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始末(上) / 雷雲仙

國民黨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始末（上）

雷雲仙

組成之前

第五綏靖區

    1945年底，蔣介石把進駐平漢鐵路南段受降的川軍第二十二集團軍孫震所部改為第五綏靖區，以孫震任司令官，董宋珩、陳鼎勳、李宗昉任副司令官，仍直轄四十一軍(原川軍二十九軍田頌堯部)、四十五軍(原川軍二十八軍鄧錫侯部)、四十七軍(原四川邊防軍李家鈺部)等三個軍；並指揮六十九軍(原屬西北軍，軍長宋文和)及第十軍(即原滇軍第三軍，軍長趙錫田)。接著，蔣介石借“整軍”為名，按“三編二”的標準，廢軍整師，把孫震所屬的三個軍，裁編為整編四十一師(陳宗進代師長)和整編四十七師(陳鼎勳兼師長)；所裁掉的四十五軍番號給胡宗南擴編隊伍，所指揮的六十九軍撥歸劉汝明部整編，第十軍改為整編第三師(師長趙錫田)，仍繼續與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邊區劉伯承司令員率領的大軍在中原作戰(其他臨時配撥孫震指揮的部隊，未予計列)。

    1947年春，孫震指揮的整編第三師趙錫田部進犯解放區，在豫魯交界之大黃集被人民解放軍消滅。參謀總長陳誠以孫震是地方雜牌，又一貫親何(應欽)，於己也不恭敬，乃指責孫無能，於5月18日在豫北戰地把孫之第五綏靖區番號撤銷並將部隊調散。任孫震為陸軍總司令鄭州指揮部(原名鄭州“剿匪”總司令部)主任，另調整編第四十一師代師長陳宗進為鄭州指揮部主任辦公室主任，以孫震的參謀長胡臨聰任整編四十一師師長，又調孫部副官處處長雷起鵬為鄭州指揮部總務處處長，孫部人事處處長林肇戍為第一處處長，孫部後勤處處長覃毅武為第四處處長，孫部參謀處課長曾達光為第三處課長；其餘或撥編四十一師，或編入鄭州軍官總隊，或給資遣散。

鄭州指揮部

    當時，鄭州指揮部主任係由陸軍總司令兼徐州指揮部主任顧祝同兼任，孫震擔任這個職務，免不了還要受顧祝同的指揮。陳誠的用意是要孫去分享顧的既得利益，從而“坐山觀虎鬥”。可是，孫震卻趁五綏區撤銷之際，跑回成都家中養“病”，矢口不談到鄭州就職的話。於是反對陳誠的白崇禧等人，就把這事作為攻擊陳的口實之一，說陳“排除異己，歧視地方部隊”，“逼走孫震”等等。蔣介石為了敷衍門麵，不得不申斥陳誠，並打電報促孫回鄭就職，還叫顧一定挽孫回任。與此同時，白崇禧也暗借孫震在抗戰時期任過李宗仁的副司令長官的關係，竭力拉孫任華中“剿匪”總部九江指揮所主任，並利用四川財閥劉航琛向孫遊說：“如德公(指孫震)到西南坐鎮，要用錢我負責，見德公的條子我就照支。”孫震恐怕過份靠攏桂係遭蔣疑忌，就借顧祝同一再促駕的機會，於1947年冬回到鄭州就任指揮部主任。孫就職前即向顧聲明：“全部人事仍舊，經濟一切由總司令負責，自己決不過問!”接著又保原任鄭州指揮部參謀長張世希(顧的親信)為副主任，副參謀長韓文源(準顧係)為參謀長。部內事務，仍憑顧的原任秘書長盧旭全權處理。因而鄭州指揮部人心大安，顧對孫也逐漸表示其倚重之意。 

