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關切：導致甲午戰爭動因之一
在西方，與《孫子兵法》有相似地位的軍事戰略理論，是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戰爭論》（On War) ，其中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Politik) by other means) 的論斷早已深入人心。無論是《孫子兵法》還是《戰爭論》，都有一個默認前提: 外交隻是戰爭機器一個零件而已，毫無例外地為戰爭目的服務。（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中國史學界的主流普遍認為日本外相陸奧宗光（Mutsu Munemitsuむつ むねみつ，1844-1897）對促成甲午開戰負有重大責任，是軍國主義的幫凶。陸奧其人在日本和歐美學界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普遍被認為是“和平主義者”，其著名的宣揚“和平主義”的回憶錄《蹇蹇錄》，被中國主流學者們認為是偽裝和平的“狡獪”之作。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麽，究竟是什麽導致了甲午戰爭最後爆發呢？（Shel JeAnns版權所有）
1999年美國康奈兒大學出版了範埃弗拉（Van Evera）的《戰爭的原因》(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書。這位防禦現實主義大師，以此部經典之作彌補了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起源研究上的缺憾。根據範埃弗拉的觀點，不安全感在國際事物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追求安全感是導致戰爭的普遍動機之一。（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麽，一個國家的不安全感究竟有多普遍呢? 有多少戰爭是由於缺乏安全感而需要動用武力來“正當”維護和爭取呢?範埃弗拉認為，追求安全感是引發人類曆史上大多數戰爭(常規戰爭)的根源之一，“安全關切”像是一個魔咒籠罩在防禦方和進攻方身上：進攻者為了安全而進行擴張，防禦者為了維護安全而拒絕退讓。（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安全關切”激發了歐洲19世紀的大部分戰爭。（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克裏米亞戰爭中，對於俄國而言是為了保護其側翼，對於英、法而言則是為了遏製俄國的發展，因為英、法錯誤地以為俄國勢力的發展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普魯士發動德國統一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得更便於防禦的邊界，而法國之所以接受普魯士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普魯士包圍的擔憂。（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和俄國在1904年追求的其實都是防禦性目標，但這種對不安全的擔憂最後導致了戰爭。岡本春平（Shumpei Okamoto）指出，日本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活動視為對日占朝鮮及日本安全的“嚴重威脅”。 伊恩尼西 (Ian Nish) 也認為，推動日俄雙方走向戰爭的主要因素，是對安全和對另一方軍備政策的擔心。（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高層對於朝鮮的地位，有十分直白的總結：朝鮮半島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刀，所以，1904年日本對俄國遠東力量的擔心，與十年前的1894年其對清國在朝鮮的宗主地位的擔心一樣，寢食難安。（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改變這種勢力地位的方式有外交和軍事兩種途徑。範埃弗拉的研究表明，外交和軍事是兩隻不同的手，多數時候當然是協調一致的，但不少時候也會出現“左右手互搏”，軍事和外交的主持人可能分別持有不同政見，而且外交的傳統是奉行溫和主義，而軍事則分為兩極，或保守，或冒險。1894 和1904年的日本軍事行動，表現的都是冒險主義。（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二戰時納粹的反美宣傳畫
甲午年間，日本的戰爭準備其實並不足以挑起一場對中國的戰爭。當時與日本關係十分親密的英國，其外交文件清晰地記錄了對日本對華戰爭能力的懷疑：“盡管日本人強作樂觀，但該國的財政形勢正日益變得嚴峻，所有情況都證實今後幾個月內這方麵的壓力將更加嚴重。問題不在於管理，而在於是否還能滿足如此龐大的駐海外部隊的巨額開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銀行發行了總額為280萬元的有息紙幣，
這條彌足珍貴的史料，證實了許多史學家的假設：如果中國能將甲午戰爭打成持久戰（如同30多年後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即中國的抗日戰爭），日本必定難以支撐下去，勝利就會轉到中國方麵。（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近年來的很多曆史研究表明，當時日本正處於內政的危機期，發動對華戰爭實際上是孤注一擲。明治之後的日本，無論是1874年發兵侵台，還是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都是在軍備不足、政局不穩、財政不敷等情況下靠軍事冒險取得成功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時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回憶起拿到駐朝外交官報告，說朝鮮政府為平息內亂已向宗主國清國政府請求援兵時，他說：“這確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默視不顧，就將使中日兩國在朝鮮已經不平衡的權力更為懸殊，我國今後對朝鮮的問題就隻有聽憑中國為所欲為了。而且日朝條約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壞的危險。因此，我在當天的會議開始後，首先將杉村的電報給閣員們看過，同時提出我的意見：‘如果中國確有向朝鮮派遣軍隊的事實，不問用任何名義，我國也必須向朝鮮派遣相當的軍隊，以備不測，並維持中日兩國在朝鮮的均勢。’閣員們都讚成這個意見。伊藤內閣總理大臣立即派人請參謀總長熾仁親王殿下及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軍中將參加會議。二人到後，立即對今後派兵赴朝問題作出秘密決議；內閣總理大臣隨即攜帶此項秘密決議……進宮，循例奏請天皇裁奪施行。”（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9頁。）
