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的教育廳長之路
葉 雋
時間：2013-11-15 來源：2013年第11期 責任編輯 劉墨非
何思源本乃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自然有自己的抱負。他之長期擔任山東省教育廳長（1928-1942年），甚至日後由此而騰達，完全是因為其時特殊的政治格局使然。不過無論如何，他給我們樹立起了一麵民國時代教育廳長的鏡子。
一
教育廳長，不同於副部長以上的高官，還算不上高層官僚，可在中級官僚中，它是獨當一麵的主官，意義極為重要。作為一省之部門行政長官，它可謂是要職，因為隻有通過他的努力，才能夠將一省之教育細加規劃、形成事業、逐步推進。所以，在這樣的位置上，是否能有自己獨特之理念，且能與省府上下一體，外爭發展之良好環境，內求事業之獨立突破，乃是對一個知識精英的重要考驗。何思源這個人在民國時代的發展，有其特殊性，他不像陳布雷那樣是蔣氏嫡係，而山東省之不同，更在於長期任山東省府主席的韓複榘乃軍閥出身，有著明確的“獨霸山頭”的想法。所以，何思源的處境頗為尷尬。
1924年何思源留學歸來，初在廣州中山大學致力學術，後經戴季陶引薦給蔣介石，1928年被任命為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旋即又出任國民黨政府的首任山東省教育廳長。1930年韓複榘接任山東省主席之後，曾想將教育廳長換成自己人，甚至何思源也已準備辭職，但因蔣介石的幹預而未果。所以，何思源“既非蔣的親信，又非省主席的舊班底，他必須竭盡其力周旋於各派政治勢力之間，既保護自己，又使工作正常進行”。
1924年，何思源撰文《德國民族及德國人之國家觀念》，稱：“自來德後，仔細研究其國民之思想，觀察其民族之精神及行動”，對德國人的國家觀念有深切的認識。在他看來：“德意誌民族唯一超越為主之觀念即其國家之觀念，其他人生之倫理，社會之道德及一切之哲學思想，皆是在此種國家觀念勢力之下，而受其影響與支配，明白德國人國家之觀念，即明白德國民族全體之精神及其一切行為動作之根源。”而具體表述中，則涉及文化與國家的關係：“德國人的哲學乃是重國家之哲學，自康德、黑格爾、菲希德等以至俾斯麥時代，威廉第二時代，幾乎無一個學者不是同其趨向。康德分為兩個世界：一個是內部的世界，一個是外部的世界。內部世界是道德的，能思想自由；外部世界是政治的，須服從命令。他調和這兩世界，而構成一個義務之觀念。……進一步說，在國家之中，文化方能發展，在國家之中，公道方能實現。”強調隻有在國家的具體環境之中，文化才能夠得以發展。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隻有在文化發展的促進之下，國家才能得到更好更充分的發展。
二
這樣一種觀念，顯然也影響到何思源自身生命實踐的具體曆程。他在家鄉山東18年，當了14年教育廳長，使山東教育有了長足發展。何思源的做法明顯與曾三度擔任浙江省教育廳長的陳布雷的短期過客型不同，至少這樣幾點值得勾勒：
一是任賢選能組建教育廳與規劃事業的製度化能力。任何一個新官上任，都必須麵臨一個團隊組建的問題，即便是像陳布雷那樣輕車簡從，但他還是會從熟人中略作簡拔。對於何思源來說，同樣是衣錦還鄉，但他卻是一派西洋作風，廣招賢才。1929年8月山東省教育廳51人（公務員），其中絕大部分為留學生與大學畢業生，人才來源不同，素質效果自然也不同。其中核心人物，有秘書3人、科長5人，加廳長共9人，平均年齡才33歲，其中6人留美、1人留英、1人留日、1人畢業於北師大，且均有教育實踐經驗。這樣的班子配備，自然決定了工作作風是一派朝氣，工作業績更看重製度化的東西。這一點充分表現在何思源主持製定的《山東省政府教育廳行政綱要》上，這份十七條的綱目綱舉目張，條理清晰，不破不立，廢者與興者都很清楚，諸如取締私塾、限令私立學校注冊，大力發展各級各類教育，小學教育“力謀”普及、中學教育則“以職業教育與普遍教育並重”，其他如師範教育、民眾教育等各有所側重。而何氏在任14年，正是按此綱要行事，具有很強的執行力，對山東基礎教育的發展“卓有成效”。
