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翦伯讚

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翦伯讚

 

        解放十三年來，特別是大躍進的四年來，我們在曆史科學的研究和教學方麵，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曆史研究方麵，我們提出了很多中國史上的重大問題，如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土地所有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少數民族社會性質問題，曆史人物評論問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雖然還有分歧的意見，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深入得多了。

        在教學方麵，我們開出了很多新的、以前沒有的課程，如中國現代史，世界近代史，工人運動史，中國民族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等等。對於這些新的課程，都寫出了講稿，雖然這些講稿尚有待於進一步充實，但大體上都已經粗具規模。

        在資料編篡方麵，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編出了《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叢刊》十一種，字數在兩千萬以上。中國古代史資料也編了很多。此外，我們還從曆史檔案中輯出了很多前所未見的資料。還有考古發掘和民族調查中新發現的曆史資料。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解放以來，我們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完整的古器物在四十萬件以上，不完整的在五百萬件以上。經過初步整理的民族調查資料，約有兩億多字。

        在古籍整理方麵，《資治通鑒》已經出版，二十四史正在標點。曆史文獻上保留下來的最基本、最係統的民族史資料四夷列傳，已經整理完畢，出版了一部分。此外很多卷帙浩繁的類書、叢書都已出版。

        在工具書方麵，我們編出《中外曆史年表》。曆史地圖、曆史圖譜也正在編篡和繪製中。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近幾年來，我們編寫了很多種曆史小叢書，這對於普及曆史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麵取得的成績，但更大的成績還不是上述各方麵的成就，而是我們在曆史科學領域內鞏固地樹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解決了曆史科學的方向問題和道路問題。培養了大量的青年史學工作者，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曆史科學的隊伍，加強了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力量。

        我們在曆史科學方麵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應該肯定這是我們在曆史科學戰線上的勝利。但是在我們走向勝利的路途中，是不是就沒有任何缺點呢？在我看來，缺點是有的，而且不少，有些缺點還是相當嚴重的。雖然這些缺點，比起成績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但是缺點總是缺點。我們應該承認這些缺點，改正這些缺點。讓我們的曆史科學更健康地發展。現在我要談的就是缺點。

        我今天想談四個問題：(一)史與論的問題，(二)政策與理論的問題，(三)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的問題，(四)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問題。 

一、史與論的問題

        史與論的問題不僅是曆史學上的一個問題，文學、哲學、政治、法律等都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時期，在學校裏曾經流行過“以論帶史”的口號，這個口號在當時是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通過這個口號，我們反擊了資產階級的“唯史料論”、“史料即史學”等等的謬論，從原則上扭轉了那種輕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資產階級曆史學的傾向。但是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麵性，在我個人看，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因為“以論帶史”的提法，意味著研究曆史要從理論或概念出發，不從具體史實出發。這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提法是不符合的。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學說，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被共產主義者做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曆史的整個過程。”[1]又說：“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曆史科學的領域中，必須從既定的事實出發，……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中不能虛構一些聯係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係。”[2]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又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3]顯然，“以論帶史”的提法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馳的。這個提法應該廢除。正確的提法應該是觀點與材料統一。

        有人說，“以論帶史”的“論”是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難道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帶動曆史研究還有什麽錯誤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作為原則來研究曆史或其他社會科學，當然沒有錯誤，但是，從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隻能是研究的指導思想，不是研究的出發點。研究的出發點不是原則而是特定的具體事實。恩格斯說過：“原則並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曆史，而是從自然界和人類曆史中抽象出來的；並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於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隻有在其適合於自然界和曆史之時才是正確的。”[4]因此我們隻能用原則去研究具體事實，再從具體事實的研究中概括出新的原則。研究應該是從事實到原則，從具體到抽象，不是從原則到原則，從抽象到抽象。

        由於“以論帶史”的口號帶有片麵性，所以後來產生了流弊，以致把“以論帶史”變成了“以論代史”。個別教師簡單就少講或不講具體的曆史事實，用社會發展史的原理原則代替具體的曆史。他們隨便摘錄一些經典著作中的文句來代替具體的科學分析，不分析具體的曆史情況，隻根據經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結論。在講稿中，不是空空洞洞說一些原理原則，就是幹巴巴引用一些教條，一再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把一些臆想的結論強加於具體的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體的曆史，使曆史上的客觀存在服從曆史家主觀的意圖。但是，曆史學的任務，並不是要我們重複人所周知的道理，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來分析具體的曆史，找出曆史發展的規律。

        當然，有些教師，也引用一點材料，但他們不是根據這些材料作出獨立的概括，更談不到創造性地解決曆史問題。他們挑選材料隻是作為原理原則的注腳，因而研究的全部藝術就在於多多益善地引用經典著作中的詞句。經典著作變成了曆史科學的標簽。

