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文公祠

　　　　　　　　　　　　　　　　　　一

冬日回北京，踏雪鑽胡同別有一番情趣。那天，走過曾經讀過書的寬街小學和住過的炒豆胡同，信步踏進府學胡同。往東不遠，見左手邊有一個小院，紅漆門上方掛了塊匾，上書“文丞相祠”。忍不住暗叫慚愧。兒提時代在附近住了那麽久，居然不知道文天祥祠就在這裏！ 座北朝南的院子，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小小的前院僅有兩丈見方，迎麵一座文丞相畫像碑，東邊院牆上嵌著《正氣歌》的陰文石刻，是明代才子文征明的手筆。過廳內設有文天祥生平展，潦草而成，沒什麽值得看的；那些當今名人的題字尤其令人生厭。舉步進入後院，見堂屋前有一株古棗樹，枝幹南傾，傳說為文天祥手植。

一進堂屋，見那明代舊石碑，唐朝斷碑礎，我想起來了。 記得剛開始學分數乘除法的時候，就不得不跟著偉大領袖罷課鬧革命了。小孩子在家“革命”，無事可做，一天到晚在外頭瘋玩兒。不記得在屋外那棵棗樹上打過棗兒，對這座刻著《重修碑記》的石碑，我可有印象。天黑以後跟夥伴們玩藏貓貓時，我曾經躲在它後頭。那時候的文公祠荒涼破敗，過往行人很少正經看過它一眼，也沒聽到有誰提起文天祥這個名字。 後來長大了，讀了一點書，行了一些路，也見了些趨炎附勢見風轉舵賣身求榮落井下石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文公便成了我最崇敬的人之一。今天，站在這寂寞的文祠內，鐵與血撞擊的慘烈故事潮水般湧上心頭。

　　　　　　　　　　　　　　　　　　二

七百二十五年前，元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公兵敗五坡嶺，服隨身所帶毒物自盡未遂，一路上絕食八日未死，被押往大都北京，關在兵馬司，就是附近的北兵馬司胡同。

文公本是個養遵處優之人，《宋史》上說他“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宋德祜元年（1275），元軍大舉南侵，本來就是半璧僅存的南宋江山全線失守。丞相賈似道派都督府計議官宋京赴元軍求和，願稱臣，奉歲幣，遭拒絕。五歲的宋恭帝在謝太後安排下詔天下勤王，成千上萬的宋朝官吏中隻有文天祥與張世傑等二、三人響應而已。文公捧詔涕泣，在贛州組織義師萬人。友人勸阻他說，以此烏合之眾抵擋二十萬元兵，無異於驅羊搏虎。文公說：“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宋史：文天祥列傳》）

從那時起，文公敗而複起，三起三落。 德祜二年正月，元軍兵至臨安（今杭州），南宋文武官員紛紛出逃。恭帝宣麻於慈元殿，整個文班隻有六人入朝，諸關兵盡潰。陸秀夫等奉命至元軍中，乞求對元“稱侄納幣，不從；稱侄孫，仍不從”。於是“太皇太後命用臣禮”（《宋書：瀛國公本紀》）。甲申日，元兵至皋亭山，恭帝派監察禦史楊應奎對元軍獻傳國玉璽求降，哀求說：“宋國主臣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衝，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謹奉太皇太後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兩淮、四川見（現）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當夜，丞相陳宜中逃遁，張世傑等各率所部軍兵離去。

在這種情況下，文公臨危受命，任右丞相兼樞密使，並赴元軍，與元丞相伯顏（又作巴延）抗爭於皋亭山。據《續通鑒》記載，文公問伯顏：“本朝（宋）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指元）將以為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伯顏偽稱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文公說：“北朝若以欲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廟，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見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誌，拘之，押往北京。文公於鎮江逃脫，九死一生，輾轉到福州，卻發現自己的義兵已被解散。

同年七月，文公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重舉義旗。次年三月進軍江西，收複南部數十州縣，圍困贛州。湖南、湖北起而應之，聲震江南。元朝忙調四十萬大軍來解贛州之圍，另派兵五萬追擊文公。文公當時不過五千餘人馬，寡不敵眾，遂於八月空坑一戰中大敗，妻妾子女皆被俘。

元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文公再次收拾殘軍，進屯麗江浦。不久軍中疫起，兵士死者數百人。文公的老母親和唯一幸免於被擒的兒子也死於瘟疫。十一月，進屯潮陽縣。當時潮州有大盜陳懿、劉興為害。文公走陳懿，誅劉興。十二月，陳懿串通元軍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導致五坡嶺之敗。

