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暫編二十五師的成長及滅亡 /宋少華

國民黨暫編二十五師的成長及滅亡

宋少華

一

    國民黨暫編第二十五師的前身是湖北省保安第四團。1947年我任湖北省保安第四團上校團長，部隊奉命由鄂北鄖陽、老河口開駐荊門，改歸第十四兵團司令官宋希濂直接指揮，擔任襄沙公路運輸的安全；1948年冬又由荊門移駐江陵郝穴鎮。郝穴南麵憑臨長江，北麵是廣大的平原，為沙市下遊的門戶。郝穴不守，沙市必危。我是初到郝穴，一切情況不熟，不敢輕舉妄動，除派一個營擔任郝穴外圍普濟觀的防守任務外，團的主力乃控製在郝穴與熊家河構築堅固工事，藉防萬一。部署既定，即不時派出小部隊到周圍60華裏內外地區進行遊擊。其間，曾與解放軍發生過幾次小的戰鬥，所幸均無多大死傷。

    1949年春節，駐防荊門的國民黨七十九軍軍長方靖被解放軍俘去，沙市告急，而郝穴卻安穩如常。宋希濂因而對我大加讚許，乃有意把我團予以擴編，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甚為高興。

    1949年2月，朱鼎卿繼張篤倫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朱為我的老長官，他當省主席，我感到前途有了希望。不久，朱果然幫我團擴編為湖北省保安第四旅，下轄三個團，我升任為旅長並命兼遠安縣縣長。保四旅的三個團是以保四團為基幹，另將當陽、遠安縣的一個自衛團和一個保安大隊，以及從鬆滋、枝江兩縣征集的六百餘名新兵合編而成。旅編成後於5月間開赴宜昌附近整訓。其間，宋希濂又給我一個第十綏靖區司令的名義。這時我一官三印，人皆說我“官運亨通”，我也很以為然。私下認為如能進攻當陽、遠安，掃清荊(門)、當(陽)、遠(安)三縣的共產黨勢力，從而進一步進占襄陽，那我的前途就會無限量。因此，我一再鼓勵部下為我賣命。

二

    1948年7月，宋希濂任第十四兵團司令官駐沙市時，手中並沒有基本隊伍(隻有蔣介石臨時撥交他指揮的三個軍)。宋到沙市後除命令附近各縣長代他征糧籌餉外，再就是想把地方武力擴編為自己的基本隊伍。他見湖北第四區保安司令部有一個直轄的保安總隊(2000餘人)，便即命其副參謀長周上璠為荊當遠三縣“剿共”指揮官，並將保安總隊交其指揮。隨即宋又發表周為師長，命周將保安總隊擴編成師。朱鼎卿對宋這種挖牆角肥自己的做法很是不滿，再加上宋拒絕朱所任的鬆滋縣某縣長到任(鬆滋縣原縣長王開雲此前因故被朱撤職)，被朱認為宋是有意幹涉地方行政而與他為難，於是宋、朱二人發生矛盾，彼此勾心鬥角，各爭雄長，大有你死我活之勢。

    我任保四團團長時勁頭很大，對此，宋希濂十分高興，凡見到我認識的人便稱讚我能幹。一次，民政廳長餘震東到沙市，宋請其吃飯，邀我作陪。飯後餘拉我到一旁說：“宋司令官對你有很深的認識，說你治兵作戰頗有辦法，為湖北軍人中不可多得的將才。你好好的幹，前途一定大有希望。”我聽後十分高興，對宋更為恭順。宋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為蔣介石嫡係中的嫡係，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我認為靠攏他比靠攏朱鼎卿更為重要。所以，隻要一提起宋，我總是說諸如“宋公如何偉大，如何有辦法”之類的話，從內心裏表示擁護他。宋希濂投桃報李，對我也更加寵愛。朱鼎卿給我一個旅長，宋就給我一個綏區司令官的名義，並對我說：“綏區司令官的名義不是隨便給的，這個職務一般都是軍長兼任。”我聽後有些飄飄然，但也十分明白，宋、朱二人之所以對我另眼相看，是因為保四旅在當時湖北部隊中比較有戰鬥力，可以在將來的戰爭中為他們賣命。 

