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渭到顧城

在最近從國內背回來的書裏頭，有一本《袁中郎隨筆》。晚間翻來翻去，就翻到了《徐文長傳》。

早就曉得徐渭的名氣和書畫，卻不大知道他的經曆。袁宏道寥寥數筆，一位奇人躍然紙上，令人歎息。之後，找來《明史：文苑傳》對著讀，才發現袁二為名者諱，故意把一些事情的時間順序給顛倒了。比如袁文說，徐渭在給中丞胡宗憲當師爺時，雖然“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得不到認同，於是恣情山水，到處遊蕩，寫出許多“有王者氣”的好詩，“筆意奔放”的書法，畫出“超逸有致”的花鳥。後來因懷疑後繼之妻張氏不貞，殺妻入獄，“張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又說他“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徐渭“佯狂”的方式極為可怖：“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麵，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明史》則說，在當師爺期間，徐渭屢出奇計，立奇功，但他“藉宗憲勢，頗橫”。也就是說，這人有兵才，但無人品。接下來，“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明史》把徐渭的發狂直接歸咎於胡宗憲的失勢，大概跟他在胡得勢期間的“橫”有關。發狂之後，才有殺妻的事情。同鄉張元忭救他出獄之後，才有周遊齊魯燕趙，“窮覽朔漠”的機會。

徐渭的一生也真是苦。他出生的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是明武宗與世宗（嘉靖）交替之年。有傳言說，他出生之日，恰是武宗駕崩之時。他還在繈褓之內（一說是百日那天），父親就棄世了。他的生母是侍女，由於地位卑微，沒有撫養親身兒子的權利。徐渭在繼母的撫養和教管下長大，而生母則在他十歲那年被掃地出門。繼母在他十四歲時病逝，他那兩個同父異母年長二十多歲的哥哥，對於幼弟毫無愛憐之心。由於貧苦，他兩次入贅妻家為婿，寄人籬下。他與第一任妻子潘氏感情甚好，可是結婚才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而入贅又使他失去了繼承徐家產業的權利。 他少年才俊，誌向幹雲，卻九試不中，不得不在三十七歲時學著許多紹興前輩文人的樣子，受聘為胡宗憲府幕僚，當了師爺，其時早已滿頭白發。

胡宗憲愛才，對徐渭奉為上賓。胡當時威鎮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胡不但對他的無禮舉動不加計較，反而言聽計從。據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指胡宗憲）聞，反稱甚善”。可以說，徐渭在胡手下度過了一生當中最舒心痛快的日子。 後來胡宗憲因嚴蒿奸黨失勢受牽連，二度入獄，最後在嘉靖四十四年死於獄中。徐渭精神崩潰，除了因樹敵太多而“懼禍”，大概還有極度的失望：他的所有前途抱負再次成為泡影。他那些慘烈的自殘行為，絕不像是佯狂——他是真的瘋了真的想死。從九次入試不中，到九次自殺未成，難怪有人歎道：“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次年，據說他看見男人幻影在繼室張氏床頭出沒，抓起硯台就把妻子砸死了。徐渭因此入獄，等到被張元忭保救出來，已是七年之後，五十三歲了。

此後，徐渭生活愈加困頓，家中所藏幾千卷書籍被變賣一空，靠賣字畫度日，最後貧病交加，死在破爛的稿薦上。 徐渭真正開始作畫，是在出獄之後。他是為自己而畫的，這在他的題詞裏表現得很清楚：“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笑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正因為無可繼承無所束縛，徐渭一拿起畫筆，就開創了水墨大寫意的先河。文人畫含蓄淡泊的筆墨，在他手裏變得大刀闊斧、縱橫睥睨，桀驁不馴。墨汁潑到生宣紙上去，自然流淌，就像自己那無法控製的生命。他的潑墨山水人物花卉蟲魚瓜果，墨汁淋漓、煙嵐滿紙。後來的大師如鄭板橋，齊白石，一個甘願作他“門下走狗”，一個恨不得為他“磨墨理紙”。他是中國繪畫表現主義的鼇頭，是中國繪畫複興的先河，是中國的梵高。

徐渭與晚他三百三十年的梵高確實有許多相近之處。他們都性格乖僻，難與共事，一生坎坷。事業上屢經失敗之後，都選擇用繪畫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並從外行迅速變成後人頂禮膜拜的大師。他們都嗜酒並有嚴重的自殘傾向。為了見到他迷戀的表妹，凡高曾經把手放到燃燒的煤油燈上，對女孩的父親說：我手能放多久，就請讓我看她多久。至於他把耳朵割下來送給一位妓女的故事，更是人盡皆知。

