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十年代廣西與西南諸省關係— 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在全國政治整合過程中的作用個案研究

鬼穀雄風

緒言

樂黛娜 (Diana Lary) 教授在其研究廣西的力作《地區與國家： 1925 － 1937 年中國政治中的桂係》一書中，談到桂係當時與鄰省的關係時，曾指出： 1930 年代前半期，桂係使廣西成為一個自治體。廣西的領袖不容許外界－無論是南京抑或鄰省－幹涉其省內事務。而對其鄰省，尤其是滇、貴兩省，廣西則以一種大佬的態度以待之，蓋因其為當時西南力量最強大之軍事政治實體。但桂係並不打算擴張其勢力，以控製別省。換言之，桂係無意於擴張其勢力於外省。〖 1 〗樂教授的這一論點是否恰當，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重要的是，她在這裏向讀者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時以李宗仁為首的所謂桂係，與西南諸省實力派的關係如何，對於 1930 年代廣西的建設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這一團體所追求的“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理想〖 2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遺憾的是，樂教授在涉及這一問題時，點到即止，並未就桂係與西南諸省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展開來予以詳細的討論。而目前涉及探討當年廣西曆史的論著及文章，亦對這一關係語焉不詳，似乎這一關係對於桂係當年的奮鬥目標及相關政策的實施，並不重要。

現有的研究表明， 1930 年代，桂係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無論是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各方麵，廣西皆堪稱“模範省”。從某種意義上說，廣西的成就表明了桂係的改革是成功的。〖 3 〗在當時李宗仁和蔣介石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桂係統治下的廣西，不僅要麵對蔣之幾十萬大軍的圍困〖 4 〗。而且還須時刻提防來自鄰省的威脅。因此，樂教授的上述論點，至少向讀者表明，保持或維持與西南諸省實力派的良好關係，是桂係領袖們在省內成功地推行一係列改革措施的一個重要保證。另一方麵，如果從政治整合的角度看當時的桂係與西南諸省實力派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李、蔣之間關係的影響，則顯然可以解釋，當時廣西所處理的與西南諸省的關係，盡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含有爭權奪利的因素在內（這在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內部，都是不足為奇的事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卻客觀地造成了較大範圍內的區域合作，為日後李、蔣和解，攜手抗日，創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當時的李宗仁及其桂係，儼然是地方主義的代表，以致被有關方麵稱之為“擁兵自重，割據地方”。 〖 5 〗但這種判斷的依據是什幺？又據何標準？地方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才是危害國家的因素？對此，至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認為，在政治整合尚未達成之前，地方主義的活躍，正好說明了政治意識在地方的加強。而在特定的形勢下，確切地說，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拯救民族危難、共同建設一個自由、獨立。主權的新中國的政治潮流的推動下，地方之間的合作及其相互間關係的加強，是有助於全國範圍的政治整合的。國民黨的領袖將中正在領導中國進行全麵抗戰之前，逐漸放棄其原先的“武力統一”政策，而代之以“和平統一”政策，以及由“攘外必先安內”的失敗轉而同意組成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說明了地方主義在當時並非國內的主要矛盾。從這個角度來說，地方間的合作，隻要在大方向上適應當時潮流的需要，也是應予以充分肯定的。

本文之目的，旨在通過闡述抗戰前李宗仁的桂係與廣西鄰省實力派的關係，來說明當時國民黨內部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誌－這個意誌便是抗日。要達成這個統一，需要時間將各個不同的派係集合並整合在一起。各個地區的集團或派係之間合作的加強，是達成國民黨內部政治整合的基礎。這種範圍的地區合作，一方麵使將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難以實施，最終迎合潮流，以和平統一方式達成黨內的團結，其標誌是， 1936 年桂係發動的六一運動，以和平的方式告終。這是國民黨內爭鬥的派係雙方“相忍為國”精神的體現。這一結果，實際上也是一個執政黨內部達成的政治整合的體現。另一方麵，它也使派係衝突的雙方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觀察和了解，逐漸達成意誌上的統一。換言之，執政的國民黨內衝突的派係各方，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設新中國這個當前最主要的任務上，找到了共同語言，達成了共識，從而使地區間的合作自然地融入到全國政治整合的主流中去。

圍繞這一目的，本文試圖對抗日戰爭前廣西與雲南、貴州、湖南、廣東、以及四川的關係，作一初步的探討。

在探討上述關係之前，有幾個用詞需先予以說明為要。“桂係”作為一個政治性用語，已沿用數十年。盡管廣西的領袖們並不喜歡這個詞，甚至還否認有這一“係”的存在，〖 6 〗然因其流傳太廣，出現率頗高，故在行文這使用或借用該詞是難免的。但在使用時，這個詞的本身並不含有任何貶義或褒義，僅是為著行文之方便而已。此外，李宗仁作為這個派係或集團的首領，故在行文中通常以李與西南諸省實力派的關係，來代替廣西與這些省之實力派的關係。但此並不是說，廣西的其他領袖與西南諸省實力派沒有關係。實際上，所有的桂係領袖與西南的關係，皆以服從廣西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需要為前提。本文因方便之故，僅以李宗仁為代表，這也算是當年廣西的“三位一體”製在本文中的一個反映吧。再者，行文中所提到的西南諸省的地方實力派或軍閥，亦隻是一種區分的方法，而非價值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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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見：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Guangx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94.

〖2〗  關於桂係在廣西對“建設廣西、複興中國”的追求及其成就，詳見：廣西省政府十年建設編輯委員會編：《桂政紀實, 1931-1941》，桂林：1946年；胡霖(冷觀)等著：《廣西建設集評》，南寧：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1935年； 梁文威等著：《廣西印象記》，南寧：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1935年； 鄭建廬：《桂遊一月記》，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李宗仁：《李德鄰先生論廣西建設與複興中國》(錢實甫編)，南寧：建設書店，1938年。

〖3〗  關於廣西在1930年代的政治、軍事等方麵的動員及其成就的詳細研究，見：朱浤源：“一九三十年代廣西的動員與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B（1988年12月）；及E. W. Levich, Mo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Kwangsi Province, 1931-1939. Chicago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4.

〖4〗  最緊張的時候是1920－1030年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時期及1036年兩廣六一運動時期。據李宗仁回憶，當時圍困廣西的中央軍隊，不下四、五十萬人。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1986年，第440頁。

〖5〗  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輯出版：《革命文獻》，第七十六輯，第73－4、105頁。

〖6〗  這一說法明確見諸於廣西集團的少壯派領袖韋永成的回憶。見韋永成：“談往事”，《傳記文學》三十一卷，第六期，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