第十六兵團

    大概是1948年一二月間，張世希為孫震出謀劃策，並通過顧祝同的作成，將散在豫北一帶作戰的孫震整編四十一師和已調在鄭州附近的整編四十七師，重新組合為整編第四十七軍，其軍長一職，孫震逕行保他的侄子孫元良(孫元良當時任重慶警備司令，與這個部隊素無關係，孫震拉他，是因為孫元良為蔣介石所相信的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孫震此舉是為了向蔣介石表示他的靠攏之意)充任。此後不久，適逢蔣介石內戰中迭遭慘敗，蔣又急急忙忙改旅成師、改師成軍來虛張聲勢。規定原來把軍整編成師的，現在一律改還為原軍的舊番號。因此，整編四十一師仍改為四十一軍，整編四十七師仍改為四十七軍；各整編師長一律升任軍長(四十五軍這個番號，已為胡宗南所有，無法恢複)。孫震又借顧之力，向蔣介石要來第十六兵團這個番號，將新恢複的四十一軍、四十七軍編隸該兵團，以孫元良升任司令官。孫震撈回這個基本部隊後，把它作為鄭州指揮部的機動部隊經常將其放在鄭州附近，以與中原方麵的人民解放軍相對抗。

調組川鄂綏署

    不久，中原軍區劉伯承司令員的大軍解放了開封、洛陽、許昌，鄭州成了孤點。與此同時，顧祝同調南京任參謀總長，由劉峙出任徐州“剿匪”總司令(陸軍總司令徐州指揮部改名)，仍指揮鄭州指揮部。於是孫震想脫離鄭州離開劉峙，就竭力向顧辭職。而張世希以鄭州孤危極想隨孫脫身，也積極慫恿顧設法把孫調一下。當時張世希不止一次地當著我說：“鄭州搞成這個樣子，把德公(指孫)這個老好人放在這裏頂著，實在太沒道理!”顧為了調處這一事件，就借川黔湘鄂邊區綏靖主任潘文華業已撤職，擬調孫繼任簽呈蔣介石。孫恐繼任潘職，遭受人事上的煩累，乃借口任務過重，力不從心，請縮小範圍。於是顧決定撤銷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另調孫震在宜昌重新成立川鄂邊區綏靖公署，歸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指揮。因為張世希借勢回轉南京國防部另謀別的職務去了，孫乃保鄭州指揮部參謀長韓文源為川鄂綏署副主任，副參謀長李循道為參謀長，凡顧舊屬，願隨到宜昌者，都聽自便，因又保持了靠攏顧祝同的這一密切關係。是時，徐州“剿匪”總部副總司令杜聿明來鄭接管事務，有告以“孫將鄭部人員和物品帶走甚多”者，杜答：“凡願隨孫主任去宜昌者，讓其自便。關於鄭部的交接，留好多，收好多!”但是，孫隨行的幾部小吉普，剛過徐州(因平漢路已不通)就被劉峙阻留，後來還是通過國防部，由張世希“硬討荊州”才順利通行。

赴宜昌途中

    1948年六七月間孫震借過南京之便麵見蔣介石，請予調配部隊，其用意是想將孫元良的十六兵團帶到宜昌。蔣正大肆征募新兵，擴充實力，即順口答應給孫兩個新編師的番號，由孫自行成立。孫過漢口向白崇禧談及，白即告以“必須趁熱打鐵，守著要！一回宜昌，萬事大吉！”孫乃停駐漢口旅館，電南京辦事處劉大元向國防部守催說：“川鄂綏靖主任，無兵就無法執行綏靖任務！總統已經準予成立兩個師，請即發表番號，否則不敢到宜就職。”同時，顧祝同亦從中支持，白崇禧也幫忙打電報。後來，孫震在漢口旅館呆了將近3個月，待南京辦事處向有關方麵送遍“小人情”後，終於取到三○一、三○二兩個師的番號，孫即時趕到宜昌，加緊著手接交。

