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近世詩史》

"登高樓而眺於遠海，忽而黑雲翻墨，忽而白雨跳珠，忽而狂風卷地，忽而怒濤蹴天。萬斛之船，飄揚如葉，浮沉於波間，其危在旦夕。乃倚樓者，呼杯酒，顧而樂也。從壁上觀普法之戰，忽而龍蛇擺陣，忽而雷電轟鳴，忽而奮擊酣戰，忽而浮屍蔽野。其間神出鬼沒，不可方物；勝敗之機，決於轉瞬。乃觀者，掀冉拍掌，以為雄快也。……"

我在日本鬆山市一家舊書店裏無意中翻到這本破舊的線裝書。書的封麵上有四個退色的毛筆字：《近世詩史》。書頁已嚴重磨損，紙麵灰黃，蛀跡斑斑，裝在一個塑料袋子裏。打開來第一頁，就看到上麵的文字。那是全書的序言，作者署名中村正直。中村正直，不就是被梁啟超稱為日本“維新之大儒”的那一位嗎？這古文寫得好啊！於是把書就買了下來。

回到美國後古狗了一下，發現中文網頁裏沒有談及這本書的，日文網站也隻有兩處提到書名，沒有內容的細節。既然如此，不妨介紹一下，也許有些朋友會感興趣。

《近世詩史》上下卷，太田真琴輯，南摩綱紀閱，東京書賈玉山堂、清風閣梓，明治九年（1877）四月一日出版，距今將近一百三十年了。書上有一處“丸毛藏書”的篆書印章和幾處隸書“丸毛”的小印，大概是原書的主人吧。書中記載的，是當時日本政界軍界風雲人物的詩作。洋洋灑灑，一共一百四十多首詩作，四十八個作者，加上南摩綱紀的評語，全是漢字，一個假名也沒有。書頁的空白處，又有人用酋勁的蠅頭小楷增補了幾十首詩和三四位作者，不知是不是丸毛的手跡。這些詩大多寫得意氣昂揚，氣勢雄偉。

先簡單介紹一點背景。自從1852年海軍準將馬休佩裏率領美國艦隊“黑船叩關”，強迫德川幕府簽訂神奈川條約，向美國開放港口，給以最惠國待遇，接連不斷的不平等條約就使幕府成為全日本社會的眾矢之的。1866年12月25日，孝明天皇不明不白地暴亡，年僅14歲的皇太子睦仁繼位，成為第122代天皇。小天皇在倒幕人士的支持下於次年（戊辰）一月三日，宣布“王政複古大號令”，廢除幕府，開始了戊辰戰爭。四個月之後，幕府與新政府達成協議，為了日本的前途，放棄抵抗。當年年底改年號為明治，取《易經》“聖人麵南而聽天下，響明而治”的意思。1869年六月，戊辰戰爭結束，王室遷都江戶，把城市改名為東京，維新正式開始。

這場戰爭時間不長，但是對國民生計的傷害相當嚴重。南摩綱紀在本書中有一首長詩《亂後客中作》，對此作了很沉痛的描述，頗有杜詩的味道：

甲死越州乙野洲，亂離阻隔獨搔頭。故山在眼魚鴻絕，遠道懷人雨雪稠。北海風濤依舊怒，東京文物入新愁。登臨偏怯魂銷盡，落日寒雲古驛樓。兒女避兵男枕戈，流離生死果如何。懷人情向愁邊切，感世心從病裏多。亂後江山空涕淚，客中日月易蹉跎。悄然獨剔僧房燭，欲和少陵同穀歌。健兒半死計相違，九族分離何所依。古寺寒燈形吊影，荒村積雪凍兼饑。原頭白骨無人斂，雲外青山有夢歸。誰向九天明曲直，回思家國淚沾衣。鵲巢千裏遠相依，思入家鄉一涕唏。蕭寺今吾彈有劍，荒村憐汝賦無衣。寒雲東去連山嶽，飛雪西來接海沂。亂後乾坤渾慘淡，病中況複故人違。

“請君試閱古今史，福慶多由禍害來。”（中村正直：《詠法國新報》）幕府終於結束，天皇重新掌權，維新伊始，百廢待興，《近世史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書的。

登基的時候，明治天皇率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五條誓文》，其中一條是“求知識於世界”，把學習外國作為綱領性國策。1871年，日本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國策製訂者和當時幾乎所有政府部門要員的龐大使團，遊曆美、英、法、荷、比、德、丹、瑞、俄、意、奧等十餘國，曆時將近兩年。考察得出的結論促使明治政府下定決心，要在社會製度、法律結構、生活方式諸方麵全麵學習西方。伊藤博文在旅途詩作裏這樣寫道：

艨艟遙到歐羅巴，指點看過佛利加。洗洗碧天雲產月，茫茫滄海浪生花。一年身作他鄉客，萬裏夢歸故國家。昨夜南瞑此已盡，回頭帆上北辰斜。（伊藤博文：《艦中作》）

西方社會人文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他們大開眼界。《近世史詩》中有不少記遊詩，記載了他們對西方文明的驚奇和讚歎：

