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基督教文明

一、殉道

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學者總愛拿蘇格拉底跟耶穌作比較，例如兩人同樣沒有留下任何著作，所有生平事跡都是靠同代人的憶述和記錄，才得以流傳後世；兩人都敢於走進人群之中，發表跟主流意見相悖的言論，既贏得不少人的愛戴和景仰，也樹立了不計其數的敵人；兩人都同樣因為執著的性格，被一些人視為必須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最後都成為了壯烈犧牲的殉道者；雲雲。

但事實上，兩位同被雅士培（Karl Jaspers）譽為“聖哲”的思想巨匠，除了上述表麵的共同點外，就談不上有什麽真正可以比較的地方。盡管兩人的死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不同的是，蘇格拉底的死代表希臘文明由輝煌走向衰落，而耶穌的死卻象征西方文明中另一股巨流的誕生。

蘇格拉底的外表雖然平凡，但正如特爾斐神諭（Delphic Oracle）所示，他那超凡卓絕的智慧，在雲雲眾生中無出其右。然而，蘇格拉底並沒有因此驕傲自滿，反而謙稱自己比其它人優勝之處，隻是較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無知，所以從不自欺欺人，以非為是，以假為真。蘇格拉底相信，人們聲稱擁有的學識和智慧，其實全都經不起嚴格考驗；故必須喚醒世人，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因為隻有謙卑的人，才會虛心追求知識和真理。“沒受過考驗，人生就過得沒意義。”（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就是蘇格拉底要向世人傳揚的道理。

與人討論問題時，蘇格拉底總是以誨人不倦的態度，讓對方從反思中察覺自己的錯失。為了把“另類掃盲”的神聖任務進行到底，他更不惜“單挑”四方高手，舌戰群儒。即使麵對專門教授說話術和辯論術的智者派詭辯家（Sophists），蘇格拉底都能一一指出他們論據中的矛盾和錯誤，令他們甘拜下風。

不知是生不逢時還是命運捉弄，壯誌未酬的蘇格拉底，不幸成為了不完美的民主製度下的犧牲品。最不幸的是，他的孽徒柏拉圖並沒有繼承他的遺願（曆史學者指二人其實並無師徒關係，隻是柏拉圖利用蘇格拉底的名聲，替自己辦的“學堂”作招徠），先是抵不住名利誘惑，前赴西西裏投靠昏君，險些因為卷入政治鬥爭而被賣作奴隸；其後又在雅典經營謀利學校，訛稱自己是唯一真正哲學家，有特異功能可以看穿事物表象背後的真相。柏拉圖這種真理在手的姿態，相較其“恩師”對自我反省的執著，簡直是天淵之別。

放下成見，以虛心的態度檢討自身的缺失和不足，無疑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環節。要選這個理念的代表人物，可說非蘇格拉底莫屬。一代思想巨人的殞落，象征盛極而衰的希臘文明，開始從高峰步入夕陽階段。諷刺的是，如果不是被柏拉圖用來作為專用教科書的“主角”，今天恐怕不會有人記得這位曾經為堅持信念而以身殉道的大思想家。

雖然同樣是以身殉道，但耶穌的死對後世帶來的影響，比蘇格拉底的死要深遠得多。受萬千信眾景仰的耶穌，真正身分至今仍然是個謎。我們隻知道約二千年前，在羅馬人占領的巴勒斯坦一帶，有一個叫做耶穌的人，因為在當地的窮鄉僻壤宣揚一些跟猶太教主流思想大異其趣的激進言論，而被判處死罪。誰會料到由耶穌的門徒創立、曾經被猶太教主流視為異端、羅馬政權視為打壓對象的一個小小宗派，竟能憑驚人韌力在逆境中屹立不倒，不但在數百年間席卷中亞細亞、埃及、希臘和羅馬等地，而且在因緣際會下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宗教主流，西方文明的一大支柱？

二、早期基督教

研究宗教史的學者都相信，耶穌在生時向人群傳達的信息，都是與“天國”（Kingdom of Heaven）的到臨有關，目的是要提醒人們改變固有的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作好思想上的準備，迎接行將出現的轉變。但從曆史角度而言，真正關鍵的還是在耶穌死後發生的事情。本來已經心灰意冷的信徒們，當發現耶穌的屍首在墓穴裏不翼而飛時，無不欣喜若狂，四處奔走相告，並著書立說，傳揚耶穌基督死而複生，善良戰勝了邪惡，天國即將到臨，信者必將得救的福音。

