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拉ＯＫ談起

　　入冬以後，晝短夜長，室外活動時間大大減少。住在“鄉下”的人，娛樂活動隻好圍著四大節日轉悠。四大節日者，感恩、聖誕、新年、春節是也。所謂的娛樂活動，主要是Ｐａｒｔｙ。一群朋友，還有朋友的朋友，你邀我，我邀他，一家家地Ｐａｒｔｙ下去，連綿不斷。

　　開Ｐａｒｔｙ除了吃喝聊以外，總少不了卡拉ＯＫ。歌唱需要全身各部分的積極運動，蕩氣回腸對消化大有益處。常常是剛開始有人還有點兒不大好意思，不過“堅冰”一旦打開，再往下就是爭先恐後了。如果有人音色飽滿，又居然沒跑調，聽眾自然大聲叫好；既使歌者聲如破鑼，也可以有“動唇有曲，發口成音”的感覺，大快於心。因為人在歌唱時對自己的聲音聽不真切，容易產生滿足的快感。還有人對卡拉ＯＫ有癮，連飯都沒心思吃，直奔卡拉ＯＫ機。這種人最幸福，在四大節日期間是不會長胖的。

　　日文裏跟“卡拉”（ＫＡＲＡ）相應的漢字是“空”，即“空手”之空。ＯＫＥ則是英文“管弦樂隊”（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的日文簡寫（Ｏｋｅｓｕｔｏｒａ），而非美語的ｏｋａｙ。“空”也許是指歌詞空，也許是樂隊人空。不管什麽空，卡拉ＯＫ的好處人所共知：有了它，人們不再是在自家廁所或浴室裏做無伴奏清唱，而是像舞台上的歌星一樣，將自己的聲音和美妙的音樂相結合，甚至能夠堂而皇之地站在舞台上向別人展示歌喉。 　　實際上，這種“夢想”在中國早就實現了。

　　清道光年前後，一些八旗貴胄子弟閑得不耐煩，以自編自演大鼓、單弦等“子弟書”為消遣。當時演唱要報請清廷內務府批準發予執照，上印兩條金龍，寫明“發給某某票房“，俗稱“龍票”。所以這種演唱自娛的班子就叫作票房，而在票房一塊兒唱戲為樂的人則互稱“票友”。同治、光緒之交，京戲崛起，票房內容也轉以唱戲為主了。初時演唱以清唱為主，無演員、觀眾之分，全是互相切磋，當然也不賣票，形式酷似今天的卡拉ＯＫ。不過後來越玩越大，以至唱念作打，兵器行頭，無所不備，而且要跟專業演員同台比式。“玩票”遂成時尚，由於玩票而傾家蕩產的大有人在。民國時人易宗夔所著《新世說》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晚清王公貴人嗜戲成癖。肅親王雅好明達，亦不能免。嚐與名伶楊小朵合演《翠屏山》，肅去石秀，楊去潘巧雲。當巧雲峻詞斥逐石秀之時，石秀抗辯不屈。巧雲厲聲嗬曰：‘即令汝是王爺，也非逐汝出去不可！’四座觀看，相顧失色，楊伶談笑自若，而肅邸乃更樂不可支也。”當然，這種卡拉ＯＫ隻有貴族們才有能力享受。

　　比起乾隆的愛將福康安來，肅親王的玩票實在算不得什麽。《新世說：風度》裏說：“福瑤林（康安字）用兵時，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既至，則笙歌一片，徹旦通宵。福喜禦紫色衣，人爭效之，謂之福色。善歌昆曲，每駐節（即駐紮），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交綏，血肉橫飛，而餘音嫋嫋未絕也。”這是連打仗殺人也離不開卡拉ＯＫ了。 　　其實，中國曆代都有或達官貴人混跡梨園，過卡拉ＯＫ癮，隻不過是清末最為普遍，那是風氣使然。那時候京戲比如今的流行歌曲還要流行，京城裏上至慈禧太後，下到洋包車夫，人人能唱，個個入迷。老百姓沒有能力到戲班裏子去玩票，於是便呼朋喚友，幾個人提一隻京胡，找個湖邊樹下方便之地，你拉我唱，以過其癮。這是窮人的卡拉ＯＫ。

　　初中時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裏唱“革命樣板戲”，並因此跟一個同學的父親成了忘年交。這位“叔叔”文革前酷愛玩票。他害怕“散毒”的罪名，不敢教我老戲，卻講了許多京戲前輩大師的故事，使我十分向往。到了文革後期，票友們又開始顫顫驚驚地鑽到公園的僻靜處，重操琴弓，再展歌喉，引得我時不時起個大早到什刹海公園去轉悠，尋找這種中式卡拉ＯＫ，去學老戲。

　　老遠就能聽到京胡單皮和唱戲的聲音。沿著聲音尋去，準能看到一群老頭兒老太太在京胡的伴奏下搖頭晃腦地唱。剛開始隻是唱樣板戲，不過把唱腔改回到老戲的調兒，聽起來十分新鮮有味兒。慢慢地，就唱出老戲來了。不過那時候，人們似乎對“紅衛兵小將”的威風記憶猶新，所以疑心很大。看到一個半大小子往他們那兒湊合，往往漸生疑惑，於是便停下來改為東拉西扯，如打雞血，喝海寶，涼水療法之類。不得已，隻好躲在遠處偷偷地聽他們唱。