文公被俘的次年陰曆二月，宋元海軍決戰於崖海，宋軍大敗。陸秀夫負小皇帝投海，張世傑死於狂風惡浪之中。文公在囚艦中眼看宋軍數以千計的樓船化為烏有，屍浮海上十萬餘人，他的複國之望徹底毀滅了。他在《南海》詩中慨歎道：





朅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
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
一山還一水，無國又無家。
男子千年誌，吾生未有涯。

國已滅，家亦亡。“二兒化成土，六女掠為奴”。文公在《六歌》中對家人的牽掛可謂情真意切：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發不下堂。……
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
北風吹沙塞草淒，窮猿慘淡將安歸。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
雁兒啄啄秋無粱，隨母北首誰人將。……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
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
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
人生百年何醜好，黃粱得喪俱草草。
嗚呼六歌兮勿複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文公被押兵馬司將近四年，從宋臣叛將到元吏宰相，勸降者眾。在妻女均被元人所拘的情況下，他隻要同意合作，馬上就能骨肉團圓，而且能夠享受榮華富貴。然而，文公凜然不為所動。就連先已投敵的宋恭帝前來勸降，他也置之不理。如果說文公一開始還有效忠趙宋的心思，曆經眾多變故之後，他的思路已無比清晰，那就是，社稷為重君為輕。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出馬勸降，以宰相之職作為誘餌，也遭嚴厲拒絕。忽必烈無奈，問“汝何願？”文公對曰：“願賜一死足矣。”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陰曆十二月初九，文公從容臨刑，麵南而拜後赴死於柴市，時年四十七歲。文公身後，人們發現他衣帶中藏有就義前所作的《自讚》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三

經過了十二個甲子，又是壬午年。陰曆十二月初九（今年一月九日）是文公從容就義七百二十周年紀念日。我來到文公祠這天是祭日後二十日，正當除夕。府學胡同外的大街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到處人來人往，為過年而奔忙。唯有小小文公祠，寂寞孤獨夕照裏。眼望文公那血淚相融的《自讚》，一時間感歎萬端。

有宋一代，一開始就遠不如漢唐。宋太祖打從周世宗柴榮之妻和七歲的周恭帝手中奪得天下，就擔心手下人會用同樣的方式黃袍加身。他沒有能力把勢力擴充到黃淮流域以外，卻處心積慮地鼓勵兵權在握的宿將們告老還鄉，置辦良田美宅，蓄養歌姬舞女，日夕歡宴，醉生夢死，施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於是宋代兼有修文的高峰和武備的穀底。對內嚴加防範，不準民間習武；對外消極防守，無力抵禦侵擾，因此民間有“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之慨。他的子孫更是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對遼、金、西夏從“奉之如驕子”到“敬之如兄長”，以至“事之如君父”；到元軍臨境時，連侄孫都當不上了。加上整個社會驕奢淫侈之風盛行，腐敗墮落之氣蔓延，北宋的太平景象下麵就已危機四伏。到了南宋，風氣更糟。及至金滅遼，元滅金，華夏舞台上角色頻仍，南宋小朝廷仍舊沉耽在聲色犬馬之中，不知天之將傾；而王公大臣們則忙於為自家撈財，哪管什麽天下興亡，在緊要關頭逃的逃，叛的叛。文公在這種情況下，希圖以犧牲己身來喚起天下，知其不可而為之，其壯也悲。此一歎也。
當
謝太後與恭帝遣人赴元營獻傳國玉璽求降，宋作為一個朝代，其實已亡。作為一朝之臣，文公責任已盡。然而，蒙古鐵騎所至，為禍慘烈，“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續通鑒》中記載元將索多率軍至興化，宋將陳瓚閉城堅守。“索多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元入主中原後，還有人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甚至到了元末，順帝時的太師、中書右丞相伯顏（不是元初拘禁文公的那個）還居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元史：順帝本紀》），主張種族滅絕。明末學者顧炎武曾指出當時的亡國與亡天下之別：“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一三：正始》）用現在的話說，改朝換代為亡國，這是王公大臣的事，老百姓無需參與；亡天下，則指中華文明之道統中斬，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夫之也說“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文公所憂慮的不是趙家宗社，而是代表中華文化的道統的存亡。他從養尊處優一變而成為錚錚硬骨，為維護自己所信擁的文明道統，傾家蕩資，舍生取義，此二歎也。