三

    1949年6月底，宋希濂命保四旅配合陳克非的第二軍向荊門、當陽、遠安三縣進攻。具體要求是：留一個團在當陽，其餘主力向遠安攻擊前進；占領遠安後，一方麵要“撫綏百姓”，另一方麵則要肅清縣境的“共軍”。接到這個命令後，我很感不安。因為遠安已被解放軍占領很久，縣北東鞏、洋坪兩處為解放軍的根據地，並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即使打進去也很難守住，弄不好還有被對方消滅的危險；如不進攻，不但有違命令，且官兵糧餉也將無著落——而這又是我當時最為頭痛的事。權衡再三，我還是決定背水一戰，進攻遠安，先解決糧餉問題再說。

    7月初旬，我率部隊沿沮河東西兩岸向遠安攻擊前進。這時，遠安共產黨方麵隻有少數地方武裝，以致很快便被我部洪勇良營攻下。第二日我進入遠安縣城，除城內控製少數部隊外，其餘大部分兵力撤到城西高地構築工事，以防解放軍的反擊，或在必要時向宜昌、當陽方麵退卻。 

四

    我到達遠安的第三日(約在1949年7月8日)，據報城北約40華裏的洋坪一帶，有少數解放軍的部隊活動。洋坪為遠安北部的一個重鎮，若確保遠安，必須占住洋坪。我們正在研究如何進攻洋坪的時候，忽報進攻荊門的第二軍正遭到解放軍頑強的抵抗且有被逼後撤之勢。如第二軍後撤，那我部就會馬上陷入解放軍的包圍之中。對此，我十分擔心，猶豫不決。既無後撤命令，前進又“敵情”不明。考慮再三，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與其在城內坐以待斃，不如孤注一擲，或許還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因此，第二天我便率領一個團和一個加強營的兵力向洋坪攻擊前進。

    行約十餘裏，尖兵部隊俘獲一名解放軍。他自稱是解放軍四野二十四軍某師的戰士，因落伍而誤到此地。並說四野二十四軍有三個師由漢口出發，經十裏鋪到荊門北部過洋坪、荷花店向宜昌進軍；其先頭部隊可能已到達宜昌，後麵兩個師正陸續前進等。對這位解放軍戰士的話，我是半信半疑。懷疑他不是落伍士兵，而是戰鬥偵探，是解放軍以此形式來阻止我部向洋坪進攻。但又慮其所言屬實，我如冒然前進，必然吃虧。我遂停下來將此情況電報宋希濂。當接宋的回電說：“解放軍大部隊已於昨日到達宜昌北麵某地，正向二二三師陣地進攻，著該旅即開回宜昌。”我接這個電報後， 認為那個解放軍戰士所說非虛，同時還了解到向荊門進攻的第二軍業已後撤，似此我部已陷入解放軍的包圍圈內；如聽命開回宜昌，宋必以我部防守宜昌以掩護其主力渡江南撤，最後我部將無法渡江而被消滅；我唯一的出路是向興山突圍，到那裏才比較安全。主意已定，即召集營長以上人員開會，征求意見。當有團長彭寶善主張拖到沙市北、鍾祥、天門一帶打遊擊，還有的主張開回宜昌或守住遠安以觀變化。這些方案與我的想法均不一致，我即分別予以駁斥，說開回沙市北、鍾祥、天門一帶打遊擊，我們無群眾基礎，給養困難，即使不被打死，亦會被餓死；守住遠安是坐以待斃；開回宜昌，宋希濂必以我部作他掩護的犧牲品。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向西突圍。大家均以為然。我們隨即上學堂埡高山經荷花店子，於第三日安全到達宜昌西邊的蕉莊埡。