　　還有一個能聽到老戲的地方，那就是澡堂子。北京的澡堂子，有溫、熱、燙三種溫度的池子，供人們在裏邊泡澡搓泥兒聊天兒。泡夠了搓夠了聊夠了再到旁邊的蓮蓬頭下去衝洗。常常有人泡到心曠神怡之際引吭高歌。澡堂裏蒸汽彌漫，回聲悠長，確有跟現代卡拉ＯＫ的劇場和回聲類似的效果。記得有一回，我跟幾個小哥兒們去泡澡，模仿大人用搓腳石搓腳。那是一種橢球型，灰白色，大小不一，表麵坑坑窪窪的石頭。我們各自在彌蒙的霧汽裏尋找搓腳石，突然一個高亢蒼涼的聲音在池子的另一端響了起來：

　　“一馬離了——西涼界——”

　　那是我頭一次聽到這麽震撼人心的曲調，覺得比樣板戲不知好聽多少倍。可是池子另一頭的那幾個小子卻笑作一團。後來他們告訴我，唱戲的是個禿頭，不光沒頭發，連眉毛也沒有，而且滿臉麻子。他全身泡在池子裏，隻有頭露在水外邊，靠在池子沿兒上。如果不是突然開口唱戲，差點兒把他的頭當成搓腳石了。

　　插隊的時候，遠離雙親，前途渺茫，更離不開戲和歌。尤其是冬天，因為缺糧，全村改成每天吃兩頓飯。下午兩點鍾左右收工之後，來一頓小米飯就鹹菜，既是午餐又是晚宴。天寒夜永，加上腹內空空，實是難捱。於是以唱歌唱戲來抒發心中的苦悶，也算是一種卡拉（空腹之“空”）ＯＫ吧。有時候天黑之前喚幾個哥兒們同攀大山之頂，遠望那斜陽之下，連天枯草，一片禿林，隻覺胸中鬱氣奔湧而出。那時候，沒有什麽現成的曲調、詞句能夠表達心境，隻想大叫。

　　古人早就用類似的辦法進行感情宣泄，叫作嘯。《詩經•國風》裏有一首《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看來嘯作為一種類似於音樂的表現形式，其來已久。到了一千七、八百年前的魏晉時期，嘯吟成了名士不可或缺的技能；竹林中名士嵇康、阮籍都以嘯著稱。

　　很難給嘯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以發出聲音的方式來抒發感情似乎就可以稱為嘯。嘯可以有旋律如歌，也可以沒有旋律如吼，還可以加以詞句如詠，甚至可以發於舌端如哨。晉人成公遂在《嘯賦》中說，嘯能“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誌離俗而飄然”。換句話說，有利於心理健康。

　　晉朝有個謝安，他喜歡嘯是眾所周知的。冬夜閑讀《世說新語》，看到這樣一個故事：“謝太傅（安）盤桓山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雲：‘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

　　謝安是清談名士之首，年輕時縱情於山水之間，四十多歲才入仕。而入世之後，仍能保持清心曠遠的本色，跟他善於保持心理平衡不無關係。

　　《世說新語：雅量》記載了另一個故事，足見謝安超人的鎮靜。清談皇帝簡文帝駕崩後，大將軍桓溫專權，想除去當朝名士謝安、王坦之。“桓公（溫）伏甲（兵）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坦之字）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界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謝安為時人所重，如當今超級巨星一般。刀光劍影之中，悠然一曲《洛生詠》，居然可以退兵，何其瀟灑！

　　《洛生詠》似乎是謝安的代表作。《晉書：謝安列傳》說，“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學之。”在下才疏學淺，不知這《洛生詠》僅僅是一首“流行歌曲”呢，還是跟京戲裏的“西皮”、“二黃”一樣可以填詞的？無論如何，這種歌似乎要鼻音重濁才好聽。謝安的鼻疾加重了他的鼻音，以至人們需要用手捂住鼻子來效仿。這跟現在唱卡拉ＯＫ的人拚命去模仿某歌星的口音唱法沒有什麽不同。隻不過時過境遷，謝安的河南口音如今略嫌“侉”了些；時髦的似乎是廣東話。

　　《世說新語》記述了魏晉時代名人的言行，讓後人從中看到當時文人騷客那種我行我素的風彩，語不驚人死不休，甚至“行”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兒。這些品質，如今是越來越少見了。卡拉ＯＫ這玩意兒，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類似之處，那就是鼓勵模仿，扼殺創新，難怪被有識之士深惡痛絕。

　　不過，恨也好，罵也好，卡拉ＯＫ仍然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於卡拉ＯＫ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感情宣泄的娛樂方式。東方人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束縛和壓抑實在太多。從小就被告知，自身當內斂含蓄，還要壓製內心的種種欲望。人的感情活動很像鍋內的水，常常被生活之火燒得沸沸揚揚。東方人的鍋是高壓鍋，蓋子關得嚴嚴實實。這時候，沒有排汽閥可不得了。卡拉ＯＫ也好，長嘯也好，大叫也好，隻要能給高壓鍋降壓就不妨一試，甭管別人怎麽想。長嘯、大叫如今隻能一個人躲在小屋裏，或是自己的汽車裏才行，不然有可能招來警察。而卡拉ＯＫ，如果運用得度，也可以達到《嘯賦》所描述的那種舒悱憤、奮纏綿的效果。像我們這種遠離故鄉的落葉浮萍，終日為身所累，節日期間既然不能在父母膝前盡孝，又何妨呼朋喚友，細斟淺酌，長歌短吟，像李白那樣痛快淋漓一番：

　　　　長歌吟鬆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

2002 華夏文摘 cm021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