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無聲勝有聲 (圖)

　　妻子兒女留在中國度假，自己則不得不回來上班。最初幾天由於時差，每夜失眠。夏蟲嘰啾中，就抓幾本剛帶回來的書看。這次買的書不多，其中有一本《沈從文作品精選》。

　　當年在國內的時候，對這位如今名聲如日中天的沈老了解甚少。那時在我心目中，沈從文是個清瘦的老頭兒，白頭發，戴眼鏡兒，弓著背，一天到晚伏在案頭研究古文物。這幾個晚上讀沈從文的小說散文，頗有點愛不釋手。他的文字，初讀時有一種感人的溫暖與平和，從容不迫，遠塵脫俗；而回味起來，則帶一股孤獨的悲涼和憐憫。他以溫和的心境，慈悲的胸懷和詩意的筆調去關注讚美人性的真與善。尤其是他筆下的女人，溫柔而堅韌，善良又倔強，沒有非分之求，單純天然。那清純的少女翠翠，那磨房主的女兒三三，那戀著癲子五明的阿黑，那被雇工花狗誘奸了的童養媳蕭蕭，那被丈夫送上船去當妓女掙錢的老七，那同小寨主服毒殉情的無名女孩……生活是那麽艱難，苦難是那麽深重，可是在沈從文眼裏，人性總是那麽美好。因此，我讀他的作品，乍讀似離生活很近，細想又離得很遠。比如他在《從文自傳》開篇有這麽一段對故鄉的描寫，說那裏：

　　“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灑脫的向深山中村莊走去，同平民作有無生意，謀取什一之利。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城鄉全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與溫柔耐勞適於家庭的婦人。在軍校階級廚房中，出異常可口的菜飯，在伐樹砍柴人口中，出熱情優美的歌聲。”

　　 ——這是現實，還是他自己對世界的渴望和夢想？這理想化的描述使我覺得他的作品未免趨於膚淺，似乎缺乏對於人性的深刻探討。可是，他真是一個充滿愛與良善的好老頭啊。我喜歡在睡前讀他的作品，因為它們使我心清氣平。

　　 然而，就是這麽一位在世界上到處尋找美和善的作家，正當壯年時，卻突然沉默了。四十多歲就出了幾十本小說和散文的沈從文，從一九四九年突然擱筆，到死再沒寫過小說。
　
　沈從文的撂筆與郭沫若有密切關係。一九四八年初，香港出了一本左派作家的《大眾文藝叢刊》，其中有一篇郭的《斥反動文藝》。手頭沒有《郭沫若文集》，找不到這篇奇文的全部。不過，在“古狗”上查到《斥反動文藝》中零零散散的引文，讓我看了毛骨悚然。文章以革命為名義，殺氣騰騰指名道姓要打倒一批文人。郭沫若別出心裁，給每位敵人都賦予一種顏色，然後加以毫無邏輯的無賴式批判發揮。比如，他加給蕭乾的是黑色：

　　“什麽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這位‘貴族’鑽在集禦用之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反動堡壘裏盡量發散其為幽緲、微妙的毒素，而與各色的禦用文人如桃紅小生、藍衣監察、黃幫兄弟、白麵嘍羅互通聲息，從槍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著了。……對於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禦用，禦用，第三個還是禦用，
　　今天你的元勳就是政學係的大公！
　　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
　　今天你的貢獻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這裏提到的“桃紅小生”，便是沈從文：

　　“什麽是紅？我在這兒隻想說桃紅色的紅：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如沈從文的《摘星錄》，《看雲錄》及某些‘作家’自鳴得意的新式《金瓶梅》，盡管他有著怎樣的借口……但他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情緒，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後期作家們正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裏再生的時候，他又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麵孔，諡之為‘民族自殺悲劇’，把全中國的愛國學生斥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大群中小孩兒心性的十萬道童……’。”

　　看到這玩藝兒我才認識到，原來，後來在文化革命中大字報中看到的文痞文風是有祖可宗的。其實，從延安整風起，革命文人之間便利用攻擊別人的方式來爭取自己的進步。他們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栽贓陷害，以從精神上甚至肉體上消滅對手為目標。幾年以後，他們把這種“革命”強行擴展到全國文人的頭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怪胎，其實早就在孕育當中了。中國之所以有文革，常常被歸咎於一個人。其實整個民族都有責任，特別是奴顏媚骨隨波逐流的知識階層。

　　這篇文章對沈從文的意義是悲劇性的。一九四九年的一天，他所執教的北京大學貼出了一期壁報，全文大字抄出《斥反動文藝》，校園裏還出現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沈從文精神瀕臨崩潰。他切脈自殺未遂，被送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後無處安排，一度想去燒瓷，後被分配到故宮博物館工作。於是，他離開北大，從文壇徹底銷聲匿跡。這位出身將門，自己更名為“從文”、才華橫溢、正當中年的文學家從此封筆，轉去進行古文物研究，直到一九八八年逝世。