不過，梵高的才能僅限於繪畫，而徐渭則在知兵以外詩書字畫皆佳，自稱 “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他的巨幅草書，常達三四米高，字字大逾掌，攝人心魄。記得曾讀過他的《應製詠劍軸》，筆若龍蛇，淋漓酣暢，滿紙劍氣，連綿不絕，看得我氣都忘了喘了。

比起徐渭來，梵高算是幸運的。西方文化對個體的尊重和對心理健康的關注，使梵高不斷成為被研究的對象。他那些表現主義的油畫和寫給弟弟的眾多信件都被心理學家當作極有價值的研究材料。徐渭就不然了。即使是今天，除了欣賞他的字畫並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讚歎他的瘋與狂之外，很少有人對理解徐渭做出真正的努力，比如他那古怪狂妄的性格與幼年缺乏親情調教的關係，偏重智力發展與缺乏人際交流能力的關係。

由此想到顧城。這位晚徐渭四百三十年的詩壇天才，跟前輩詩人同背殺妻的罪名。從道德上譴責他的，從藝術家角度為他開脫的，已經說得很多了，這裏不必再重複。我倒是覺得，徐顧兩人的遭遇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同異。 兩個人都是從小就顯露傑出的才能。不過徐渭沒有享受過父愛也沒有童年。他十歲就仿照漢人揚雄的《解嘲》而作《釋毀》，打小兒就老氣橫秋，一直專心於功名而不就。顧城則成長在父母的嬌縱之中。由於工作關係，他父母經常出差，大概嬌縱是他們消除內心歉疚的方式。這個詩人氣質極強，敏感而神經質的兒子，渴望但很少享受到母愛，以致在對待妻子謝燁的態度上流露出明顯的戀母情結。他在藝術上早熟，六歲就開始作詩；在心理上卻一輩子也沒有長出童年階段。他在《英兒》一書中承認說：“我的秉性太極端了，我的最深度從沒過八歲“。

徐渭不懂得怎樣與人交接。他發明了一種“白眼”，讓人看不到一點兒黑眼珠，使那些不受待見的人一看即明。對那些硬要登門拜訪的，他就“遽手拒扉”說，某（我）不在家。他以狂放怪誕的行為方式向整個社會顯示自己的存在和價值。他的詩，奇想連綿，詭異崢嶸，“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袁宏道語）。 顧城也不懂得如何跟人打交道。他父親顧工回憶說，顧城從小就見人生畏。“不管從哪裏來了位遠方的來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他一生都沒法克服這個弱點。“我想學會對人們說話，但是我不會說，我就爬到樓頂上看人，看他們很細小，在樓下走來走去，像昆蟲一樣，手也動，腳也動，很美麗；可是當我下來，聽見他們說話的時候，我就害怕，好像有一個假的東西，在所有人中間，就好像中國古代《聊齋誌異》裏說的，有一個畫皮，一個鬼蒙著一張人的臉，到晚上就露出了他真正的樣子；我覺得就有這樣一個鬼在所有人的眼睛裏，在所有人的話裏，我很害怕”（顧城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

於是，他把自己藏在“童年”的臼巢裏麵，大寫童話詩，把“童話詩人”的桂冠當作盾牌高高舉起，仿佛這樣就可以不必改變自己了。他的詩也確是純真明淨，不過有時天真得過於矯情。 十二歲時，文化革命的狂風暴雨迫使他隨父親下放到山東邑縣火道村喂豬。可這段生活並沒有改變他從小養成的避世任性異想偏執的性格。顧工在回憶中說： “我每天和小小的兒子一起拌豬飼料，燒豬食。那土灶的柴火燒紅著不透明的早晨，和我們父子灰暗的臉。……兒子抬起有星雲流動的大眼睛說： ‘爸爸，我和你對詩好嗎？我讀過你的詩，你有首詩題目是《黃埔江畔》，我想對首《渤海灘頭》；你還有首叫《蘆葦中的雁》，我想對首《沼澤裏的魚》’。我深深感動，暗暗驚喜：‘世界上已經沒人再會想起我的詩；而兒子卻記得，記得。’於是，父子倆真的對起詩來，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興詩，都用燒焦的枯枝寫在灰燼上。兒子低聲說：‘火焰是我們唯一的讀者。’” 在顧城的回憶裏，最後這句話卻是父親說的。無論如何，這是一副頗為感人的圖畫。

