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曾經並且至今還對來自西方社會的評價十分地敏感,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無論是接受還是反對這些西方評價,都容易表現得比較激動,猶如政治方麵無論左右都容易慷慨激昂一樣。(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我們對於慈禧太後的很多評價,多根源於西方的評價。尤其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造成大量文獻被毀後,一方麵是中國自身文獻的不足,另一方麵是隨後的民國政府和曆屆當權者,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將前朝妖魔化有利於完善自己的合法性,這是中國曆史的一大規律----而大量“引進”西方的評價並予以“國產化包裝”,這奠定了百年來主流話語體係中對慈禧太後的基本評價:一個陰狠毒辣、獨斷專橫、賣國求榮、驕奢淫逸的清宮太後。(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現在,一名美國學者用厚達600多頁(英文版厚度)的著作, 試圖顛覆我們的這一主旋律評價。在這位美國學者的個人主頁上,就寫著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名言:“在普遍撒謊的年代,說出真相成了一種革命行動。”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的慈禧太後傳記《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譯為《
西格雷夫認為,這一騙局的最初來源,是“北京隱士”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這位精通中文的英國人,與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濮蘭德(J O Bland)於1910年出版了《太後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中文版又稱《慈禧外傳》),1914年又出版《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中文版又稱《清室外記》)。這兩本書的出版時機抓得很準,正值滿清覆滅、動蕩中的中國引起西方廣泛關注之時,西方媒體對這兩本沒有引文考證的書大加讚賞,一路暢銷,《太後治下的中國》一度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並在18個月內重印了8次。(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這兩本被西方學術界也引為權威的著作中,慈禧不僅是個女獨裁者,而且是個墮落的性變態,後來人所耳熟能詳的那些慈禧的醜聞,幾乎都是發端於此。(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就是這兩本十分八卦的著作,卻因為巴克斯宣稱獲得了清廷某關鍵人物景善(Ching Shan)的秘密日記,以及別的一些來源神秘的宮廷資料,而成為西方清史研究的權威著作----一度也是中國清史研究的權威文獻。當年《紐約時報》的評論就說:“此書堪稱權威之作,因為它所依據的事實,全部編譯自宮廷檔案和太後管家的私人日記,對於這本書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質……或許,此前從未有過這樣的中文檔案向世界披露過,也沒有哪個人對中國官場生活的真相有過比這更詳盡的反映。”另一家雜誌《觀察家》評論說:“很少有哪一本圍繞國家檔案所寫成的書,能像這本書,如此可靠、如此豐富、如此引人入勝。”(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盡管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不少在中國生活過的外交官、軍人、傳教士、商業代辦以及他們的家屬,如英國駐華公使
在這兩本書之外,倫敦的《泰晤士報》在傳播有關中國形勢以及慈禧的反麵形象方麵,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家報紙著名的記者、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壇異常活躍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Morrison),本人不懂漢語,長期雇傭巴克斯為翻譯兼助手,將巴克斯編造的大量故事當作新聞傳播到西方。可以說,當年《泰晤士報》上的有關中國報道,在作為信史采納方麵,都是有所欠缺的。如針對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發生的著名的翰林院大火事件(參見我的博文《翰林院之毀:義和神拳縱火 八國聯軍打劫》),有相當一些德國人在回憶錄中對莫理循表示不滿,認為他的報道失實,他們認為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太大,所以英國的媒體隻會往自己政府臉上貼金,無法客觀報道。(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令人關注的是,西格雷夫的這本書指斥精通媒體運作的李鴻章,在假新聞的製作和提供方麵,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將西方媒體玩弄於股掌之中,為其個人的政治利益服務。需要指出的是,我認為在西格雷夫這本號稱嚴肅的翻案作品中,對於李鴻章的評論,至少從形式上看不如那些翻案文字那樣嚴謹,甚至容易給人在將慈禧形象回歸“人性”的同時又將李鴻章妖魔化了。有關李鴻章的話題,我收集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史料,我們今後再細致討論。(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有關慈禧的這些反麵形象再轉回中國被史學界和政界普遍采納,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常識”。直到1973年,牛津大學現代
西格雷夫的這本書,就是使用了莫理循和巴克斯從未公開過的日記以及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留下來的77本日記,認為慈禧“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裏,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他的著作中,慈禧從來就沒有實際上控製過這個帝國,她隻是那些握有實權的男人們的擺設:先是恭親王,後來又有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人。他認為,“以歐洲為背景懸揣兩宮太後的情狀,對於歐洲人來說,隻不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權力的王太後是兩位凱瑟琳:一位是凱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間的法蘭西攝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統治,到1572年8月的聖巴塞洛繆日7的新教徒大屠殺時達到頂點。另一位則是俄國的凱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幫助下謀殺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獨立執政達34年之久。這二者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太後,“一位擁有來自其已故丈夫的財產或頭銜的寡婦。”然而,西語中的“Dowager”(英語:繼承了亡夫爵位的遺孀)和漢語中的“太”並不完全相同,這造成了他們對慈禧身份的誤解。西方術語“dowager empress”(太後)暗指一位王室(別的方麵亦屬平常)的女性成員,爬到了高於自己身份的位置上,從而能操縱一個國家的全部權力。因此,當這一術語被西方人用到慈禧頭上的時候,便具有了一種言過其實的意義,並強化了他們的猜測:她通過高妙的手腕獲得了這一頭銜。然而,身在東方,又是一個女人,(按照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男人的標準)她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們同時又聲稱:她既狡猾又愚蠢(這是那個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飾法)。”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但最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樣的一本“翻案”著作中,最關鍵的原文中的大量引文,卻在中譯本中沒有翻譯出來,這容易令人產生遐想:在連篇累牘地指責前人偽造曆史的同時,是否這部文筆優美(包括中文譯文也十分精彩)的著作就那麽無懈可擊呢?在西格雷夫的筆下, 慈禧不再是獨裁者, 但她畢竟也通過高妙的手腕獲得了太後的頭銜,並在掌握權力的男人世界中,通過自己的能力獲得了足夠的權力----即使這隻是西格雷夫所說的在各種勢力之間維持“平衡”的權力,一個掌握了如此巨大權力的人,無論她的性別是什麽,在權力的腐蝕下,她的雙手還能是幹淨的嗎?(參見我的博文《慈禧太後:權力腐蝕了母性?》)(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曆史的確充滿了悖論、充滿了質疑,尤其是中國的近代史,一方麵是史料在動蕩中大量湮滅,另一方麵是中外各種力量都根據自己的需要不斷在篡改著這一曆史。正如我在接受和訊訪談時說的,近代史是我們曆史反省的關鍵。利益糾纏,假象重重,這或許就是近代史的吊詭與迷人之處?(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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