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我說服蔣介石先生化解一場內戰危機的經過
劉廷芳
劉廷芳先生攝於1987年秋
在人生的長河裏，每個人總是要經曆過許許多多的事情。時光流逝，往事紛紜，不少事已成為過眼煙雲，記憶不清了。然而，有一件事卻常常縈繞在我的心頭，那雖然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但至今總是難以忘懷，它仿佛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湖南故鄉初晤蔣介石伉儷
那是一九三一年初（民國廿年）的春天，蔣介石先生到湖南視察，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鍵家裏。一天傍晚，蔣先生與何鍵先生在陽台上觀賞夜景，蔣先生指著不遠處的一座燈光閃爍的建築物說：“那是什麽地方？”何先生答道：“是湖南省銀行。”蔣先生聽了頷首笑問：“你們湖南省以前有銀行嗎？”何先生答：“沒有。”蔣先生一聽此言，興致甚濃地問：“這個銀行是誰辦的？”
何先生說：“是個留美學生劉廷芳創辦的。”
蔣先生轉身又指著另一座樓問道：“那是什麽地方？”何先生說：“那是湖南省國貨陳列館。”“什麽？”蔣先生加重語氣地說：“湖南還有個國貨陳列館？是省辦的嗎？”“是，”何先生點點頭，“那也是劉廷芳主持創辦的。”“啊！”蔣先生望著那兩座建築物很有些感觸。第二天，蔣先生便派了他的副官通知我去見他。沒想到我一到何先生家，何先生的臉色都變了。因為蔣先生住在他家裏，他時刻都要保證蔣先生的安全，唯恐有疏忽。當我告訴何先生是蔣先生叫我來見他時，何先生就立即陪同我進了內廳。蔣先生問我為什麽要辦這兩件事。我告訴他：我是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自美返國後，在魯滌平任省政府主席時主持湖南省建設計劃委員會至今。後來，親眼目睹日貨大量湧入，衝擊國內市場，而湖南的財政金融管理又十分混亂，經濟凋敝衰敗，百姓怨聲載道。湖南省銀行成立之後，扭轉了金融管理上的混亂局麵，市場經濟得以調整。國貨陳列館陳列了從全國各地征集來的物產，數量達幾十萬件之多，這對抵製日貨無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外，我還準備籌辦一個國際貿易處，這樣連同國貨陳列館、國貨展覽會一起共有三個“國”字。有人就說我劉廷芳是“三國主義”但有的人卻譏諷我完全是空談。蔣先生聽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他見我年少氣盛、血氣方剛，便緊接著問道：“你做了這三件事之後，還有那些打算呢？”我說：“我非常想改變國家礦產瀕於衰敗的狀況，我們國家的礦物資源非常豐富，有色金屬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湖南的銻的儲藏量占全世界的85％，江西等省的鎢砂占全世界的60％，雲南的錫占全世界的一半。可是這些資源都未得到充分利用，礦業管理一盤散沙，任洋商操縱，以至礦山停采、煉廠停爐、工人失業、經濟破產。我主張礦業國有，但是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舊勢力太大，無法達到目的。在此之前，孔祥熙、宋子文等先生都曾力圖挽救這種局麵，但均未成功。”
蔣先生聽了我的話連連點頭，我的話引起蔣先生極大注意，說：“你去做，我作你的後盾。”
第二天，我邀請蔣先生和夫人宋美齡女士到我家看蘭花，因為我家的蘭花是瀏陽的素心蘭，清新而高雅（當時孫中山總理陵園、蔣介石先生家裏和宋慶齡先生家裏都放有我送的素心蘭）。看完蘭花後，就邀請他們聚餐。席間，談到湖南礦業的發展，蔣先生談笑風生，興致勃勃。當時我們曾合拍了一張照片，作為紀念。
礦業救國獲蔣氏器重
約兩星期後，我又接到蔣先生從漢口打來的電報，電文大意是：“立即來漢口，麵談一切。”我遵蔣先生之囑到了漢口，他下令將全國的銻、鎢、錫管理起來。（從此，開始了對中國礦業的統一管理。）蔣先生還立即寫了一封親筆信，將我介紹給蔣委員長行署秘書長楊永泰，要我親自交給他。
由於蔣介石先生以及何鍵先生的竭力支持，在我與錢昌照先生奮力合作下，經過多方努力，於是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開始了在中國的管理。這個機構隸屬於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考慮到保密的原因，對外的名稱是“三元巷二號密”。後來改名為參謀本部資源委員會。為了實際工作方便，又改名為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從此，全國的工礦事業機構不斷成立。終於首先使湖南的礦業生產有了很大的改觀，而那些土豪劣紳頑固勢力卻指責我把湖南的銀山（錫礦山）陰謀獻給中央，甚至還有人對我進行誹謗恐嚇。