        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曾經成了一種風氣。有些人，甚至要在“打破王朝體係”的口號之下，從曆史上消滅典章製度、王朝興亡和其他具體史實，乃至要從曆史消滅那些作為時代標誌的王朝的稱號。這樣一來，曆史上剩下來的就隻有公元紀年了。

        “打破王朝體係”這個口號是對的，但是“打破王朝體係”是打破以帝王為中心的思想體係，不是從曆史上消滅王朝的稱號。王朝是曆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消滅的，用不著消滅的，也是消滅不了的。然而有人就想消滅王朝。這種想法，我以為是錯誤的，因為曆史學家無權根據自己的愛憎從曆史上消滅具體事實，曆史學交給曆史學家的任務是分析這些具體事實，作出正確的結論。

        由於以論代史，因而有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曆史教學或研究中，隻是圍繞著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一般原理原則甚至文句轉來轉去。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應該學習的，但我們要學習的，不隻是它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實質，它的思想方法。文句也應該記得，也可以引用，但不是把文句作為花邊，作為標簽。公式更應該記得，但不能把公式當作鐵範來改鑄曆史。恩格斯說過：“至於說到您用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的嚐試，那末首先我應當說明：不把唯物主義的方法當作研究曆史的指導線索，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將曆史的事實宰割和剪裁得適合於它，那末唯物主義的方法就變成和它相反的東西了。”[5]

        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原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並不等於具體曆史，更不能代替具體曆史。正像列寧所說的：“如果談到某一國家(例如談到這個國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曆史時代這個國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具體特點。”[6]如果不估計到一個國家的具體特點，那就不可能找到這個國家的曆史發展的規律。因為馬克思發現的曆史發展規律，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共同規律，而各國的曆史還有它們的特殊發展規律。如果每一個國家的曆史學家都把共同規律當作自己的曆史，那世界各國隻要一部曆史就夠了。

        修正主義者過分地強調曆史的特殊性，特殊到馬克思主義都不能應用，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但隻講普遍真理性、一般原則，不結合自己曆史的特點，這種教條主義也是應該反對的。毛主席的偉大，就在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則和中國具體的曆史實際、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然而我們在曆史教學和曆史研究中並沒有學會毛主席的方法，以致使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曆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幹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在有些講稿中，充滿了“矛盾”、“規律”等詞匯，但矛盾沒有對立麵，因而誰和誰矛盾也鬧不清楚。規律還是一般的規律，至於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律如何，還是沒有找到。總起來說，片麵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曆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

        現在我們提出了觀點與材料統一，這種提法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怎樣統一，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很好地解決。為了貫徹觀點與材料的統一，在有些講稿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即先寫一段理論，再寫一段史料，或者先寫一段史料，再寫一段理論。總之不是用理論去硬套曆史，就是用史料去遷就理論。結果理論是理論，史料是史料，並沒有統一起來。要做到觀點與材料的統一，應該是把史料融解在理論之中，或者說把理論體現在史料之中，而不是在其外，“就像顏色和大理石的物質特性不是在繪畫和雕刻領域之外一樣”[7]。

        現在再談談對待史料的態度問題。有一個時期，由於資產階級史學家傳播所謂“唯史料論”和“史料即史學”等等錯誤的說法，我們反對了這些錯誤的說法，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個別的同誌，在反對“唯史料論”的時候，也反對史料本身，並且把史料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把史料和資產階級思想一起反，這是錯誤的。因為這就無異說，隻有資產階級才重視史料，才根據史料研究曆史，無產階級反而不重視史料，不根據具體的史實研究曆史。資產階級是言必有據，無信不征，無產階級反而是信口開河，隨便說話。

        史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任何階級研究曆史都要占有史料。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要占有史料。在對待史料的問題上，我們和資產階級的區別，不是誰要史料，誰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問題，而是站在什麽立場，用什麽觀點、方法來分析史料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史學家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用唯心論的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對待史料；我們則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唯物論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對待史料。這就是我們和資產階級在對待史料問題上的區別。

        一直到現在，可能有些同誌還沒有想通，不敢提史料的重要性，怕這樣提會犯錯誤。我以為這種顧慮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應該肯定史料是重要的，研究曆史沒有史料是不行的，史料是彈藥，沒有彈藥專放空炮是打不中敵人的。馬克思本人就很重視資料。他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說：

        “研究必須詳細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態，並探尋出各種形態的內部聯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有適當的說明。”[8]對現實的運動如此，對曆史問題也是一樣。

        恩格斯在《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也說到史料的重要性。他說：

        “唯物主義的認識的發展，哪怕是單單對於一個曆史實例，都是一種科學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靜鑽研，因為這是很明白的，單靠幾句空話是做不出什麽來的。隻有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透徹地掌握住了曆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9]