    孫震調任後，其駐在鄭州附近之十六兵團孫元良部即撥歸劉峙指揮，對此，孫元良很不高興。據孫震的駐京辦事處主任劉大元告知林肇戍(川鄂綏署第一處處長)說：“孫元良曾跑到南京麵見蔣介石‘耍孩子氣’，說他‘總是被派在一些老先生管轄之下，不能展其所長，有什麽話，還要經人轉達，才能到達校長麵前’，其意思是想學胡宗南獨當一麵。”適孫震到武漢與白崇禧商談請調十六兵團問題，白亦想把這個兵團拉到武漢方麵加強自己的兵力，就借口中原解放軍的劉鄧大軍已經分離，要乘勢集結豫鄂兵力進行截擊。這個作戰計劃密報國防部批準後，白即著手調用十六兵團。首先派出華中“剿總”副參謀長趙援持孫震密函到鄭州向孫元良說好，並在四十一軍軍長胡臨聰處與孫元良談定：“10月1日，十六兵團即由鄭州南下，華中派部隊沿平漢路北上接應(因許昌以南，已被解放)”。胡臨聰知道南行已無問題，就將自己的行李和軍部部分輜重交其軍需處課長劉成祿經由隴海路轉運漢口。不料連著幾天大雨，部隊沒有如期出發，劉峙知道後趕著派副參謀長舒適存來拉孫元良，並說：“十六兵團屬於徐州戰鬥序列，如孫要去武漢，需要報告校長。”孫元良一恐驚動蔣介石自己會挨罵；二因孫震對兩個軍的人事抓得緊，亦不願與之合在一起，也就樂得靠攏徐州，追隨劉峙去了。(淮海會戰中，十六兵團於12月6日全數被殲。此後，孫震又向蔣介石要來四十一軍、四十七軍番號，重新在川東編組成立，行將撤離萬縣時，得以恢複十六兵團番號，最後在川西什邡被迫起義。)

川鄂綏署的編成

    1948年9月中旬，孫震轉到宜昌，正式組成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並加保前第五綏靖區副主任董宋珩、李宗昉為綏靖公署副主任。綏署的組成為：

    主任孫震，四川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出身；

    副主任韓文源，貴州人，黃埔五期學生，陸大畢業，原任鄭部參謀長；

    副主任董宋珩，四川仁壽人，保定軍校二期學生，孫震舊部；

    副主任李宗昉，四川人，四川軍官學校出身，李家鈺舊部；

    參謀長李循道，湖北人，中央軍校七期學生，陸大出身，鄭部副參謀長；

    副參謀長駱道源，四川人，中央軍校六期學生，陸大特五期學生，孫震舊部；

    秘書長陳宗進，西康人，保定軍校六期學生，孫震舊部；

    第一處處長林肇戍，四川人，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孫震舊部；

    第二處處長柳樹棠，湖北人，中央軍校六期畢業，原任鄭州指揮部二處課長；

    第三處處長鄔國賢，陸大畢業，李循道約來的；

    第四處處長覃毅武，四川人，中校軍校八期學生，陸大出身，鄭部四處處長；

    總務處處長雷起鵬，四川人，黃埔六期學生，孫震舊部，繼任黃耀南，湖南人；

    主任辦公室主任黃駿，湖北人，保定軍校四期學生，孫震舊部；

    政工處主任湯晶，四川人，原任四十一軍部政訓處主任；

    聯合匯報秘書處主任楊振鐸，湖北人，軍統特務，直接聽命國防部第二廳，在署內由參謀長領導；

    檢查官室主任傅克仁，四川人(似由國防部或總統府直接派來)；

配屬單位

    聯合勤務四十一補給分區司令歐陽家清，湖南人，中央軍校六期畢業；

配屬部隊

    二三五師師長潘清洲，前川黔湘鄂綏靖主任潘文華之子，陸大畢業，撥配孫部；

    三○一師(正著手成立)師長張則蓀，四川人，中央軍校八期畢業，陸大學生，孫震舊部；

    三○二師(正著手成立)師長張子完，四川人，中央軍校六期畢業，孫震舊部；

指揮部隊

    六十師師長易瑾，黃埔四期學生，蔣介石的新編師，原戍當陽方麵；

    二二三師師長陳瑞鼎，中央軍校八期學生，蔣介石的新編師，原戍興山方麵。

     川鄂綏署雖已略具雛形，但實力單薄，故孫震到宜後即急急著手選拔舊部，凡是前第五綏靖區和前四十一軍的編餘人員前來投效的都一律收用，編成三○一師、三○二師兩個師的接兵幹部回川接收壯丁。但遇由解放區遣還者，則一個也不任用。