然而，在動人的父子親情背後，有某種東西讓我不安。跟當年成千上萬失去父愛的同齡少年相比，顧城相對來說是幸運的。他讓父母庇護了五年，幾乎與社會隔絕。顧工說那村的人“好像是泥捏出來的，……穿著比泥土顏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來接近我們；我們也不主動接近任何人。”我由衷地為顧工遺憾：不管自願還是被迫，跟兒子同吃同睡四五年，一個多麽難得的言傳身教幫助他成長的機會。也許顧工自己也是個落落寡合的人；也許他被政治運動嚇壞了，怕再讓人抓住什麽把柄。反正，顧工的回憶給我的印象就是老呆子和小呆子競相囁嚅囈語。

幾年後，當顧城在生理上長成人的時候，心理卻依然停留在“八歲”。 顧城又與一般孩子不同，他是公認的天才，並以“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受到全世界的嬌縱。可是恰如他自己所說，“有時，詩比作者要聰明些。” 他應邀到這裏講學那裏講學，其實自己隻上過五年學。他的演講，充滿了散文詩般的故事，但是常常思路混亂。他的詩，我覺得，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還沒有被捧為天才之前，寫得最好，特別是那幾首著名的短詩。移居激流島以後，就沒有什麽好詩了。

他想學陶淵明，跑到南太平洋小島上做隱士，卻沒有五鬥米先生的文化修養和道德素質。他根本不懂怎麽生活。他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親身兒子。當謝燁抱怨“整天就像養著一個大孩子”的時候，他那隱居的“高山仰止”就變成了 “過家家”。 不幸的是，喜劇式的行為藝術最終以悲劇收場。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麽力量使徐渭在七年牢獄之後從死的欲念中頑強地活了下來。他常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有幾個錢就丟給酒店老板，邀一些貧賤之人同飲。他在大醉後或者狂呼亂嘯，或者瘋狂地吟詩作畫。他騎毛驢出遊，在雪中泥裏自得其樂；他頭頂芭蕉葉在大雨中吟詩，鬢插梅花在嚴寒裏賞雪……。他的字和畫是不是疏解心中狂念的自我治療？無論如何，當他於七十二歲倒在“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的稿紙堆裏，徐渭是昂著頭從人生舞台退場的。

顧城也很早就對死有一種迷戀。“死亡是一個小小的手術／隻切除了生命／甚至不留下傷口／手術後的人都異常平靜”——這是他二十六歲時的詩句，輕描淡寫得讓人後背發涼。等到移居激流島，死的意念越來越強烈。他在夢裏不斷回到北京；幼時遊玩的地方都還在，他卻把自己丟失了。他夢見殺人。至於自己是是被殺的，還是殺人的，他分不清。這樣的夢持續地做下去，越來越沉重，越來越糾纏不休。他把它們記下來，據說就成了詩集《城》。

“殺人是一朵荷花／殺了　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換的（《城：新街口》）”。這是多麽詭異的意境；這哪算什麽詩，簡直是瘋狂的囈語。他自己無力掙脫這種臆想，周圍寥寥的幾個人又不懂得如何幫助他。等到悲劇發生，一切都太晚了。自己不要活了還不算，硬要捎上妻子，因為“這個人有罪，因此我判處她和我一起死！”

顧城的斫妻自縊有某種必然性，並且對華人的孩子們具有典型意義。中國的父母喜歡走極端，在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普遍采取非“捧殺”即“罵殺”的方式。這在獨生子女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父母所關心的，多是能讓他們臉上增光的事，隻是可憐了這些孩子們。在國內的，要考一流小學考一流中學，這樣才有可能考上一流大學，考得焦頭爛額；在國外的，要學鋼琴學網球學美術學校裏要事事爭第一，這樣才能有希望考進常春藤大學，也爭得筋疲力盡。做父母的把自己的喜好和未完成的夢想強加到孩子身上，很少考慮如何幫助孩子理解自我建立自信學會如何心平氣和地過正常人的生活，不關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當這些孩子成長起來時，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像顧城那樣，身體成熟，心理幼稚，自私傲慢懦弱而且冷酷無情。近幾年，青少年虐待甚至謀殺父母、祖父母的事情，難道還少嗎？

從徐渭到顧城，中國文人的悲劇一代一代變著花樣兒不斷地翻演。我欣賞他們的詩文字畫，卻寧願中國少出幾個這樣扭曲的天才，多出幾個身心健全的普通人。

原載於 2005 華夏快遞 kd05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