　　在此之前的一九四八年底，沈從文主持的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因平津戰役而停刊。他在給一位名叫吉六的作者的退稿信中寫道：“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幹人必然結果。”
　
　好一個“思”字出發，好一個“信”字起步，真是眾人皆醉我獨醒。這句話所預測的，幾億中國人要經過幾十年腥風血雨之後才能理解。

　　我這才意識到，原來沈從文並非看不到人性的虛偽和醜陋。相反，他可能是看得太清太深刻了，才選擇把努力集中在對真善美的謳歌上。

　　他似乎很早就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即將帶來的後果。一九四六年，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如此寫道：

　　“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遊離於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

　　“國家好，人的自由競爭機會多，文學從一個極廣泛的要求生產，要求出產，我或者還可有以自見於世。國家不好，人孤立，便等於遊離於糾紛以外，形成一種隱遁狀態，工作用筆時，也必然避開目前人人所呼喊問題，轉若自娛，欲深反晦。”

　　果然，三年之後，他就轉去寫研究論文了。後來，盡管有不少大人物明示暗示，鼓動他出來寫小說，他都回絕了。如若遵命去歌功頌德，他也會跟周圍諸多的“樣板”文人一樣，成為這個“代表”，那個“長”之類，穿梭於國門內外，甚至也可能被封個文壇“領袖”什麽的。而他卻心甘情願在故宮博物館給老百姓作講解員。 　　我為沈從文的沉默而慶幸。否則，他或因講真話而送掉肉體性命，或因講瞎話而送掉自己的尊嚴和藝術生命。近來章怡和的回憶文章引起很多人談到當代中國文人的風骨。其實，反觀這五十多年，在權勢名聲身份待遇的誘惑下潔身自好不入濁流者可謂鳳毛麟角。

　　沈從文擱筆後，從小說家一變而為一流文物研究鑒定專家。他先後出版了一係列文物研究成果，如《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明錦》，《戰國漆器》等。其中最大部頭的，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而為此書寫序的，竟是當初企圖置他於死地，迫使他放棄文學的前科學院院長郭沫若。

　　這位“文壇旗手”，自《斥反動文藝》以後，春風得意，緊跟革命形勢，到處發表“偉大詩作”。從除四害時的“麻雀麻雀氣太官”，到文革時的“敬愛的江青同誌”，再到七六年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想起來就讓人起雞皮疙瘩，從此再不想看他的東西。

　　而沈從文則通過沉默把自己的舊作變成不朽。在中國經過了長久的掠奪、貧困、愚昧和物欲，人與人之間見慣了相互的欺詐、出賣、迫害和屠戮之後，他在《邊城》及其他作品中所表達的那種仁愛、純真和善良不能不讓讀者掩卷深思。

　　中國本來有硬骨錚錚的文人。一千八百多年前，當李固、杜喬因黨錮事件而暴屍通衢，“政府”下令，有敢哭吊收屍者治罪。李固的弟子郭亮，自帶殺頭工具，一手提斧，一手持（金＋質），以必死的決心伏闕上書，請求收屍。那時的文人，多以未被列入黨人而被捕為恥。他們主動去自首，為的是要與天下名賢同獄。一部《黨錮列傳》，（女＋幸）直迂闊，為自己的理想不惜赴死，“不知時變”的“腐儒”觸目皆是。他們就是魯迅所說的“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可是，兩千年一代一代地殺下來，“腐儒”的基因不見了，產下的當然多是阿虞之輩。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因良心而堅持緘默，自甘寂寞，已是難能可貴。

　　據說，沈從文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名字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兩次進入候選人終審名單。可是，他在八八年頒獎之前去世了。據說，沈從文去世幾天之後，一位台灣記者打電話給瑞典著名漢學家馬悅然，要求確證沈從文的逝世。馬悅然致電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文化參讚，可那位文化參讚卻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

　　我想，沈從文的後四十年當是極為孤獨的。有傳言說，他不斷地寫詩，並不斷地撕毀，連稿子都不留下來。一個作家，卻連把文思寫出來的機會都沒有，那種寂寞淒涼恐怕難以想像。就連他的兒子沈虎雛也在父親去世後寫道：“我不大理解他。沒有人完全理解他。”

　　不過，巴金最後似乎是理解了。他在《懷念從文》一文中感歎道：“我還記得兆和（沈從文妻子）說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自己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我多麽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

　　沈從文四十年的沉默真是震聾發聵。

　　我向沈先生致敬，同時為中國文人悲哀。

原載於 2004 華夏文摘 cm040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