撤出宜昌

一個騙局

    隨著中原各重鎮的解放，宜昌地區也常是風聲鶴唳。川鄂綏署為了安定人心，曾利用“雙十”節進行閱兵，湊合警衛、後勤部隊和各部勤雜人員搞了一個閱兵式給參加典禮的地方官紳看。在報告到場兵員人數時，將幾千人故意謊報為一萬數千人，借以虛張聲勢。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回奉化後，孫震即派他的駐京辦事處主任劉大元代表他到奉化麵見蔣介石請示行動。蔣要孫在宜昌召集包括宋希濂在內的當時留駐湘鄂邊區的高級將領(除桂係外)會議，意在將川湘鄂邊區部隊的指揮權交與孫震。川鄂綏署正籌議這事時，戍守當陽的中央新編六十師師長易瑾忽然捏造情報，說解放軍大舉南下，他且戰且走，現解放軍已直逼宜昌城下。孫震惶惶無計，隻有聽憑副主任和參謀長的意見，撤出宜昌，退過長江南岸。易瑾不僅繼續偽造戰報，說他“已無力支持”，還在宜昌城郊搞實彈射擊，打得炮火喧天，逼著孫震將長江南岸防務交與二三五師師長潘清洲率領一個團憑河防守，孫則率川鄂綏署主要人員退駐三鬥坪(三峽出口處，距宜數十裏)。不幾天，宋希濂由沙市電告川鄂綏署，說要“親率兩師，收複宜昌”(實際是從易瑾手中接收宜昌)。從此宜昌易手，蔣介石要孫震召開的湘鄂邊區國民黨高級將領會議也就告吹了。

    宋希濂賺得宜昌後，守備南岸之二三五師師長潘清洲前往謁見，宋即邀潘便宴。宴後小談，宋向潘說：“不要走了!就在宜昌，我給你編個軍，交你帶!”潘恐宋吃掉他，即趕到三鬥坪麵見孫震，說明衷曲，表示一定跟孫走。孫隨即以調整防務為辭，電陳國防部將潘清洲全師調駐巫溪方麵去了。

三鬥坪的會見

    1949年2月間的一天，宋希濂由宜昌乘汽劃子到三鬥坪專訪孫震，孫震未作任何歡迎儀式。午飯後，宋上船回宜昌，孫震同綏署幾個高級將領送他到河邊，大家在河邊相對無言，空氣顯得很沉悶，宋希濂欲言又忍地說：“孫老伯，我與元良就像弟兄一樣，您是長輩，我們是子侄，一切望老伯……”從此，孫震對宋雖未說過什麽，但孫部人員對宋卻老有意見。

    宜昌緊張，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要孫震經湘西轉向武漢靠攏，而重慶綏署張群亦很盼望孫震代他守護川東門戶，張除急急向孫聯絡外，並向國防部力爭川鄂綏署歸其指揮。可是，一場大風雪卻把三峽河穀中的電線壓斷了，蓉、渝兩地接連幾天得不到鄂西的消息。後來，孫據通信兵報告“重慶、成都守著電話找孫主任”，又聞鄧錫侯曾懸出重獎要通信人員即時找到他的位置。孫震有鑒於此，乃決定撤出宜昌，一心往川東方向移動；署中的非作戰人員，即移到巴東。接著，重慶綏署張群指定萬縣為川鄂綏署駐地，並劃出川東3個專區22個縣為孫震的綏靖區。孫震這才由三鬥坪移到萬縣，繼而與白崇禧脫離了關係。