輪頭風起響轟轟，一瞬奔過百裏程。直到江流斷途處，火船又載火車行。（北條竹潭：《米行詩記》）（筆者注：米行即美國之行）

撰眾舉賢政日新，乃知教育遍窮民。啞能手語盲能讀，州內全無廢痼人。（北條竹潭：《米行詩記》）

協和建國眾何違，曾攘猾奴恣虐威。三十三州餘澤遍，高墳表德永巍巍。（北條竹潭：《米行詩記》——華盛頓廟）

眼界的開拓使他們看到日本未來的希望，雄心大發，要大幹一場了。木戶孝允有一首氣勢浩大的短詩，最能代表當時那些人的心態:

地球一塊物，何必論西東。行矣為偉事，可讚造化功。鯤魚振大須，飛入北海中。

於是，大批學子飄洋過海，忍受著背井離鄉的痛苦，期望學成報效祖國：

萬裏鯨濤幾苦難，當時豈料得生還。夢耶非夢看初覺，翠黛依然故國山。（玉蟲佐太夫：《歸自米利堅》）

孤客天涯殆若秋，鴻音跡絕更添愁。雁聲驚覺歸鄉夢，鐮月如霜掛屋頭。（小鬆濟治：《歐洲客中作》）

他們在係統學習西方各國經驗的同時，又根據國情仔細分析自己的問題，兢兢業業，小心謹慎，把改革進行得井井有條。先是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然後廢除古代的士農工商身份製度，建立戶籍並頒布《戶籍法》。司法效法西方，但不偏重於任何一個國家，刑法學法國，民事法效德法，商法學美國。全麵提倡學習西方文化和習慣，引進西方工業技術，開展義務教育，頒布《考育敕語》，並派遣留學生赴英美法德留學。與此同時，全國大建鐵路公路，改變軍隊編製，照德國陸軍訓練，取英國海軍編製。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確立君主立憲製的合法性。次年，帝國國會開始運作。

這麽一折騰，全國振奮。短短二三十年裏，日本日新月異。

明治維新進展神速，但決非盲目行動。日本從維新一開始就目的明確：他們全力以赴，不是僅僅為了求生存，而是為了在“割喉”式的世界競爭中脫穎而出，在世界強國之林占一席地。

岩倉使團訪問德國時，普魯士剛在普法戰爭中打敗了繼承拿破侖傳統的法國軍隊。宰相俾斯麥告誡岩倉等人說，方今世界各國實際上是強弱相淩。軍事奇才毛奇則說，萬國公法完全係於國力的強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於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其權力。”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心領神會。木戶孝允當時就說：“可效法者，當以德國為最！”這次考察對日本曆史的影響意義深遠。從此以後，日本就沿著俾斯麥所說的 “強弱相淩、大小相欺”的方針來製訂自己的對外政策。日本以犧牲鄰國為自身發展代價的“宇內經營”策略，可以說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政府頒布了《征兵令》，凡二十歲以上的男子一律服兵役三年；預備役則由一開始的兩年增至九年。明治四年，作戰部隊就已達四十萬；到了中後期，軍事預算更是急劇膨脹到政府經費的百分之三四十，對外擴張已成離弦之勢。

明治維新中的重要官員，如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大多出身於下級武士階層。他們在幕府末期親身經曆了與英法等國的幾次衝突，所以對西方列強軍事威脅的認識要比中國來得強烈，對加強海防軍備建設的緊迫感也比中國強烈。這些人通過留學深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又具有中國傳統的忠君報國的使命感，為了大使命不惜個人性命。《近世詩史》裏的一些作品也反映了這一點：

活識獨應知變遷，平凡何足悟虛玄。沽名萬世非吾誌，注眼千秋宜察先。夷險往來如坥道，死生拋著任皇天。我徒須盡勤王事，勿為一生圖瓦全。（伊藤博文：《失題》）

壯誌未酬餘短身，斯行何又避酸辛（原本作辛酸，疑誤）。政治他年冠千古，皇道如今屬維新。天下安危歸冷眼，邦家柱石豈無人。一封泣草濟時表，不負此君與此民。（陸奧宗光：《己巳五月奉敕赴東京》）

陛舞千裏向關東，獨拜天顏賜恩洪。一夜難酬臣職重，鞠躬願致太平功。（大久保利通：《戊辰作》）

幾曆辛酸治世艱，丈夫玉碎恥瓦全。我家遺法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西鄉隆盛：《偶成》）