    在蕉莊埡，部隊糧食補給異常困難。煩悶苦惱之際，忽接湖北省保安司令部電，得悉宜昌業已被解放軍占領，我更增苦悶和不安。至此，我之準備進駐襄陽打開新局麵的夢想已完全破滅。 

五 

    隨即，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命將部隊開赴興山縣境，我即於7月18日向興山出發。因沿途毫無補給，隻得命令各團自行征調糧食，換句話說就是放任他們自行搶劫。部隊好不容易到達興山，又經約月餘，終將部隊拖到大巴山脈的大烽鎮住下。與前一樣，官兵仍然自行覓食。

    這時解放軍已解放了興山、秭歸等縣，巴東雖還未解放，但也為期不遠。而此時我部仍在駐地搜索糧食，鬧得民怨沸騰，我十分害怕。我率部隊經過興山時，已感到軍無糧則散的危險，曾與副旅長韓素君同赴臨時省會施南(恩施)找朱鼎卿解決部隊補給問題，詎料朱對此事毫不在意，隻大談對時局的看法，說什麽：“我們準備大軍進入鄂北打遊擊，你馬上開回宜昌以北地區，先紮下根子進行遊擊戰，我隨後即率領大軍到達房縣、鄖陽、襄陽以北地區建立遊擊根據地。”我是十二分的不耐煩：我此行是來向他要糧索餉的，還不等我開口，他就要我馬上開回宜昌以北地區，對糧餉二字卻根本不提。我氣不打一處來：“到共產黨的地盤上‘打遊擊’，談很容易，做確有困難。我們在那裏沒有民眾基礎，到處碰壁。我們一舉一動，都被對方看得清清楚楚，這怎能去打‘遊擊’呢?”朱見我如此頂他，勃然大怒，大聲訓斥我：“我以為你帶兵作戰很有些辦法，所以叫你當旅長，還命你兼一個縣長，這就是叫你就地想辦法籌糧籌款。不料你一點辦法也沒有，說的困難比我還多，難道說叫我從施南運糧給你吃不成?共產黨能到我們地方打遊擊，我們為什麽不能到他們的地盤上進行遊擊呢?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沒有三頭六臂，為什麽他們能幹的事，我們不能幹呢?我又不是沒有帶過兵，你講的這些困難根本不成其為困難，我們有槍杆子在手，還有什麽事情不能解決的?”見他這樣不講道理，我也亳不客氣地回敬他說：“主席你可以發我的脾氣，可是我不能空口說白話，逼令部屬餓著肚子去打仗。”這時，在座的巴(東)建(始)“剿共”指揮官王勝泌趕緊站起來勸我說：“少華，你的困難主席是知道的。你赴共區打遊擊，糧餉的問題自然會想辦法。你是主席的老部下，他豈有不管你的道理?”朱沒有做聲，我也沒有再往下講。

    回寓所後，我更加氣憤，滿以為自己在前方出生入死，回到後方可以得到一點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質上的補助的，不料目的未達，反遭一番侮辱，心實不甘，便決定以辭職要挾朱鼎卿，以達到我要糧餉的目的。我知道朱鼎卿不敢批準我的辭職：一方麵，保四旅的帶兵者一半人以上都是我的老部下，別人去帶不了；另一方麵，部隊在前方與解放軍成對峙狀態，在這樣一個糧餉兩缺的困難中，沒有人願意去接替我的職務。

    果不出我所料，辭呈送去後，省政府秘書長戴仲鳴、湖北綏靖總司令部參謀長李超君以及其他所謂“社會賢達”等，都來勸我打消辭意，並告訴我再去見朱，糧餉問題自可得到解決。我的辭職本來就是一種姿態，稍後不幾天，我便偕同王勝泌再去見朱鼎卿。時朱正在看公文，見我們來，轉頭便問我幾時上前方?我回答說一兩天便走。他很高興，即對我說：“你回前方後相機行事，能去共區就去，不能去也不一定非要去。”同時又告訴我：“已決定將你這個旅擴編成師，改撥歸川鄂邊區綏靖主任孫震指揮，今後補給問題困難較少，現暫時發給你一部分餉帶到前方，隨後再陸續發給。”又談了一會兒，我告辭而去。