遷駐萬縣

重組四十一、四十七兩軍

    1948年12月孫元良十六兵團在淮海會戰中被消滅後，所有被俘官兵被陸續遣返，其中部分人員沿津浦路到了南京。四十一軍、四十七軍兩個駐京辦事處，先後收容了一千餘人，加上原留南京的新兵部隊，人數達五六千之多。孫震即由宜昌電請蔣介石批準仍保留四十一軍、四十七軍兩軍番號，撥由他“重組國軍，為國效命”。蔣介石這時正以退為進，打算下野，立即批準了孫震的這個要求，但又附帶一個條件，就是要兩軍將在京收容的士兵和留京新兵全數撥交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收編，剩下的官佐一律撥回宜昌由孫震安置。孫震奉電令後，即積極籌劃重組自己的基本隊伍。不料事出意外，此時宜昌發生了問題(指被宋希濂賺得宜昌)，乃至1949年春遷到萬縣後，才又著手這兩個軍的新建工作。

    這時，孫元良已乘淮海會戰被圍繳械的空隙，化裝逃出解放區，由平漢路轉到南京，趕上四十一、四十七兩軍仍交孫震成立的機會，即電告孫震他回京的情況，孫震乃複電叫其主持兩軍留京的善後事宜。孫還借此機會向蔣介石要得一筆巨款，加上原來已領未發的淮海會戰官兵的“獎金”，一並交他的一位“丫太太”(丫頭收房者)，不久丫太太就飛往香港去了。對兩軍主要人事的安排，孫元良先就自任四十一軍軍長，並以其親信舊部楊熙宇(與這個部隊素無關係)充任四十七軍軍長，還安置了一批高級副職人員。孫將組織好的兩個軍的“班底”帶到萬縣後，孫震隻好承認既成事實，仍以他任四十一軍軍長並指揮四十七軍；指定四十七軍駐豐都，四十一軍隨綏署駐萬縣。

    升三○一師師長張則蓀為四十一軍副軍長兼萬縣軍警督察處處長；升三○二師師長張子完為四十七軍副軍長。把他們兩師已經組成的新兵部隊，全數撥補四十一、四十七兩軍。同時急急編組接收新兵幹部，分遣各地搶收新兵。由於幹部人數一時編湊不夠，對由解放區遣還或逃回者，也不再事審擇而一律任用，甚至為了需要，還有升遷。對上來說，孫震一麵向重慶綏署(後改為西南長官公署)電請撥配新兵，補充武器、裝備，一麵電國防部請求恢複十六兵團的番號，仍以孫元良任司令官(聞國防部業已同意，但還未發表)，並派孫元良親到重慶活動，因而補給得很快，也很如意。在征募壯丁方麵，孫震規定凡在川東轄區22個縣內的應征壯丁一律扣留，不讓外調。因此在三五個月內，四十一軍和四十七軍兩個軍又逐漸恢複舊觀。10月前後，三○一、三○二兩個師又重新組成，並還另成立了一個獨立縱隊(由三○一、三○二兩師的輸送團湊合編成)。

    在重組兩軍的過程中，孫震和孫元良之間也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孫震把兩軍的人事、經濟抓得很緊，如營長以上的任用、調換，孫元良都無權過問；所有各級的額外開支，都按級規定了一定的額度，就是孫元良也不例外。孫元良無隙可乘，就另辟蹊徑，從事私賣武器和軍用物品等項。例如他把從重慶領來的槍械，逕自原封不動地賣給梁山、大竹一帶的地方團隊和招安部隊。孫元良的助手楊熙宇在四十七軍方麵因為人事和經濟方麵的原因，導致所屬一二五師、一二七師兩師官兵聯名控告，一二七師師長遊聯璋還與孫元良鬧到孫震麵前，互詆不休。最後，孫震隻好把他們兩個都調了職，另以四十一軍師長嚴翊升任四十七軍軍長，以一二七師的團長袁國馴升任一二七師師長。孫元良為此事在孫震麵前爭吵，孫震批評他說：“你這樣搞要出問題的!”孫元良說：“那就請主任另找別人!”一氣之下，他跑到重慶住了兩個月不回來。他把成、渝兩地的私有房產變賣得差不多了，才又經人勸說回到萬縣。不久，江南解放，川鄂綏署奉命在川鄂邊境設防，孫震以孫元良率四十一軍、四十七軍和二三五師為右兵團在夔巫一帶布防，以羅廣文為左兵團位置於大竹方麵。孫元良駐夔府後，即在巫山、奉節各縣設卡征稅，為所欲為。