當時有一位替朝廷辦事的羅馬人，奉命前往大馬士革押送被指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基督徒回耶路撒冷受審。途中這位羅馬人害了一場大病，在迷糊中聽到耶穌的呼喚，所以病愈後便決定皈依基督。這位羅馬人不僅積極參與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而且還對基本教義作出了不少重要修改，廢棄了一些保守的猶太教風俗，例如容許新入教的非猶太人母須行不受歡迎的“割禮”，令基督教由猶太教的一個分支變成了廣義的宗教。這位原名掃羅（Saul）的羅馬人，就是基督教中無人不識的使徒保祿（Paul the Apostle），人類曆史上最成功的“推銷員”。

基督教的福音之所以能夠傳遍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商業重鎮，除了有賴四通八達的道路網外，還要靠一些像使徒保祿一樣的虔誠信徒，本著鍥而不舍的精神，踏破鐵鞋，費盡唇舌，走遍每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向群眾傳揚道理。據史學家估計，保祿前往地中海一帶宣道的四次行程，合共走了一萬裏路。不過，這位使徒對基督教的最大貢獻，並不在於走了多少裏路，而是在於確立一套清晰而又容易讓大眾接受的教義。

保祿相信聖經裏的上帝不僅是猶太人的上帝，還是全人類的上帝。耶穌就是神的兒子，人類的救主；祂的降生、死亡和複活，為世人帶來了救贖的希望。教會的創立，象征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教會肩負的神聖使命，是要對世人傳揚主愛的信息；維護社會公義；消除世上男與女之間的鬥爭；消滅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把人從奴役之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自由的人。這一切教會工作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迎接即將回歸的救主和即將來臨的天國。

那個時候的羅馬帝國雖然表麵風光，其實內裏隱藏著貧富懸殊、道德敗壞和種種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占少於百分之一人口的王侯將相、達官貴人每天過著荒淫無度的生活，可是大部分城市勞動人口的景況卻與奴隸無異，窮人更時常因為搶奪富人丟棄的殘羹剩飯而大打出手。由於經常目睹打鬥、酷刑和殺戮，人們都變得麻木、冷漠和無奈，不再相信生命有任何價值或意義。對拋妻棄子，販賣人口，以及把剛出生的嬰兒棄置於垃圾堆等普遍現象，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宣揚上帝的救恩，提倡信、望、愛的基督徒社群，就是在這種土壤裏紮根、生長。早期基督教以仁愛慈悲為本，反對販賣奴隸，主張男女平等，彼此尊重，信守一夫一妻的婚姻承諾，收養被遺棄的嬰孩，以無私的心去關懷他人，尤其是貧窮、病弱和受壓迫的人。對救贖的渴望、希冀，讓信眾們感到活得有價值和意義。縱使在羅馬當權者的嚴厲打壓下，不少基督徒成為了壯烈犧牲的殉道者，但懷著“朝聞道，夕死可矣”心態的信眾源源不絕地加入，令基督教在惡劣的環境下不斷茁壯成長，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宗教力量。

早期的基督徒深信耶穌基督即將重臨大地，引領祂的子民到天國永享天福，所以對世間上的痛苦和不幸，他們都處之泰然。現世不過是短暫的過渡階段，隻要死後靈魂能夠進入天國，即使要受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之苦，又何所懼哉？可是，苦苦守候了幾個世紀，他們等到的不是基督的回歸，也不是天國的來臨，而是魔鬼的試探。不幸的是，就像當年柏拉圖無法抗拒權欲的誘惑，卷入了西西裏的政治鬥爭；莊嚴神聖的教會，竟也因為嚐到權力滋味而越來越世俗化，逐漸跌進墮落的深淵，把靈魂賣給了魔鬼。

三、羅馬天主教

公元四世紀初是教會曆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羅馬帝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從夢中得到啟示，皈依了基督，不僅宣布停止所有對教會和教徒的鎮壓，還讓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官方宗教。原始基督教搖身一變，成為了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隨著神權與皇權合而為一，神職人員便享有可與帝王貴族媲美的地位，部分教士更醉心於爭逐世俗權力。從此教會由“出世”的宗教組織，變成了“入世”的官僚機構，甚至動輒對國家內政作出幹預。

自從成立以來，教會的神聖使命就是要宣揚神的福音。信眾們都相信，隻有通過加入教會，才能獲得救贖。由於教會對聖經（福音）向來擁有絕對的解釋權，當天主教被采用作為統治思想，教士們便順理成章地晉身成為社會上的精英分子，掌管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中世紀時候的天主教教會，不僅是規模龐大的辦學團體，肩負教化蒼生萬民的重責，而且還建立了完善的宣傳網絡，長期對群眾進行思想教育，不斷向他們灌輸單一化的教條。

