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訊最近在做七七事變征文，我的不少網絡好友都鼓勵我為此寫點文字。我一般是憚於參與這麽熱鬧的主流事件的，因為太熱鬧了就容易產生“劇場效果”---為博得掌聲而多少改變自己。所以，還是繼續我的風格，鑽在故紙堆中琢磨曆史。並且，為著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經把我的書房填得滿滿的戰爭文物，我讀了不少有關戰爭和國際關係方麵的文獻，這就有了此前的兩篇讀書劄記《西式“漢奸”：刺刀下的順從與無奈？》、《侵略中國：日本為自衛而被迫發動戰爭?》。（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兩篇讀書劄記，引起了網友如此熱烈的討論，倒的確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我很認真地讀了大家的高見，也明白其中有的是一時興起的塗鴉，有的則是很精到的見解。對於這兩篇劄記本身，我的觀點、我所引用的作者的觀點都是很清晰的，希望大家評點，但希望您至少能認真看完後再評點，免得出現關公戰秦瓊的誤解。（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感謝所有的網友，但有一個小小希望：這麽一個洋溢著愛國激情的討論區，大家應該有容人的雅量，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人身攻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二
一個國家的行為，是趨利的、理性的，這和一個市場人的行為選擇是一樣的，即使有所謂的盲目，那也是在理性遮蔽下的盲目，至少在當時、當地它自以為是理性的（理性有它的局限，很多哲學家都看到這點，所以宗教才不斷地有空間和必要，這不是本博客探討範圍，點到為止），竊以為這是理解戰爭和國際關係行為的基本出發點。（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們可以將曆史上所有的戰爭（無論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進行分析，最後一定會歸結到一個詞：利益。至於所謂的正義與非正義，那是一個政治詞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對同一件事會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在韓國那部著名的電視連續劇《明成皇後》中，韓國人刻意地將日本人、中國人、俄國人都醜化了，設身處地地想想，其實很好理解。（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道義上的審判定案，往往是勝利者的特權，這點已經為人類的曆史所證明。而曆史學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作用，則必須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利益的爭奪和調整，免得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沒有蒙蔽對手反倒蒙蔽了自己人，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那樣的“仁義之師”出來，以為“正義”在手便是勝利在握。（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三
在對待日本侵華的問題上，我們在不斷地舔拭身上的傷疤的同時，必須看到對其行為背後的理性動機進行剖析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這樣，才有利於我們避免日後再做個挨打後到處訴苦的“祥林嫂”式的悲情角色，也有利於我們從曾經的侵害者那裏學到一些我們必須學習的東西：比如對國家、民族利益的認識，以及維護這種利益的必要手段、勇氣和堅毅。（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但很遺憾，日本投降後一個甲子，我們作為其最大受害者，卻還一直停留在哭訴的地步。這和我們對文革的反思相比，簡直太緩慢了。文革之後，我們從所謂的“傷痕文學”發展到更深層次的反省，還是比較迅速的，雖然沒有達到巴金老人所希望的那樣全民悔過。在對待日本的問題上，我們似乎被自己的盲動情緒控製得太久太深，並且因此而對應該從中汲取的教訓收獲得遠不夠徹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四
在最早的《對待曆史：我們比日本人強？》中，我提到過猶太人的曆史觀。這個民族所經曆的苦難，遠遠超過我們。但他們不是一味訴苦，而是追殺到底（參考《日本人屠殺落水中國官兵：又一羅生門史實 [黃海上的三國演義之3]》），也沒有那些惺惺作態的寬恕表演。（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反觀我們自己，在日本戰敗後，因為內戰的關係，居然內戰雙方都宣稱放棄日本的賠償。而局勢穩定後，又將不少戰犯釋放回國，上演二戰善後中絕無僅有的“仁義”大戲。對於這樣的利益權衡，很多人無法認同。要知道，日本的發展，靠的就是甲午戰爭後來自中國的巨額賠款。而我們，槍杆子撐出來的幾個偉大人物，就輕易地將這一筆全民的資產和發展的奠基石放棄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按說放棄了也就放棄了，好好把泱泱大國的氣派演到底，但後來又心裏不甘，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要了不少日圓，如此既虧了裏子、又丟了麵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中國本來的文化，是沒有這麽阿Q的。當年大漢王朝出於“安全關切”，出兵多次“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前敵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折，說自己“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於蠻夷邸間，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基本沒有了，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放棄日本賠款，依我看，還是這種“和親”思路的延續，可惜世易時移，人家未必領情。（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種陰柔性格的形成，我在此前已經談過，是“一人為剛萬夫柔” （《一人為剛萬夫柔：中國英雄PK日本英雄（上）》）的體製造成的，所以我提出，如果沒有民心的解放，民族解放還是虛無的。有位網友說得好，國產的奴役未必比進口的奴役好多少。（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五