麵對這一切壓力，我毫不氣餒，義無反顧，繼續堅持走自己的路，使礦業收益猛增；當時，建設湘桂鐵路的大部分費用就是來自國民政府的礦業收入。
正因為我在湖南辦成了幾件事，我和蔣先生所談的國貨陳列館、國貨展覽會和國際貿易處三項事業全部辦成功，有人說我“三國主義”是大話是空談，但是早已成為事實了。因此，蔣先生認為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這樣也就引出了曆史上一件有價值又鮮為人知的事。
劉廷芳夫婦攝於1934年
兩廣軍頭密謀兵變
一九三六年初（民國二十五年）國家局勢很不穩定，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槍口一致對外”的主張。就在這年夏天，廣西的李品仙作為兩廣集團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黃旭初各位先生的總代表，來到湖南與何健先生相晤。一天中午，何鍵先生請李品仙先生到長沙“蓉園”吃飯。當時何先生隻邀我一人作陪。席上隻有四人：何鍵先生、李品仙先生及其秘書和我。李品仙先生一邊吃一邊高談闊論，他說：“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現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輛壞了的汽車，動不得了，它不動我們就在後麵推它。”接著，李品仙先生就含糊其辭地向何先生提出了兩廣軍隊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刻，何先生未作表示，他迅速地看我一眼，我深知其意，便從容地向李品仙先生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與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國經濟、國防諸方麵的情形之後再作決定？我敢斷定凡是中國人，全國無論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們自然也是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為什麽軍隊不往邊防走，而要往裏派？”李品仙先生一聽，猝不及防，無以對答。何先生為了緩和空氣，便說：“李先生一路辛苦。早點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於是，何鍵先生和我將李先生送到招待所。接著，何先生邀我即前往他家，何先生說：“現在情勢很緊張，根據各方麵密報，兩廣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漢，成立臨時國民政府，與中央分庭抗禮。”何先生又說：“據我所知，兩廣軍隊數萬人已渡過湘桂邊境黃沙河，來勢很猛，擬往嶽陽、羊樓洞等地，徑趨武漢，李先生此行就是來商談假道過境問題的。”
當時兩廣軍隊有十多萬，中央軍有陳辭修先生與胡宗南先生等部隊駐守於嶽陽等地，惟人數不多，寡不敵眾。如兩廣軍頭遊說成功，獲何先生首肯，使兩廣軍隊得以假道湖南進軍武漢，則勢將造成分裂之局，情勢將完全改觀。
次日，我又應何先生邀約，前往商談。何先生意欲派我前往南京見蔣先生，請蔣先生設法製止兩廣軍隊進軍武漢發動兵變。何先生告訴我，前幾天他已派省政府秘書長易書竹前往南京，過了七天，易書竹先生沒有一字報告何先生，因為蔣先生不見他。所以何先生對我說：“是否請廷芳兄前往南京，麵見蔣先生。”我當即毫不猶豫地表示：“可以。”那時，我完全是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的。我絕對地不忍任何內戰再給人民帶來痛苦。何鍵先生與我仔細磋商，反複權衡到深夜。最後他說：“我思來想去，別人都不行，隻有你去最合適。因為，一、你與蔣先生相識，他對你的印象很深；二、蔣先生了解你的為人，並以為你很有作為，你的意見蔣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說，你是能麵見蔣先生而又能達到預期目的唯一人選。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屬啊！蔣先生給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的信不就稱讚過你嗎？”
南京謁蔣氏緊急獻議