兩個措施

    1949年春孫震遷到萬縣後，急急召集全綏靖區3個專區的專員、22個縣的縣長、參議長、國民兵團團長、兵役科科長等在萬縣開了一次川鄂邊區綏靖公署綏靖會議，曆時5天。會議在“戡亂建國”的前提下，議了一些征糧、征兵、加強保甲、清查戶口、編練挨門丁、實行黨政匯報之類的問題，並未取得什麽成果，隻不過是大家見見麵，聯絡一下感情，庶使以後的呼應可以靈便一些。 

    孫震在萬縣的經濟措施，除繼承了前川黔湘鄂綏署在萬縣港私設的水上檢查站，加征過往輪船、木船的過道稅外，還在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如公路、大小道路等關隘地方，增設了陸上檢查站，凡過道貨物，都必按質征稅。其借口為彌補地方“綏靖”費用，實是維持其擴張部隊和應付浩繁而日益增漲的一切開支。同時，孫震還對中央銀行萬縣分行等公私銀行實行控製，這才稍稍解除了他財務上困境。

實力概況

    重慶西南長官署張群需要孫震看守川東門戶，故對孫擴充部隊給了很大支持，將川鄂邊境的國民黨軍殘餘部隊(如由豫鄂湘邊境潰退入川者)都劃歸孫指揮；並另加派前川黔湘鄂綏署副主任範紹增、陳蘭亭二人為川鄂綏署副主任，意在利用他們的綠林出身，號召川中袍痞、土匪出來“打遊擊”。與此同時，孫震也加保孫元良、羅廣文、陳鼎勳3人為副主任(這時的副主任已共有8個)。1949年秋後，孫震所統率的部隊概況大略如下：

    基本部隊為四十一軍(軍長孫元良、副軍長張宣武)，下轄一二二師(師長熊順義)、一二四師(師長蔡鉦)；四十七軍(軍長嚴翊)，下轄一二五師(師長裴元俊)、一二七師(師長袁國馴)；三○一師(師長張則蓀，並兼萬縣軍警聯合督察處長)；三○二師(師長張子完)；二三五師(師長潘清洲)；獨立縱隊(司令劉景素)；戰炮營；警衛團(團長陳伯光)。

    指揮部隊為第十五兵團(司令官羅廣文)，下轄一○八軍(軍長羅廣文)、一一○軍(軍長向敏思)；七十九軍(軍長龔傳文)，下轄一七九師(師長朱濟猛)、一四○師(師長趙鶴庭)；一二四軍(軍長吳峻人)，下轄六十師(師長易瑾)、二二三師(師長陳瑞鼎)、新六師；湖北省綏靖總司令部(總司令朱鼎卿)所屬一、二、三綏靖分區的六個旅(每分綏靖分區轄兩個旅，係由原湖北保安部隊編成)；一二七軍(軍長趙子立)；聯合勤務四十一補給分區(司令歐陽家清)部隊。

    還應補充說明一下的是，1949年4月南京解放後，川東逐漸形成了半獨立狀態。在此期間，孫震委任了不少的縱隊司令，各專區的專員都兼一個縱隊的司令，孫之目的是要把地方的保安團隊拉編成軍。

川東吃緊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後，西南吃緊。重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不久即召開了一次軍糧會議，凡軍長以上人員都被邀參加。會上，提出了大巴山設防問題。張群的副參謀長劉某區劃任務時，要羅廣文兵團(當時川中戰力較強的部隊)進入大巴山布防。羅部恐進入口袋，鑽不出來，乃密促聯勤四十一補給分區司令歐陽家清即席匯報大巴山地區交通不便、補給困難、不利大兵團作戰等內容，借此留在大竹、梁山地區未動。後來川南吃緊時，才被調赴大巴山方麵應援去了。