教會轄下的修道院大多都設有圖書館，既有專人負責管理和抄寫古籍，又資助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可是，教會唯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將理性與信仰融合，因此一切文化、學術都要為宗教服務。由於對真理的壟斷是教會權力的基礎，任何可能動搖宗教權威的思想言論，都必然遭到無情的封殺和鎮壓。在教會的立場上，信仰比知識更重要，普通信眾必須放棄獨立思考，不得對教會的權威存有半點懷疑，隻有虔誠的神學士才有資格討論較高層次的問題。

一些教會人士相信，要牢固樹立教會的權威，必須用盡所有方法讓群眾接受，一切事物的善惡好壞、是非對錯都要以教會的準則為依歸。要達到這個目的，原始教義中信、望和愛等觀念並不足夠；必須進一步確立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形象，並加入罪與罰等令群眾產生恐懼的元素。中世紀的文學和藝術創作經常涉及對魔鬼、地獄、煉獄和七宗罪（驕傲、嗔怒、貪婪、懶惰、淫欲、嫉妒和暴食）的形象描述，不僅反映教會在思想教育工作上不遺餘力，還印證了宗教觀念的潛移默化作用。

天主教教會引用舊約聖經中“原罪”的觀念，指人類的自由意誌是世間上一切罪惡的禍源，所以世人要對所犯的罪孽承擔責任。不肯悔改的人隻有一個下場，就是死後靈魂要在地獄裏受盡種種酷刑煎熬。隻有誠心懺悔的人，才會獲得上帝的救贖。在聖堂裏由主教或司祭主持的禮拜、彌撒和告解，本質上都是懺悔和赦罪的儀式。本來懺悔可以是一種促進自我意識的反省，可是在上帝的絕對威權下，內省的範圍被限製於自己的罪，而“罪”的定義又幾近無所不包（嚴重的、輕微的；蓄意的、非蓄意的；先天的、後天的；行為上的、思想上的），隨之而來的便隻有自我否定、自我憎恨的內疚感和扭曲的自我形象。

由於教會有赦罪的特權，而且人們要依賴神職人員去判斷自己死後魂歸何處，以致教士濫用職權斂財，把進入天國享福當成可以買賣的商品，在當時來說，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人們亦漸漸培養出一種自欺心態，以為犯錯沒什麽大不了，隻要事情過後到神前懺悔，捐獻多少給教會，便可萬事大吉，得到上帝赦免。

最荒謬的要算是十一世紀開始盛行有關煉獄（purgatory）的說法。當時人們相信，生前犯錯的人，死後要到煉獄接受漫長的苦役，直至功德完滿，把孽債一一還清，才能得到上帝寬恕，入籍天國。為了讓死者可以早登極樂，親屬大多都願意慷慨解囊，希望教士們會大發慈悲，開壇作法，舉行彌撒超渡亡靈，讓死者可以得到假釋或減刑的優等待遇。直至後來發生宗教改革運動，徹底否定煉獄之說，這種假借神的名義進行了幾個世界的詐騙活動，才正式告一段落。

然而，比起假借神的聖名義進行訛詐更可恥百倍的，是假借神的名義去發動戰爭。十一世紀末，教皇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為了顯示個人威望，呼籲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支十字軍，以武力從穆斯林手中奪回聖城耶路撒冷。烏爾班二世聲稱，隻要能夠奪回聖城，參軍的人的一切罪孽可以得到赦免，英勇戰死的更可得到永生。結果反應空前熱烈，數以萬計的人響應號召參軍。既有教皇的特赦，這些“聖戰”軍人在征戰途中，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奸淫擄掠，為曆時兩個世紀的宗教戰爭寫下血腥的序幕。教會此舉不僅播下了仇恨的種籽，也開創了為求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惡劣先例。

叫人惋惜的是，當時知識水平最高的經院哲學家們，都將全部精力放於抽象的哲學思辨和神學理論，對教會裏種種腐敗現象，不是視若無睹，就是避口不談。幸而還有一些有良知的宗教人士，如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等，不願隨波逐流，毅然成立自己的修會，以耶穌為榜樣，救弱扶貧為己任，吸引不少熱心信眾加入。雖然被其它教會中人抨擊為異端，聖方濟及其支持者都能一直堅守原則和信念；奈何到聖方濟魂歸天國後，他創立的修會便逐漸被腐敗侵蝕，最終淪落為建製的一部分。

四、宗教改革

到了十六世紀，天主教教會的腐敗已經到達人神共憤的地步。神職人員疏忽職守、貪汙斂財和營私詐騙的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跡象。但是自以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教會，對自身的問題毫無覺醒，仍然繼續企圖以售賣“贖罪卷”來籌集經費，修建華麗的聖堂和修道院。結果，一名德國修士率先發難，發表名為《關於贖罪卷效能的辯論》的九十五條綱領，震驚整個西歐，引發勢如烈火燎原的連鎖反應。

