。以後宋子文任廣東省主席時，曾要阮去當海南要塞司令，因時局急轉直下未成。阮在解放前夕去台灣。

（原載：《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