二是充足經費與教育獨立的經費製度化保障。辦教育，最關鍵的是經費，教育是最花錢的，沒有足夠的經濟支撐，想維持教育亦難，更遑論辦好做大？何思源在這個方麵確實下了大工夫，首先是盡可能與省府融洽關係，獲得其大力支持，即便是在韓複榘這樣強悍的軍閥作風時代，山東省教育經費也未曾拖欠過。由此可見，何思源確實是有其政治活動能力的。同時，他並不僅僅停留在搞關係層麵，而是主持製定教育經費使用方法，建立起保障教育經費獨立的製度，這既包括在省、縣層級從設立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教育經費稽核委員會等，也包括對各縣教育經費委員會會計人員的選用，甚至1933年2月主持製定了《該會會計員一職務須選委擅長簿記人員倘任用不當立即撤換並予主管人員相當懲戒》的教育廳訓令。可以看出即便在具體的微小細節上，何思源也有著“事關大局”的宏觀思考，同時能將其進行製度化的能力，這是特別難能可貴的。
三是教育理念與貫徹始終。如果說陳布雷隻能以休養生息的方式維持教育廳的運作，那麽何思源則提出了社會教育、求生教育的理念，頗有就地取材、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點。譬如他特別解釋其求生教育的概念：“教育不是為的讀書寫字，乃是為的發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換言之教育是工具是方法，求生是目的。極而言之，讀書識字之本身沒有用處，讀書識字所影響於受教育者本身之生活，才有用處，真正教育之作用有二：一曰發展生活能力，二曰擴大生活範圍。”這段話若是別人說不難理解，可對於具有留學背景的何廳長來說，毋寧太過功利了些。但如果考察其時現實語境，又不得不佩服何廳長的入鄉隨俗、活學活用。畢竟，對於講究現實生存的中國老百姓來說，它是非常合理和有說服力的。道理很簡單，所謂“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中國本身就是有這樣傳統的。用老百姓能聽懂的語言和直接的利益問題說事，很能獲得他們的理解和呼應。當然在這個方麵可以拓展的空間還大，教育行政官的理念意識與教育家的理念建構能力畢竟還是有所不同。比較一下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就可以看出來了。
三
總體來說，無論是陳布雷，還是何思源，在教育廳長的事功方麵，沒有身在最高層的蔣介石的信任和支持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於中國這麽大的國家來說，省級行政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國家權力運作的主要區域，而浙江、山東二省都是相當重要的封疆地域。所謂“封疆大吏”，其意義在此。而對教育廳長來說，則是主政一方的教育主官，雖然上麵還有省長、部長，但畢竟省長的關注重心不可能在此，而部長又天高皇帝遠，故此廳長的級別不算很高，但作用很重要。如果說陳布雷對浙江教育還不過是短暫點綴的話，那麽何思源對山東教育之影響是很深的，無論是其教育實踐還是教育觀念都對山東教育起到很大促進作用，有相當之貢獻，值得充分肯定。
做過客，如陳布雷者，就應當學習其無為心態，做好“休養生息”的平淡政策。做事業，則應當參考何思源，以一種積極的心態入世，既要處理好政治層麵的諸多關係，同時更要爭取為教育爭地位和發展的事業。其實，相比之下，何思源比陳布雷要困難得多，他既無蔣介石這樣的絕對靠山，又無法完全地投靠到哪一種政治勢力的庇護之下，但他還是在山東做出了偌大一番事業，不僅長期維持了教育廳長的位置，而且由此升任山東省長，在1946至1948年間任北平市長，獲得了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盡管如此，何思源仍然難免其書生本色的一麵，他自己就以“讀書人”自詡，自稱“有些書呆子氣，卻又生性衝動，說話往往不善文飾，衝口頂人。初到官場，本來就有些‘水土不服’。主席上司這樣換來換去，更使我難以招架。況且‘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換一個主席，就來一批新人，上自委員、廳長，下至護兵、馬弁，往往都不認識。所以每次我都要打起精神，了解上，熟悉下，忍氣吞聲地四麵磕頭”。堂堂廳長在省裏尚且如此，書生為官之難當可以想見。可無論如何，何思源是一個有行政能力的書生，他主政山東教育多年，雖然後段經曆特殊（如抗戰背景），可畢竟在教育方麵給我們提供了一道“中層風景”，這和蔡元培、王世傑、朱家驊等人當部長的高層風景是不同的。在這個層次上，其實對教育的實質性發展更可能具有直接的、可操作的、有作為的影響。所以關鍵還在於，廳長如何確定自己的位置，如何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