        毛主席也一再地教導我們研究必須占有資料。他在《改進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說：

        “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10]

        應該記得這些經典作家的教訓。我們研究曆史，不是把原則輸入曆史，而是從具體的曆史引出原則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詳細占有材料，把握事實的總和。

        材料是知識的泉源。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不應該拒絕曆史資料。拒絕曆史資料就是拒絕曆史知識。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拒絕曆史知識呢？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都沒有說過研究曆史或現狀可以不要材料，專講空話；當然，他們也沒有說過隻要萊，不要理論就可以解決曆史問題或現實問題。不論是研究曆史或現狀，都要做到觀點與材料的統一。因此隻要不是片麵地強調材料，我認為是不會犯錯誤的。

        關於書本知識問題。有一個時期，對書本知識重視不夠，這是不對的。專靠書本知識，不重視從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中去吸收知識，這是一種片麵；反之也是一種片麵。一般說來，資料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從調查得來，這是當代人民創造的知識；一種是從書本中得來，這是前人積累起來的知識。對於曆史研究來說，書本上的知識是主要的。馬克思就很喜歡進圖書館，曾經很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不願從書本上搜集資料的懶漢。他在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寫給魏德邁爾的信上說：“每天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都在不列顛博物館裏。……民主派的傻瓜們，認為知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不需要這種努力。他們這些幸運兒為什麽要為一些經濟學的和曆史的材料自尋苦惱呢？”[11]

        人們總以為在科學的花園裏，到處都擺著酒席在等待著自己，分給科學家的任務就隻需要張開嘴來接受絕對科學的烤火雞就得了。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都沒有替我們預備這樣多的絕對科學的烤火雞，他們並沒有對於每一個國家的曆史上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準備好現成的答案，他們隻是告訴我們尋找答案的方法。而人們往往對於自己碰到的任何問題，都要找一句經典著作來保鏢，好像任何具體的曆史的答案都已經放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庫中，隻需要一伸手之勞，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科學研究。這種懶漢的思想，必須批判。 

二、政策與理論

        在曆史研究中，不僅有理論問題，有時也會碰到政策問題，例如在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係問題，就會碰到民族政策，在處理曆史上的國際關係問題，就會碰到外交政策等等。在曆史研究中，要不要貫徹政策的精神呢？如果要貫徹，如何貫徹呢？這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在我個人看來，在曆史研究中是要貫徹政策的精神的。例如當我們講到曆史上的民族關係時而歡呼民族壓迫，這是不允許，因為違背了我們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同樣，當我們講到曆史上的國際關係而歡呼對鄰國的征服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違背了我們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在曆史上出現了民族壓迫和征服戰爭是不應該的，隻能說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不對的。所謂貫徹政策隻是貫徹這種精神而已，並不是把我們今天的政策，都塞到古代史中去。然而有一個時期，有個別的同誌狹隘地理解曆史學要為政治服務和曆史學要結合實際以及古為今用等提法，幾乎把黨的任何一個政策、號召、口號都塞到古代史中去，主要地是塞到封建社會中去。好像我們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種政策，今天提出來的任何一種號召和口號，在古代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都已經推行過和提出過。例如有人把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塞到古代史中去。農業在古代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中，確實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封建社會曆史時期的統治者怎麽能提出工業是主導的口號呢？而且封建社會重視農業和我們今天提出的農業是基礎，也有本質的差異。前者是為了保證賦稅的來源，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後者則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打好基礎，怎麽能相提並論呢？又如有人把毛主席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兩手也塞到古代史中去，認為古代的農民已經清楚地認識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剿撫是兩手政策。剿撫是曆來封建統治階級鎮壓農民戰爭的兩手，但一直到毛主席才第一次指出這是兩手政策，怎麽能說古代的農民就知道了呢？如果古代的農民早就知道剿撫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兩手政策，他們就不會受騙了。最普通的例子是貫徹民族平等政策，有不少的曆史書把封建社會曆史時期的民族關係說成是一個民族大家庭，好像自古以來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就是平等的，但是在整個階級社會曆史時期，民族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甚至還有個別的同誌用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來寫封建王朝的國際關係；也有個別的同誌主張按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條標準來評論曆史人物。最奇怪的為了反對和平主義，竟從文學教材中刪去李華的《吊古戰場文》和杜甫的三吏三別。顯然，用這樣今古不分的方法來貫徹政策是違反曆史主義的。這簡直是強迫封建皇帝執行共產黨的政策，是用社會主義的政策改造階級社會的曆史，是把古代史上沒有的不可能有的事情硬塞到古代史中去。