    我回到部隊不久，隨接部隊擴編成師的命令：將湖北省保安第四旅擴編為湖北省保安第四師，升任我為師長；不久又改為暫編第二十五師，仍命我為師長。按說這時的我應是很高興的，可我卻是一臉愁容：時已深秋，部隊官軍仍身著單衣，高山地帶白天尚可藉日光取暖，入夜則官兵號寒，眼看寒冬馬上到來，保安司令部又無衣可發，這一難關如何度過?餉糧問題，暫時雖得到解決，以後困難還多；且解放軍節節進逼，我軍士氣低落，毫無鬥誌，發展下去，必是死路一條。當時，部屬對我叫苦連天，我內心亦十分痛苦，但還是希望能得到一點生機，以延壽命。

六

    自宜昌解放後，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在施南所管轄的地區僅恩施、建始、巴東、鶴峰、利川、鹹豐、來鳳、宣恩等八個縣，且這八個縣又不是產糧之區，再加上國民黨的一些殘兵敗將、官僚地主、土匪流氓也都聚集在這裏，致使糧食供應更加困難。

    我自與朱鼎卿爭吵後，心裏始終對他不滿，總想另找一條出路擺脫他的羈絆。這時，我部已撥交孫震指揮，於是我便想趁此機會到四川走一走。我的打算有三：其一，到萬縣去看看孫震以密切關係；其二，鑒於四川為天府之區，地大物博，今後可為(也是)我部的退路，因而須先與川軍首領聯絡；其三，想到萬縣同中共地下黨接洽“起義”之事。這並非空穴來風，過去在武昌時，我曾與民革成員劉達九(劉一向反蔣，與董老必武交厚，與我亦為紅安同鄉)談論過“起義”之事，劉聽後大加讚同，但到宜昌後，即與劉失去聯係。前不久，我在與老朋友周嘯宇(時為國民黨建始縣政府秘書)見麵談心時，周對時局十分悲觀失望，他認為蔣家王朝已到了窮途末路，我們理應自尋生路。我便向他談了自己打算起義的想法，他聽後很高興，並要我早下決心，並告訴我說他在萬縣中共地下黨方麵有熟人，他不久即會去萬縣。我便給了他一個我部上校參謀的名義，讓他到萬縣後先與共產黨方麵聯係。

    到萬縣後，我首先找到周嘯宇，告訴他我準備起義之事，並說自己之所以這樣，一方麵是形勢逼人，另一方麵則是不堪朱鼎卿的侮辱。周很高興地說：“我已與解放軍二野駐萬縣西南辦事處的朱處長接上了頭，你現在既已下定決心，我當再去和他詳談。”說罷即辭去。雖然如此，但當時我還是未下定決心起義，準備腳踏兩支船，見風使舵。

    隨後，我便去與孫震見麵。我向孫說明來意(糧餉問題)後，孫即滿口答應想辦法。見孫如此爽快，我便決定在萬縣招兵買馬，委派一個姓張的“袍哥”為參議，讓他同一個少校營長一起替我招募新兵另成立一個團。我之所以敢這麽做，是因為這時我部隻有兩個團，須再補充一個團才符合師的編製；而且，新團組成後，武器裝備也不成問題(當時孫部兵源不足而武器裝備等卻很多)。我將招募新兵之事告訴了綏署參謀長李循道，他極表讚同，很快便幫我把這個團成立起來了。