他們也把眼光放到中國。可是，在那裏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負麵的教訓。比如：

英雄行事總非常，治國安民必有方。可憐秦皇燕翼計，長城不及法三章。（福原和勝：《過山海關登角山即長城起頭處》）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改變。接連不斷的外擾內患，使清朝政府和一些知識分子意識到必須改革自強。鹹豐、同治開始，朝廷推動洋務運動，希望“師夷長技以自強”，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場、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才。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也是在那時建立的。然而，隻治標不治本，國體沒有絲毫實質性的改變，腐敗也是一如既往。1895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在日本海軍的打擊下全軍覆沒，舉國嘩然。1898（戊戌）年，明治登基三十年後，二十八歲的光緒皇帝在康有為的勸勉下決定照著日本的葫蘆畫個瓢。他向慈禧要求皇帝的權利，然後頒布《定國是詔》，開始了百日維新。

可是，光緒自己沒有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實理解幼稚無知，對西方社會製度的了解淺薄粗疏。維新之前，康有為從未踏出國門；而梁啟超則坦言： “吾既未克讀西藉，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西史所窺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換句話說，他的很多主張不過是想當然而已。張之洞在變法那年所著《勸學篇》中說得更加明確： “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以多遣。一去華近，考察易。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酌刪節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仿行較易。事半功倍，無過此者。” 日本人按照本國的需要進行篩選，他們的選擇怎麽能全部照搬到中國呢？說刻薄一點，這簡直就是把人家拉出來的玩意兒當成山珍海味吃進去。囫圇吞棗，盲目求快，企圖花最小力氣得到最大收效的投機態度，在當時的世界大環境下似乎是不得已而為之，然而也注定了維新的先天不足。不去係統了解別國（尤其是日本）維新的經驗，不想花大力氣去消化“西學”，反而企圖一蹴而就，結果當然是欲速不達。據說，在戊戌變法的一百零三天裏，康有為所上的條陳超過他曆年的總和；士民奏折多達六百五十多件，而光緒頒布的除舊布新聖諭則有二百八十件之多。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主次先後，急於求成，四麵樹敵，八方出擊的方式，鬧得全國人心惶惶，各個利益集團很快轉為自守，使維新失去了廣泛的支持。

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不過，中國知識階層投機取巧的心態實際上對後來的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別的不說，單看看現代漢語，有多少社會政經新概念是從日文引進的？當年日本人用漢詩抒情，如今如果不用從日文引進的外來語，很多《人民日報》的社論連寫都寫不出來。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一成一敗，對中日兩國，亞洲和世界的影響之大之深，真令人扼腕。

聊完了曆史，再看看《近世史詩》中詩的特色。該書第二篇序言裏，作者海南老漁說：

三百篇以降，詩之壯言誌者，獨劉季（即劉邦——筆者注）項羽為追焉。季之詩恢闊自得，見帝者之氣象；羽之歌悲壯不自諱，敗亦足以激其豪。我邦古昔久米土雲之詠，至酒樂唱和之類，篇篇見於記，蓋啟發於自然之情，所謂天籟者。故史□（注：草書字難以辨認；下同）編入以傳其真。後人之詩，故意接之；官弁詠山林之樂，男兒逑宮嫂之怨者，工雖可稱，亦何異於演戲乎！唯吾發夜明昭之際，或勤王，或佐帝，議論相反，東西交鋒，而慷慨之餘發為詩。或戰勝而誌喜，或事敗而□□者，蓋亦沛宮垓下之類，非有意作詩，不能自止也。……

漢詩曆史悠久。劉項式的“言誌”詩，到唐代還有餘韻，後來就差不多消失了。偶爾有人被壓抑到”不能自止”的時候鬧一下，也最後歸於沉寂。在主流上廣泛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含蓄，婉轉，閑逸，超脫。《近世史詩》裏的詩，在風格上與後來的漢詩不同。讀這些詩所感覺的張力，不在於含蓄深沉而在於那種振發向上，野心勃勃，躍躍欲試，和那種追求悲劇結局不要命的勁頭兒。試看這幾個例子：

碧血痕存舊戰袍，壯圖一蹶氣猶豪。鬆蔭涼動羽州路，白雪際天鳥海高。（[木夏]本武揚：《羽州路上望鳥海山》）

壯遊恰似大鵬翔，萬裏忽來天一方。駐馬回觀東海水，日輪出處是家鄉。（福原和勝：《榆關路次》）（筆者注：榆關即山海關）

秋堂風冷雨潛潛，一點禪燈客枕閑。豪氣未消半宵夢，指揮殘族戰函山。（人見勝太郎：《巳已暮秋北豐囚中作》）

這些人有擁護維新的，也有反對維新的，能力都相當可觀。他們最初所受的教育肯定是中國式的，因此談起中國的曆史掌故來，如數家珍；做起漢詩來，也可以跟中國文人比美。可是當他們接觸西學之後，玩起西方的法學經濟軍事來也頭頭是道。而恰恰在日本人才輩出的時候，中國卻是萬馬齊喑——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讀日本《史詩》，想當年中國的慘敗，不勝感慨。中國什麽時候也能大聲宣布“福慶多由禍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