中國著名的甲午戰爭學者
陸奧的回憶錄，在我看來，未必就是違反常理的偽善狡獪，維持均勢、在攫取日本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避免與中國戰爭尤其是全麵戰爭，這完全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和“安全關切”，日本在朝鮮的軍事冒險，終極目的並非是與清國開戰，而是為了保住其在朝鮮的既得利益並攫取更多利益，為此而不惜同清國開戰，同清國開戰是其手段和需要認真權衡的代價而已，對於陸奧的“和平主義”，不能一杆子就扣個偽善的大帽子予以否定，其也是某種程度上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麽，為什麽當外交和戰爭兩隻手在相互角力時，外交、尤其戰前的外交總是失敗的呢？（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範埃弗拉的研究表明，戰前的外交的確總是失敗，包括不安全感在內的許多因素，是造成武力衝動的動機，但不是立即發動戰爭的動機。推動戰火的，是搶占先發製人優勢的動機，尤其在19世紀末，軍事理論方麵主導的是進攻學說，普遍信奉先下手為強。解決衝突的時間壓力，可能導致決策者草率甚至鹵莽行事，他們有意無意地妨礙了按部就班的外交行為，並有意無意地誇大戰爭的風險，為了爭奪主動權，雙方都可能爭取先發製人（或擔心對方會先發製人），而一“發”就不可收拾，中斷了完全可能奏效的外交進程，而使“危機外交”背上“戰爭預謀外交”的黑鍋。（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決策者草率甚至鹵莽行事，其風險在於缺乏對能彌合兩國分歧的各種方案進行充分的擇優。當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危機爆發時，外交官們還在權衡貝爾格萊德停火的建議，
正由於此，有不少論者認為“陸奧外交就是這樣的和平主義”。日本已故曆史學家信夫清三郎認為，陸奧宗光的出發點是和平地解決朝鮮問題，出兵是出於無奈和被迫的，“陸奧外相必須為和平收拾時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國已經出兵的情況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已經不能厚著臉皮後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張“維護勢力均衡”政策。至於後來走向戰爭，“這就不是陸奧外相的意誌，而是其他人的意誌了。”（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內幕》，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版）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此說在日本為相當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現在在日本曆史學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如高橋秀直在《走向日清戰爭的道路》一書中說：“日本政府的對朝政策，並非即使與清相爭也要獨霸朝鮮，對清朝一貫是避免戰爭的。……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為對抗清朝進行了大規模的擴軍，但這是出於對清朝海軍較日本處於優勢而產生的危機感，而並非是積極地圖謀與清對戰。它是準備對付萬一發生的事態的，隻要日清間的懸案未解決，就有可能發生不測。”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識要開戰才出兵的。……是試圖保持和清朝的協調的。”大澤博明也認為：“甲申事變以後，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上的對朝政策不是指向對清戰爭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對清朝進行‘挑釁’；實現日清共同改革朝鮮，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圖。”並指出：“從全局看，對清開戰是起初的政策目標失敗的結果，是日本外交的失敗”，“並不存在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準備對清開戰並克服種種障礙最終實現開戰的過程。” 1995年夏，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專門組織了一次“陸奧宗光與日清戰爭特別展示史料”的展覽，在所陳列史料的選擇與布置上也著意地突顯了“陸奧外交”的和平色彩。（注：以上引文均轉引自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載《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由此可見，此說在日本之影響是多麽廣泛而深遠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導致甲午戰爭及日本侵華的原因還有很多，日本早就設定了所謂的大陸政策、征清策等，對於東亞大陸覬覦已久，但如果因此而將日本外交與軍事方麵的分歧視而不見，甚至將外交努力都斥之為偽善和狡獪，除了獲得給人定罪的快感， 並不能讓後人看到當時的真實事態。 必須看到，在甲午戰爭乃至以後日本曆次對華戰爭中，其對“安全關切”的追求，的確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動機，這是一個時刻生活在危機中的民族，在我所收藏的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報刊及書信中，也經常出現“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樣的中華古訓。（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再退一步說，外交為軍事做掩護、甚至為侵略做掩蓋，這也是正常的。曆史研究不是悲情訴說，過度訴苦會妨礙我們的研究、遮蔽我們的視野。我們必須看到，有的時候固然是外交為軍事服務，更多的時候是軍事為外交服務，外交和軍事是驅動國家利益的動態的兩個車輪，如果單純地將外交定位為軍事的附庸，則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爭將難以避免，原本可以獲得的國家利益其成本也將增大。兵者，國之利器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慎也！（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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