    李循道對我這樣熱心是有所考慮的。原來他想當軍長，但手中卻沒有基本部隊，便藉此拉攏我為他的部下。而我也想利用他這種關係在今後作戰和補給方麵得到一些方便，因而彼此過從甚密，無話不談。李是湖北沔陽縣人，陸大畢業，原與綏署第三處少將處長鄔國賢(湖北五峰人，也是陸大畢業)、少將高參楊振鐸(湖北應山人，軍統特務)、湖北省保安第五旅旅長包粹然(湖北安陸人)等關係十分密切，這次又交了我這個朋友，便起了同我、包粹然、鄔國賢、楊振鐸等結拜為兄弟的念頭。他把這個想法對我們一講，大家均表同意。於是我們便擇日在萬縣背後一個山上的太白岩燒香拜把，對天發誓結成了異姓兄弟。雖然如此，但大家仍各懷鬼胎，各作各的打算。我想等時局好轉後，打回湖北，實現爭霸中原的理想。李循道則想利用我為他當走卒賣命，對此我很清楚。心想：你不要打錯了主意，你們赤手空拳，而我擁有實力(包粹然旅雖有兩個團的番號，但兵力卻不足)。說得好，我們和衷共濟；說得不好，我有實力，不怕你們不聽我的話。

七

    1949年11月中旬，孫震電令我部臨時撥交一二七軍軍長趙子立指揮。時趙駐四川奉節，我退駐巫山的廟宇漕。而解放軍已由湖北巴東節節向西挺進，奉節已受到威脅。趙遂將我部調駐那裏與他共同防守。
  抵奉節的第二日下午，趙子立宴請各師旅長於其軍部。宴罷，趙約我至其辦公室密談。他用手指著牆上的軍用地圖對我說：“解放軍從四麵八方向西南各省包圍而來，我們當麵的解放軍有一個軍和一個獨立師，情況十二分緊張，在這樣情況下，你認為我們今後應怎樣辦?”我不明其用意何在，又和他是初交，當然不敢說出我對時局的看法，隻是冠冕堂皇地說：“大局形勢固甚緊張，但隻要川南、川北能擋得住解放軍的進攻，加上川東方麵地形險要，又有子公坐鎮，我看沒有多大問題——即使萬一有了問題，我們還可轉到大巴山脈打遊擊，拖延時間，等待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到那時就是我們的出頭之日。”趙聽了我話以後，首肯者再，最後他說：“我們就這樣幹吧!”但其態度很不自然。

八

    1949年11月下旬，我部調歸第三兵團暫九軍的建製(第三兵團司令官為朱鼎卿，暫九軍軍長為楊達)，由奉節開到萬縣。我到達萬縣的第二日，孫震宴請駐萬縣各軍首腦，我亦被請在座。席散後孫讓我和朱鼎卿到他辦公室去。落座後，孫對朱說：“派你為梁(山)萬(縣)警備司令，到必要時就在這一地區進行遊擊活動，阻止川東之敵向西進。”同時並命我擔任襄渡至忠縣一帶的江防任務，防止江南的解放軍北渡。

    這時，長江北岸的武陵和長壽境內已有少數解放軍出現，川東巫山業已解放，一二七軍已由奉節準備向西撤退，萬縣情況緊張(孫震於指示朱鼎卿留任梁萬警備司令後之第二日即向成都方向逃走)。我想，如再不起義，將失去機會，鑄成終身憾事；亦為自己以前起義之決心不堅而後悔。正煩悶間，周嘯宇來向我打聽起義行動事宜。我告訴他待征得部下同意後再行決定行動，並強調說，尤其是要征得七十四團團長彭寶善同意後才能行動；彭是蔣介石的嫡係，如他不讚同，我冒昧行動起來，不但於事無濟，而且有生命危險。