然而七百年後，文公不惜身家性命，為了“庶幾無愧”所追求的“仁至義盡”，遭到後人的質疑。就我所看到的，國內有“學者們”至少從三個方麵質疑文公的忠義及其在中國文化曆史上的地位。一種論點認為稱文公和嶽飛為民族英雄會影響當前國內某些民族的情感。另一種則堅持宋元之爭是中華民族內部“兄弟民族”之間的戰爭，因而文、嶽不能稱為民族英雄。這是混淆了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與少數民族（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的區別。所謂少數民族，竊以為應該稱為（少數）族裔，而不是“民族”。中國古代的概念裏，有民、族，而無民族。自打前人從日文那兒借了“民族”這個詞來對付英文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很多人一談民族就如入五裏霧中。曆史上的歐洲，小國林立，強弱懸殊，連疆接壤，犬牙交錯。Ｎａｔｉｏｎ這個詞有意把族裔與國家劃等號，是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保持一個族裔的獨立性。中國則不同。所謂中央之國，原本對族裔的區分不甚深求，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初在中華舞台上也沒有漢族。所謂華夏炎黃，一開始就是幾個族群的混合，後來又不斷有更多的族裔融合進來。比如常被用於貶意的夷字本來是指生活在山東沿海的東夷族。上古人太昊氏、少昊氏、舜、伯益等都是東夷人。夏朝前期，從西部東遷的夏族與夷族結成部落聯盟，首領由夷夏輪流擔任。後來禹治水有功，舜讓位給他，夏族勢力逐步擴大。禹死之後，他的兒子啟殺了伯益，自立為王，建立夏朝。夷夏關係破裂，長期鏖戰，夷字逐漸轉為指處於邊緣的族裔。有人說取代夏朝的商可能就是夷的後裔。商以後，周、秦、南北朝、隋、唐、和五代的皇室，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漢人。有人說朱元璋是回民，姑妄聽之。中華民族意識的出現，是在受到西方列強及日本侵略以後。費孝通指出，中文的“民族”概念實際上包括了三個層次的涵義。第一層是中華民族之民族，第二層是組成中華民族整體的各個少數民族，第三層是少數民族內部各種所謂的“人”，如廣西瑤山裏的五種瑤人。用一個詞代表三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焉有不糊塗之理！其實，如果少數族裔與中華文化傳統認同，那麽他們便屬於中華民族的範疇，於是就不存在所謂民族情感問題。某些少數族群團體和個人目前不願與中華民族認同，那是出於政治，信仰，曆史，經濟等原因，再怎麽照顧情感也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說前兩種論點在表達其對待曆史的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傾向時還有點羞羞搭搭，那麽第三種論點則是明目張膽了。按這種觀點，像文天祥這種人，隻知愚忠，阻礙民族融和，不但不是英雄，還應受到譴責。這種態度實為可怕。如果可以把現代的標準強加在過去的事物上，那麽民族英雄和其它曆史概念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小篆的史字，是上中下又（即手字的簡化）。中即正，也就是說，作史之人，記事發言，須本乎中正。立史不正，後人有何標準立於世？古人很明白這個道理。即便是殺害文公的元王朝也對不得不對文公表示尊敬說：“自古誌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觀其(文天祥)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宋史：文天祥列傳》）

宋末元初的詩人周密在《癸辛雜識》裏記載了這樣一個小故事：“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帖四詩，乃文宋瑞（文公字）筆也。漫雲：‘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傳家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得（每錠折一百貫）。咱們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隻有這一個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周密因而歎道：“斯人樸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

這個故事生動地說明了文公的精神在當時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元末陶九成說：“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軍事上戰無不勝的元朝僅八十幾年便壽終正寢，恐怕與此不無關係吧。 文公不惜舍去身家性命，甘願用碧血丹心去譜寫的洋洋青史，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變成了擦脂抹粉的小丫環，讓人隨意裝扮。其實，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將曆史事件抽離當時的實際環境，妄加評價甚至篡改，為當前形勢服務，後患無窮。

今天的中國，其腐敗程度與南北宋比起來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軍隊的腐化與醉生夢死，更實在讓人懷疑其戰鬥能力。國民缺乏道德信仰標準的維係，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可以出賣靈魂，尤其令人擔憂。在這種情況下，對年輕一代進行曆史實用主義教育，無異於扼殺他們的曆史使命感。這等於對他們說：不要為你的人生準則而奮鬥犧牲。什麽萬年遺臭、千古流芳，全憑後人嘴一張。 在如此教育的影響下，倘若中國再受到外來威脅，她能夠幸免嗎？

2003 華夏快遞 kd03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