    解放軍入川後，川東南吃緊，張群想甩脫“西南長官”這個包袱。他向蔣介石致意後，蔣就派去川給各軍打氣的蔣經國順便給張群找“替身”。10月前後，蔣經國持蔣介石的親筆函到了萬縣，向孫震口傳蔣諭，有以“西南軍政長官”屬孫之意，並再三請“孫老伯”屈就。孫震以“資望不夠”力辭，並借口“西南有張長官負責，甚是得人，我們在總統領導下，盡全力輔助張長官穩定西南，我個人絕對不敢擔此重任!”實際是不敢擔當此事。蔣經國見孫辭之甚堅，也就不好再提了。蔣經國到萬縣後，孫震曾召集高級會議，請他講話。蔣經國在講話中大打其氣，說解放軍“不得人心，隻要我們目中無‘匪’，心中不怕，就可打勝仗……我這次到南川方麵，見到宋希濂部潰退下來的士兵，整帶的子彈背在身上，一顆也沒有消耗，槍是新嶄嶄的，槍膛透亮，一槍也沒有放過，他們完全是跑垮了的……隻要我們不怕，能戰，就可消滅共產黨!”事後，孫震向身旁的人幽默地說：“蔣先生說得蠻好，可就是辦不到啊!” 

董宋珩與孫震

    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宋珩與孫震是保定軍校二期同學，從在四川當營、團長起，他們二人就一個頂一個地往上升。在四川防區時代，孫任二十九軍田頌堯的副軍長兼川西北屯殖司令，董就任孫的屯殖副司令。田、孫鬧矛盾，孫震跑上海後，董代理屯殖司令，其間，董親田阻孫，想取而代之。孫震複職後，即把董逼走天津。抗日軍興，董回部任孫震四十一軍的副軍長，繼又任第二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抗戰勝利後任第五綏靖區副司令官。董一向是孫震部中處理公文和日常事務的實際負責人，與四十一、四十七兩個軍的主要部隊官長都熟。適第五綏靖區撤銷，董即編餘回成都作寓公，孫震調川鄂綏署，才又保他作副主任。但因孫已向顧祝同靠攏，綏署全班人馬都是由鄭州搬來的，而署中事務又有韓文源負實際責任，所以董雖一再請回綏署效力，但孫震都回電請他“暫住成都代為聯絡”。而成都方麵，則因蔣政權的日趨崩潰，人心惶惶不安，董處其間，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感。一日董忽致孫一電，舉出川中某某要人都已“應變”飛港，並指明楊俊清(四川軍管區司令，孫震的親信)和與孫有關係的陳某的家眷都先後飛港，“職為鈞座計，準備先行去港，代為布置一所公館，以備萬一!”並說：“港方的通貨，是以黃金為本位，必須準備足夠現金，始能成行。”孫震持電大笑，遍示左右。適我還蓉，孫親筆複董一函說：“萬(縣)方一切，由雷處長麵達!”我經過重慶時，得到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地下策反人員的教育、幫助，初步了解到中共有關部隊起義的政策，思想上已有所觸動。故到蓉見董將孫函交付後，即告以“孫尚無去香港當‘白華’的經濟條件”，“沒得足夠的金條，去香港是自討苦吃，倒是‘遠走不如近爬坡’，‘守著甑瓦子可以吃飽飯’”。我同時還將渝中地下人員的指示轉達於董，勸他設法轉移孫震的政治方向，“如能舉川鄂綏署的這般實力及時起義，是一件不朽的事業。可署中目前尚無人敢進此言，這就有待於長公(指董)來說動德公(指孫)了！即使德公不聽，到緊要關頭他也會走的。那時長公回部，自然成為他的唯一代理人。”董自明了萬(縣)方情況後，即常用電函不斷與孫聯係，並積極作回部準備，從此打消了飛港的念頭。

10月，董宋珩請回部仍被擋駕，乃由我於11月借回萬縣請假之機向孫震說項，孫震似有所感，即說：“請他跟著轉來!”話言未罷，萬縣也跟著緊張起來，川鄂綏署立時遣送家眷。孫震即又叫我回成都告董暫緩來萬，他說：“今後我們要以成都為後方，說不定將來全部也要轉到後方來！”董得知此信後，即又暫留成都。 

轉載《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