當下，何先生便派了專車立刻送我到漢口。由於走的匆忙，忘了帶錢，便向銻、鎢、錫管理機構的高級顧問王寵佑博士拿了一筆錢，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飛機直飛南京。在飛機上，我直接打電報給蔣介石先生。後來翁文灝先生奉蔣先生之命在碼頭上接我。我與錢昌照先生交往已久，認為他有遠見，所以先去看他，並簡略地同他作了交談。然後，我就再回到行政院立即與翁文灝先生一起去軍事委員會。當時，蔣先生的客人很多，聽說他在隔壁房間裏與熊式輝、張群、陳布雷等各位先生商量事情。一分鍾不到，蔣先生就從隔壁一個房間來到小書房。我首先向蔣先生報告了湖南當時緊張局勢，以及何鍵先生派我前來南京的目的，也就是請求蔣先生設法遏止兩廣軍變的危機，避免國家在亟需團結抗日的時刻陷於分裂。我還告訴蔣先生：“何先生說他是您蔣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東走，他不會朝西走的，他絕對服從您的領導。”我又說：“現在國家隻有您蔣先生一人能領導，也許二十年、三十年後出一位領袖比您蔣先生能幹，但現在不可預料。為國家計、為人民計，絕對地不要打內戰。我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如有不實不盡之處，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頭顱擔保。”
1931年春，蔣介石伉儷在劉府作客，右起：劉廷芳，何鍵，劉膺古（何之參謀長），劉建緒（福建省主席）蔣介石伉儷，何夫人，何小姐及其夫婿李覺將軍，及朱經農先生。
蔣氏密函化解危機
蔣先生連忙說：“不會，不會，不會。”並且立即揮毫寫了一封信，囑我馬上送到漢口麵交武漢委員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及高級顧問何成浚兩位先生。這次去漢口，是蔣先生親自吩咐侍從黎秘書，派“美齡號”專機送我去的。（當時，俞國華秘書也在蔣先生的侍從室做事。）我始終不知蔣先生的密函裏寫些什麽，但是當我將信交給楊永泰先生，從漢口返回長沙時，已發現兩廣軍隊在撤兵了。曾幾何時，兩廣軍隊還氣勢洶洶地叫嚷向湖北進軍，而此時卻懊喪地向西撤退了。兩廣軍隊沒想到中央部隊來得如此之快，他們驚呼：“神兵來了。”蔣先生之所以果斷出兵，正是聽了我的報告才作出的決策。
我的報告究竟有何玄機？原來蔣先生對何先生一直不放心，怕他在關鍵時刻倒向兩廣軍頭。我此行主要成果就是說服了蔣先生：何先生是忠於他的。因此他才放心采取行動，把一場內戰危機消弭於無形。
劉廷芳先生與王震副主席在美國合影
影響曆史進程的事件
事後，我專程到漢口與何鍵先生專門研討兩廣事變之往事，我同何鍵先生根據史跡的引證，認為這是曆史上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足以影響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局勢。因為如果讓兩廣軍隊的分裂陰謀得逞，那麽他們就會在武漢成立臨時國民政府，從而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那麽整個國家必定遭到一次大分裂，後果簡直不堪設想。蔣介石先生麵臨分裂局麵，也一定不會從容地去西安，因此曆史上也就不可能出現西安事變；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全民團結抗日的曆史勢必重寫。
就日本而言，他們麵對內戰不斷、四分五裂的中國，便會坐收漁利，其全麵侵華的時間表可能比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更早，地點也可能不止於蘆溝橋，而其侵略勢力也將更為囂張。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法西斯力量將會大大加強，與法西斯相對的同盟國力量亦將相對削弱。
王震副主席致劉廷芳先生之親筆信
總之，如果兩廣軍隊得逞，不但中國將陷入內憂外患的深淵，而且同盟國的人民也很可能因為中國無力抗日，而受到法西斯勢力的更大威脅，使世界局勢更加惡化。史家總是津津樂道某一事件足以改變曆史的進程，諸如西安事變和珍珠港事變，都被賦予高度的曆史意義。我想，一九三六年的兩廣事變，又何嚐不可以作如是觀呢？隻不過，我本人參與解決兩廣兵變危機的經緯，迄今一直沒有被史家發掘罷了！
後 記
以上我把中國近代史上這段未曾公開的內幕，如實地寫出來，公諸於世。這段秘辛，史書沒有記載，民國人物的傳記文學沒有提到，國共兩黨的黨史文獻大概也沒有記錄。當時知道這段內情的，隻有蔣介石先生、何鍵先生、楊永泰先生、何成浚先生、翁文灝先生、陳布雷先生和我本人。現在這幾位先生均已作古，而我已高齡八十六，人生苦短，如果我再不執筆，這段影響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進程的秘辛，勢將永遠湮沒於曆史的浩渺煙海裏。我不是專門研究曆史的人，對於兩廣事變，也沒有更多材料可以補充。我隻不過是以一位過來人的身份，以白頭老翁說民國舊事的心情，為曆史留見證而已。
摘自《濟南文史網》（《濟南文史》1997年第 2 期[總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