將我們的敵人簡單妖魔化，固然有利於把民眾都統一到某些人或團體的看法上、思想上、框架上，但同時也令最可寶貴的自由思考的精神被閹割和鉗製，打造全民弱智。（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我們主流的對日聲討中，最盛行的是將日本的魔行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好像人家成千上萬的人都隻是被蒙蔽了，好像人家的普通民眾從來沒有在這樣的“侵略”戰爭中收獲過現實利益。這樣的想法是幼稚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建議網友們去看看日本在東北的苦心經營和拓殖。日本的所謂軍國主義背後就有強大的民意力量，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看看滿蒙開拓團在東北的行為，也許就能明白我為什麽大聲疾呼要研究人家整個國家和民族在“侵略”上的利益驅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把“主義”當作解決問題的症結，最後就隻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不知大家注意過沒有，民國初年法西斯主義也曾被當作救中國的一劑靈藥，而且應者不少），而偏離了實質的利益分析。這樣的爭論，當然總是有人能從中漁利竊喜的。古人講究所謂的牧民之術，被“牧”者渾不自覺，這就是“牧”到一定水平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六
上一篇我的讀書劄記《侵略中國：日本為自衛而被迫發動戰爭?》，講到“安全關切”是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解決“安全關切”的方式有外交和戰爭兩種同等重要的途徑。該文主要以日本為例子，希望大家在紀念七七的控訴主流中，共同思考在國際政治生態中，“安全關切”的巨大影響力以及我們中國的“安全關切”所在。（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麽，當今中國的安全關切在哪裏呢？（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內政我們暫不探討，外政方麵權且拿周邊最切身的兩大挑戰----朝鮮問題和台灣問題來試以說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們似乎很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而又親華的朝鮮，但正如西方法律界常說的，won the trial, but lost the case，這未必就符合中國的利益：它畢竟將打破東北亞以及世界格局的勢力均衡。而為應對這種不可測失衡，中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勢必受損。（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其實也是美國台海政策的基本利益考量，中國的朝鮮政策和美國的台海政策有類似之處，維持現狀是最合適的選擇。（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對於中國，收回台灣當然可以改善我們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弱勢，但我們是否已經為因此而將引發的太平洋力量失衡及波動做好充分的準備，這是關鍵。“安全關切”是個多邊問題，解決辦法是不是隻有軍事手段？（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再說個有點敏感的話題，中國在西藏和新疆的立場，就很能體現一個國家對自己安全關切的堅持，很有點“雖萬千人吾往矣”的精氣神。在海外有時看到一些所謂的“不同Z見者”，總把國家利益和黨派利益混為一談，為了其小團體利益或政治做秀，甚至去聲援藏獨或東突，心裏便忍不住要說他們“糊塗”。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七
在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上，猶太人也同樣比我們做了更多的反思。我在《對待曆史：我們比日本人強？》中曾經引用過，著名的猶太女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用艾希曼和卡茲納兩個人的故事說明，在極權製度下，不必是惡魔，任何一個平庸無奇的人都可能成為劊子手。艾希曼是專門負責屠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卡茲納是名猶太人，他領導著地方維持會性質的匈牙利“猶太人委員會”，曾與艾希曼合作。他救過一些人，也害了許多人。阿倫特認為，在極權統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並沒有必然或本質的差別。德國曆史學家莫森(Hans Mommsen)在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作序時說：“極權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會中所有的人群，無論是充當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他們都同樣適宜。”對此觀點，猶太人在經過痛苦的反複後終於接受，這反映了猶太人作為受害者在反省上的徹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同樣的，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刻著德國著名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的詩，題為First they came…，寫盡了深切的自我反省：（Shel JeAnns版權所有）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納粹迫害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與我無關；
納粹囚禁社會民主者，我沒有說話，因為與我無關；
納粹殘害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與我無關
納粹衝我而來時，卻已無人留下來為我說話。
的確，當一個人習慣了跪拜和逃避之後，要指望他能響亮地說出一聲“不”，無疑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
（Shel JeAnns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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