        政策和理論是有區別的。雖然政策是根據理論製定的，雖然政策在原則上要服從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從世界各國曆史中概括出來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則；而共產黨的政策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般原則再結合各個國家的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製定的行動綱領。理論是帶有普遍性的，它沒有時間和地域的限製；而政策則是帶有特殊性的，它既有時間的限製，也有地域的限製。具體地說，理論是可以通行古今中外的；政策則隻管本國，隻管今天。因此正像我們不能把中國的政策推行於外國一樣，我們也不能把今天的政策推行於古代。由於曆史條件和曆史任務不同，出現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的不同的統治階級——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為了保衛他們的階級利益，製定了不同的政策。而且在同一封建社會，各個王朝的政策也是不同的；同一王朝，各個帝王製定的政策又是不同的。以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政策為例，漢武帝以前主要地是和親政策，到漢武帝統治時期則是戰爭政策，到漢元帝時又回到和親政策。由此看來，同一封建社會，也不能把後一王朝的政策塞到前一王朝；同一王朝，也不能把後一帝王的政策塞到前一帝王的統治時期。怎麽能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塞到封建社會的曆史中去呢？

        政策和理論的另一區別是，理論是帶有原則性的，它要說明的是“為什麽”；政策則是具體性的，它的任務是規定在一定時期之內，應當做什麽，不應當做什麽，隻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各個曆史時期的統治階級都有自己的政策，他們的政策都規定了當時應做和不應做，許做和不許做的事。怎麽能把我們今天認為應做的事強迫古人去做，把我們今天認為不能做的事禁止古人去做呢？

        政策和理論還有一個區別，就是政策要更多的照顧當前的具體情況。有些問題從理論上說是正確的，但這種正確的理論在什麽時候發表最為適宜，就要受到政策的指導。《國策·衛策》上有這樣一段話：“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禦曰：借之。新婦謂仆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灶，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也。”正像《國策》的作者所說的，這位新婦所說的話都是對的，就是說話的時間不對，因而變成笑話。政策也有這個問題。

        不把我們今天的政策塞進曆史，曆史學能不能為政治服務呢？我以為是可以的。曆史學為政治服務，不是配合當前的每一個政治運動，政治上來一個什麽運動，曆史上就要塞進這個運動。而是為一定的階級在一定時期的需要服務。對於今天中國的史學家來說，就是為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同時，曆史學為政治服務，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現代，而是總結曆史上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用這種經驗的總結為政治服務；而是探求曆史發展的規律，指出曆史發展的傾向，用規律性和傾向性的知識為政治服務。

三、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

        曆史學是具有階級性的科學。任何階級的曆史學家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用他們自己的階級觀點來分析曆史問題。用階級觀點分析曆史問題，這是一個曆史學家的階級性或黨性在曆史學上的表現。公開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無產階級的觀點來對待任何曆史問題，這是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的基本要求。但是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曆史主義。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12]分析社會問題應該如此，分析曆史問題也應該如此。

        必須把階級觀點與曆史主義結合起來。如果隻有階級觀點而忘記了曆史主義，就容易片麵地否定一切；隻有曆史主義而忘記了階級觀點，就容易片麵地肯定一切。隻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對曆史事實作出全麵的公平的論斷。

        曆史主義是重要的。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特別堅持的是曆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曆史唯物主義。”[13]然而有些曆史學家卻沒有注意到列寧的這兩句話。例如對待封建主義和地主階級的問題，就缺乏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為了站穩立場，有些同誌見封建就反，見地主就罵。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應該反對封建，反對地主，反對一切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但是從曆史主義的觀點看來，任何剝削製度、剝削階級都曾經在它的上升階段起過進步作用。例如當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時候，它是一種進步的製度。當地主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時候，它是一個革命階級。隻有當這些階級走向沒落的時候，當這些製度走向崩潰的時候，才是該罵的，該反的。如果當這個階級、這個製度一出現於曆史就反對它們，豈不是反對曆史的發展。

        有人說封建製代替奴隸製不過是一種剝削製度代替另一種剝削製度，地主階級代替奴隸主階級不過是一種剝削階級代替另一種剝削階級，因此不管它是處在上升階段或崩潰階段，都應該反對。但是這些同誌忘記了，同樣的剝削製度，封建製比奴隸製總要好些，地主階級的統治比奴隸主的統治總要好些。隻有站在奴隸主的立場，才能反對新出現的封建製。 

--------------------------------------------------------------------------------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一一～三一二頁。

[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七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八五四～八五五頁。

[4]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四頁。

[5] 恩格斯：《給保爾·愛因斯特的信》。《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第一七八頁。

[6] 《列寧全集》第二四卷第四○一頁。

[7]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一三頁。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9] 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七七頁。

[1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八○一頁。

[11] 《馬克思給魏德邁爾(1851年6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五頁。

[12] 《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一頁。

[13] 《列寧全集》第一四卷第三四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