    第二天，我對彭寶善說：“國民黨大勢已去，孫主任已離開萬縣西逃，重慶危在旦夕。巫山已被解放軍占領，南北兩路的解放軍均向成都、重慶方向挺進，我們處境很是不利。當此情況，不知你作何打算?”彭回答說：“無論情況如何，今後一切行動和過去一樣，我完全聽命於師長，你說怎樣幹我就怎樣幹!”我才放下心來，但仍未把我接洽有關“起義”的情況告訴他，因這時第三兵團所轄各軍都在萬縣外圍一帶，怕萬一消息泄露，導致危險。我又找七十三團的幾位部下來談，故意製造一種悲觀空氣，使他們內心動搖，以便於我日後的行動。

    當日，楊達對我說：“你部即開萬縣上約60華裏的襄渡擔任至忠縣的江防，所有眷屬一律車運宜賓。”如按楊所說將眷屬運往宜賓，那將影響起義，所以我口裏雖然表示同意，但卻不付諸行動，並對部屬說：“大家最好是把眷屬留在萬縣，不留者可隨同部隊行動。”還告訴他們“我的眷屬將留萬縣不走”。後來，不少人將眷屬留在了萬縣，未留萬縣的也是隨同部隊行動，沒有一個往宜賓去的，從而使部隊起義時無後顧之憂——這是後話。我隨即將這個情況告訴了周嘯宇，並要他與朱處長保持緊密聯係。

    12月3日，我部由萬縣乘輪船到達襄渡。到那裏後，即命七十三團團長徐風進駐忠縣，其餘部隊隨同我駐武陵以上擔任江防。6日晚，接楊達命令，要我向梁山以西開進。7日早出發，至8日正午12時到達梁山縣南約70華裏的興隆場。這時沿途老百姓都逃走一空，想找一個向導也不可得。如繼續西進，以後困難更多，還可能在中途遇到解放軍並同他們交火，有負我之起義本意，於是決定停止前進。隨即我召集營長以上官長在野外開會，宣布歸向人民陣營的意旨。剛宣布完，七十四團團長彭寶善馬上響應，其餘各營長都同意這樣做。但出人意料的是，既與我為同鄉，又與我是親戚的七十三團團長徐風卻堅持要把部隊拖到萬梁公路以北看情況再說。我十分生氣，大聲說：“你如不願同大家一起行動，可以個人離開，但不能拉走部隊!”這時各官長都勸徐不要堅持已見，徐這才不再說什麽。我當即派師部中校參謀主任夏鼎鑄等，帶我部公文赴梁山與解放軍接頭。本來我可直接派人到萬縣同解放軍朱處長接洽的，但因梁山已有解放軍，怕在赴萬縣來回三四天的時間內遇到解放軍攻擊，所以就直接派人到梁山去了。

    夏鼎鑄赴梁山後，我和解放軍湖北獨立第一師陳得勝團長接上了頭，第三日接回信說歡迎我們這一明智的舉動，至第四日接其師長齊勇的信，命我把部隊帶進梁山縣城。12月11日，部隊進入梁山縣城，受到了解放軍的熱烈歡迎。

    我們在梁山縣城住了三天，這時謠言四起，說解放軍某部在廣安、成都附近打了敗仗。彭寶善還對我說：“朱鼎卿已派部隊到梁山西來接我們了。”不少下級幹部也暗中鼓噪。我非常緊張，心想：萬一部隊拖走，勢必與解放軍發生衝突，到那時我將何以自處?因此即召集連長以上官長講話，要大家認清形勢，不要動搖。此後大部分人安下心來。

12月14日，解放軍命我部開赴萬縣，15日到達萬梁兩縣交界的分水嶺宿營，這時解放軍也有一個團由萬縣開到分水嶺宿營，彼此因劃分房屋和分配稻草問題引起爭執，幾至動武。我感到問題雖不嚴重，但也可能因此引起意外，即召集各團正副班長迅速由值星官帶到師部麵前一個破廟宇中訓話，要大家和解放軍同心同德，不能因小事傷了和氣。第二日，齊勇師長又命我部開回梁山縣城。16日上午8時許，齊師長命我將部隊帶至操場，放下武器。至此，國民黨暫編第二十五師結束了它的曆史，我也走上了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

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