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冠與王冠

　　中國曆史上有文才的皇帝，最有名的當數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徽宗趙佶。這兩位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的皇帝，正如唐代魏征在《陳後主本紀》中所斥責的，“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不知稼穡艱難，複溺淫侈之風。賓禮諸公，惟寄情於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軸。遂無骨鯁之臣，莫非侵漁之吏。”一言以蔽之，都不是作皇帝的料。 　　李煜一生最大的興趣隻在寫詩填詞。可是早期驕奢淫逸的帝王生活，使他的詩詞除了冶豔以外別無特色。比如這首《浣溪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日高三丈，還不上朝，反而長歌舞袖，飲酒作樂，真是享樂到了極點。如果單靠這種無聊的豔詞兒，李煜恐怕早就被人遺忘了。公元９７４年，宋太祖率軍渡過長江，抵達南唐首都金陵（現在的南京）。兵臨城下，這位風流皇帝還在飲酒填詞，歌舞升平。城破被俘，成了亡國之君，心裏當然很不好受。他說自己日日以淚洗麵： 　　多少淚，斷臉複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望江南》） 　　國破家亡的傷痛使李煜的詞升華了。他開始抒寫沉重真實的亡國之痛，感慨悲涼的人生苦難。他擺脫了五代詞充滿脂粉香氣的狹窄境界，使詞從單純娛樂的工具變為抒情的手段。他對詞境的開拓以及獨特的語言方式為宋詞的繁榮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李煜失去了人間的皇冠，卻被清人王鵬運稱為詞中之帝。 　　不幸的是，據說宋太宗讀到“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對李後主還在思念南唐深感不滿，便命他喝劇毒的“牽機酒”，活活把個才華橫溢的詩人給毒死了。 　　晚李煜二百年的趙佶（１０８２—１１３５），藝術上更是多才多藝。他不光是詩人，還是個天份極高的書畫家。他的書法，早年學薛稷，黃庭堅，參以褚遂良，挺瘦秀潤，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風格，號“瘦金體”。至於畫，他十六七歲時，就得到當時著名畫家王洗、趙令穰、吳元喻等人的傳授。登基以後，更是大量收集曆代名畫，網羅人才，鼓勵創作，使繪畫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自己則長於花鳥，為一時之絕。然而這一切全是在金兵大舉南攻，生靈塗炭，北宋連失疆土，生死存亡之際玩出來的，所以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譏諷道：宋徽宗百事皆能，唯獨不能為君。 　　趙佶作了二十五年荒淫腐敗的皇帝，於靖康二年（１１２７）被金軍裹擄北去後，過了九年恥辱的俘虜生活，死在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跟李煜一樣，趙佶前期的作品寫在深宮，除了反映極度曼豔的生活外，也是沒什麽好詞。靖康之後，國破身囚，淒惋哀絕，詞風也隨之驟變。他的代表作是那據說為絕筆詞的《燕山亭》：“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李趙這對難兄難弟，從至高無上的皇位一跌而入無底深淵，這種經曆帶來的無限傷痛給他們後來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失去皇位對中國文學是一件幸事，中國因此多了兩個有價值的詩人。《人間詞話》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而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此話對於李煜的褒獎未免太過。不過他的哀思感慨確比趙佶要更加深沉廣闊。 　　說到這裏，不免想到那個跟李陳二人經曆相反的人物——毛澤東。此人年輕時胸擴四海，極富文才，作過些極好的詞。如他三十多歲時（一九二七年）所作的《菩薩蠻•黃鶴樓》，簡直能夠和唐人崔顥那號稱天下第一律的同名七言律詩相敵。八年後的《憶秦娥•婁山關》更是氣勢雄渾，直逼李太白。他那時的詩詞作品，可以說近代罕有其匹。然而，隨著他剪除異己，在紅軍和共產黨內地位的鞏固，日益驕悍。一首《沁園春》，滿紙霸悍氣，似乎已經預言了將來的驕橫暴戾。 　　若幹年後，毛澤東戰勝了黨內諸多對手，打敗靠美援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在天安門城樓上登基冕冠，壯誌宏圖終得實現。在他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真可謂日如中天，誌得意滿。毛澤東被百姓奉為神明，他的權勢就是中國曆史上眾多的皇帝也難以匹敵。與此同時，他的詩品也一落千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六十二歲的“他老人家”在久經滄桑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後寫下的《念奴嬌•鳥兒問答》，簡直令人不忍卒讀，與三十年前的作品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待到萬壽無疆之聲遍及華夏，就連“不須放屁”之類的東西也再沒有出籠了。每次想到這種令人驚詫的變化，總是免不了自問：寫這種玩藝兒的，跟那《黃鶴樓》、《婁山關》的作者，真的是同一個人嗎？ 　　看來，權力並不能帶來一切，詩冠與王冠似乎不可兼得。 原載於2004 華夏文摘 cm040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