這位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的人，就是聲名顯赫的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提出一係列改革教會的方案，包括取消教廷的最高司法權；取消教皇擁有的特權；減少教會對國家事務的幹預；以及檢討神職人員的操守等等，得到不少群眾擁護。當教廷要求路德對自己的言行表示歉意，他便引用聖經為自己抗辯，堅決不肯妥協或退讓。其實一些國家的當權者早對教會的所為甚感不滿，所以路德的舉動得到他們全力支持。最後，路德及其支持者公開與教廷決裂，並觸發起一場民眾廣泛參與的宗教改革運動（the Re????ation）。

以路德為首的新教徒（Protestants）都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對教會的一切彌撒祭獻、組織架構、聖人偶像和經院哲學，一律持否定態度。路德從聖經《羅馬書》中參悟出反樸歸真的道理，徹底否定教會的中介角色，認為人必須直接憑自己的信念去感悟上帝的救恩。信徒要得到上帝的救贖，唯一可以信靠的權威，就隻有聖經本身。

由十五世紀起，從中國傳入歐洲的活字印刷術屢經改良後出現重大突破，令聖經及其它書刊可以大量印刷發行，為宗教改革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人們可以直接閱讀聖經，母須再依賴教士去解讀神的意旨，打破教會長期以來對聖經解釋權的壟斷。一些對羅馬教廷早存異心的君王權貴，更把握大好機會擺脫教廷的製肘。宗教改革運動挾風雷之勢橫掃多個西歐國家，一個又一個由新教徒組成的教派陸續在歐洲各處崛起，以致羅馬天主教教會最終隻剩下半壁江山。

新教徒的其中一個主要信念，就是路德提出的所謂“命定論”（predestination），即一個人是否得救，早在該人出生以前已由上帝注定，非神職人員或彌撒祭獻所能扭轉。新教主流之一，由加爾文（John Calvin）創立的教派，相信可以從個人的自我紀律和工作操守等判斷一個人是否蒙受上帝“恩選”。對他們來說，蒙恩得救的標記包括嚴守紀律、勤奮工作、省吃儉用、積累財富等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這種由極度關注個人是否被“恩選”所衍生出來的個人主義及工作倫理，對當時資產階級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發展，毫無疑問起到積極作用。

宗教改革運動的大前提是信徒擁有自行解讀聖經的自由。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光憑自身經驗或一己好惡去理解的聖經意思，恐怕難免會在詮釋上出現嚴重分歧。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就說過，聖經本身含糊之處比比皆是，包含著不少自相矛盾的信息；一般人都傾向選擇性地演繹神的意旨，將一切與自己想法相違背的部分置之不理。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人可能從聖經中得出上帝慈悲為懷的結論，但另一些人卻又可以從聖經中找到發動侵略戰爭的理據。

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歐洲大陸上出現了不少於一百八十個新的基督教教派。每一個新教派的教義都有顯著差異，但全部都有兩個共通點：每個教派都聲稱自己是忠實地按照聖經參悟神的意旨，此其一；每個教派都各持己見，不肯以包容的態度對待持不同意見者，此其二。有些新教教派的教條主義傾向，甚至乎比中世紀的天主教教會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教派更完背離基督教的原始教義，拒絕對窮困潦倒的人施以援手，認為這些人的處境證明他們都是被上帝遺棄的一群，沒必要對他們存有任何憐憫之心。

五、反思

從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原始基督教對信、望、愛的堅持，大可與希臘文明對真、善、美的追求互相輝映。可惜戀棧權力一度令教會走向墮落，即使其後出現宗教改革運動，早期創教者的宗教精神其實早已蕩然無存。今天我們所見的教會在道德操守和精神麵貌方麵雖然有所改進，但這種“進步”並非來自對以往所犯錯誤的深刻反省，而是在逼不得已下作出的妥協。不禁令人懷疑，是否人類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劣根性，不能像蘇格拉底一樣時刻不忘反省自己的錯誤，一定要經曆過一次又一次的慘痛教訓，才會痛定思痛，洗心革麵，反思己過？

我們要謹記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名言：“沒有理性的信仰是盲目的。”（Faith without reason is blind.）當人們拒絕理性思考，把信仰視為不可質疑的絕對真理，一切思想行為的主導原則，就可能出現教條主義、極端主義或宗教狂熱主義等種種弊端。政客更可能有機可乘，利用信仰作為控製民意的工具。當政客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出現；以捍衛正義、真理的使命自居；甚至以宗教的名義發動戰爭，我們是否應該采取理性的批判態度，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一舉一動加以警惕？

海納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