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的柏林,天黑得早,加上陰天,午飯後不久,黃昏仿佛就來臨了。古倫法爾德街上冷風呼嘯,落葉滾滾,行人稀疏,兩個黑黝黝的人影慢慢地走近前來。男人身材極瘦,在寒風中搖搖晃晃,不時停下腳步,沉重而嘶啞地咳嗽。他的臉很削瘦,棱角分明,一雙大大睜開的眼睛清澈而明亮。胡須刮得幹幹淨淨,蒼白的臉色中透出青色,兩個顴骨上隱隱泛著潮紅。深色大衣的領口和黑禮帽的帽簷都磨得發白,但是渾身上下整潔不苟。女人身材小巧,短發,圓圓的臉看上去很年輕。她緊捉住男人的手臂,似乎怕他被冷風吹倒。
街道兩旁的窗子黑洞洞的。聖誕、新年即將來臨,柏林卻沒有節日的跡象。魏瑪共和國在極左與極右勢力的衝擊下危機重重,早已無力償還外債,法國和比利時趁機出兵占領了工業最發達的魯爾地區,罷工示威蔓延全國,政客和軍人四處活動,到處是暴力和謀殺。物價狂漲,每兩天翻一番,一條麵包要幾萬億馬克,成千上萬的人在饑餓邊緣上煎熬。
“節日越來越近了,”男人自言自語似的說。“這個時候,布拉格的老城廣場一定很美。”
女人沒有說話,隻是停下來,掂起腳跟,為他圍緊圍巾。
出了古倫法爾德街,眼前出現一座小小公園,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站在入口處嚶嚶哭泣,滿臉淚痕。“那不是愛瑪嗎?”自從搬到古倫法爾街十三號,他們每天到這座公園來散步,已經和小愛瑪交上了朋友。
“喂,愛瑪,為什麽一個人在這裏哭?“女人柔聲問。愛瑪一頭撲進女人的懷抱,泣不成聲。
男人彎下瘦高的身軀,努力壓住咳嗽,對小姑娘說:“愛瑪,哦,我們那個高高興興、可愛的愛瑪到那裏去了?為什麽這麽傷心呀?”
“咪咪、不見了,我的布娃娃,不見了!我最喜歡的咪咪!嗚嗚!”愛瑪在抽噎的空隙斷斷續續地哭訴,眼淚流得更快了。
“噢,可憐的孩子”,女人同情地說。她知道,愛瑪的父母再也買不起布娃娃了。“天很冷,還是回家吧。”
“不,我要咪咪,我的咪咪!”
男人想了想,蹲下來,眼睛直視著愛瑪說:“我知道咪咪在哪兒。她沒有丟。”
“真的嗎?”小姑娘停止了哭泣。“她在哪裏?”
“她去旅行,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男人說,抬頭望著陰暗的天空。他多麽盼望自己也能到遙遠的地方去。一生猶豫不決,直到病入膏肓才痛下決心,搬到柏林來。如果不是身邊的朵拉,他現在還在布拉格的猶太人集聚區裏掙紮呢。
“噢,佛蘭茨。請不要……”朵拉悠悠地說。
“是真的。”佛蘭茨的兩眼盯著愛瑪,認真地說。“她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還給我寫了信,是她在信裏告訴我的。”
“我的咪咪寫信給你?”小姑娘將信將疑。
“不相信?好,我明天把信拿來你看。”
第二天,天氣很清朗。佛蘭茨和朵拉老遠就看到公園門口翹首盼望的愛瑪。佛蘭茨從大衣口袋裏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個信封。
“你來看,咪咪的信。”
小姑娘兩眼緊盯著信封,眼神裏既有盼望,又有遺憾:“可是我不認字。”
“所以她才寫信給我呀。”佛蘭次偷偷朝朵拉擠了一下右眼,“要我讀給你聽嗎?”
“要!”愛瑪的臉上充滿了渴望。
佛蘭茨從信封裏取出兩頁紙,上麵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他打開來,清了下嗓子,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朵拉輕輕地拍打著他的後背,淚水在眼圈裏打轉。近來,佛蘭茨連讀書的精力都沒有了,可是這封信,他昨夜寫到很晚。他寫了改,改了寫,就像以前寫小說那般謹慎認真。
咳嗽和喘息平定下來,佛蘭茨用嘶啞低沉的聲音讀了這封信。咪咪在愛瑪家裏住了很久,雖然愛瑪待她很好,可是她仍然覺得很疲倦,想去看看外麵的世界。她很想念愛瑪,請愛瑪不要擔心,也不要傷心,她會每天寫信來,告訴她自己的行蹤。
小姑娘開心地笑了。
從那天起,愛瑪每天早早就出現在公園門口,滿眼急切的盼望,等著佛蘭茨和朵拉慢慢走來。佛蘭茨照例微笑著彎下腰,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把咪咪的信打開。小姑娘津津有味地聽著咪咪的新鮮經曆,時而驚叫,時而大笑,時而歎息。她沒有注意到,咪咪的信總是裝在同一個信封裏。燒紙幣變得比燒木柴還要便宜,佛蘭茨和朵拉早已買不起信封和郵票了。
大約過了三個星期,終於有一天,咪咪結識了一個英俊的男人,和他結婚了。
“我的咪咪結婚了!”小姑娘的嘴巴和眼睛都張得老大,又是羨慕,又是惋惜。
“你看,她多幸福啊,有了愛人。我們都為她高興呀。你還要她回來嗎?”
小姑娘認真地搖頭:“不要。請你對咪咪說,好好愛她的男朋友,我為她高興。”
佛蘭茨轉頭看看女友,笑了。朵拉搖搖頭,伸開雙臂摟住佛蘭茨,把臉緊貼在他的胸口:“佛蘭茨,我愛你。”
六個月後,佛蘭茨死了,年不足四十一歲。他的小說和散文得到後人極高的評價,被認為是現代文學的重要裏程碑。而咪咪給愛瑪的信則永遠地佚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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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a’s story of Kafka and the doll, which she repeated many years later to friends and Kafka biographers, was, in the words of its English translator, “a simple, perfect and true Kafka story. In it Kafka the man and Kafka the writer seem to merge joyously, in harmony.” The 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52, was not translated in English until 1984. In recent years prominent Kafka scholars from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