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後，梁啟超有一闋《水調歌頭》，詞中有曰：“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嗬璧自語，醒後一滂沱！”，端的是寫盡家國情仇。（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中國上下“醒後一滂沱”之時，東鄰日本卻因戰敗了大清帝國並獲得巨額戰爭賠款而舉國狂歡。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其主編的《時事新報》上說：“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幸福，思前想後，恍如夢中，我惟有感激而自泣。”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正是這位思想家，在甲午當年（1894年，即光緒20年/明治27年），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這場戰爭，“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戰，而是一場宗教戰爭”。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甲午戰爭，作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場對外戰爭，的確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肇始。日本國際法學者就曾指出，日本於1886年加入紅十字條約、1887年加入巴黎宣言，“歐美諸國雖然認為日本是‘理解’這些條約的‘文明國’，但並不確信日本在戰爭中是否履行這些條約，是日清、日露（即日俄戰爭）戰爭給了歐美諸國以上的確信。”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曆史學家赫蘭德（Douglas Howland）最近撰文認為，日本被看成“文明國”，而中國依然被看成是“野蠻國”，這在當時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觀感，而這一觀感，直接影響到了世界曆史學界對甲午戰爭的評價。（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與中國自始至終將甲午戰爭看成是保家衛國的自衛戰不同，日本對於這場戰爭格外看重，不僅毫不掩飾要通過這一戰爭實現“海外雄飛”，在東亞大陸上獲得地位和利益，而且還將這一侵略行動進行高級包裝，將其上升到文明進步的高度。（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立論上比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要堂皇高遠得多，充分體現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朝野處心積慮的“大陸政策”。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位號召對華進行“宗教戰爭”的福澤諭吉，原先是著名的“東洋盟主論者”，期望中、日、朝三國攜手變革迎接挑戰。他在1881年就認為，麵對西方的逼迫，如中、朝兩國不思進取，不僅危及自身，也給日本也帶來危險，“今以西方諸國威迫我東洋之勢，無異於火之蔓延。然而東洋諸國，特別是與我毗鄰的中國、朝鮮等反應遲鈍，不能抵擋其威迫之勢，猶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單是為了他國，也是為了我自己，這一點可想而知。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開化他們，必須使他們效仿我國，迅速輸入近代文明。”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與“東洋盟主論”相對應的，是“中國威脅論”，即不把中國看作是落後的、需要喚醒以便團結抗擊西方的“老大哥”，而是一個在西方炮口下被迫進行改革並即將重新崛起的“老大”。據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鬆本三之介分析，在朝鮮發生的壬午事變（1882年）和甲申事變（1885年）中，已經多年開展洋務運動的中國，展示了其正在增強的軍力和國力，加大了日本的緊迫感，中國威脅論占了上風。正是此時，作為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著名的脫亞論，把中、朝從對抗西方的盟友轉為敵人，號召對中、朝實行聖戰。（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不斷提出的“海外雄飛論”、“征韓論”、“征台論”、“朝鮮獨立論”和“滿洲征服論”等外擴思潮，成為當時的主旋律，被控製了的媒體自覺地圍繞這一主旋律，將這聖戰”的光環環繞在殘酷冷血的戰爭周圍。（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甲午戰中，《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郵便報知新報》、《大阪每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二六新聞》和《中央新聞》等媒體，紛紛派出隨軍記者，美化戰爭、美化日軍，其中最著名的和對日本人思想影響最大的，就是在日本官方授意下、新聞界結集的《日清戰爭實記》。（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清戰爭實記》自
我所收藏的日清戰爭實記
與福澤諭吉相同，日本的另一啟蒙思想家、基督徒植村正久，在戰後（1896年）所寫的《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一文中，也認為“日清戰爭的真正動機，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為了邁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揚眉吐氣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們的國策。這次戰爭是大日本帝國自我意識到進取的天職，並將這一天職向全世界披露的機會。”（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而即使在反戰主義者內村鐧三看來，“新的小日本同舊的大中國衝突起來。決定這場戰爭的正是東方和西方都應該遵循的進步主義……為滿洲的中國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難道還應該指揮全體東方嗎？”（《日清戰爭之義》1896年）。（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鬆本三之介認為，正是甲午戰爭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思想界，直接導致了國家主義壓倒一切的勝利。曾是平民主義代表人物、“以平等為堡壘，以自由為槍炮”的“文明紳士”德富蘇峰，因此變成了積極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戰前聲稱“舉國一致對付清國乃是當務之急，為此願犧牲我所持有的一切”，而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一大打擊，將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蠻社會”。1894年，德富蘇峰出版政論集《大日本擴張論》，放棄自由、和平的平民主義，大談擴張。而戰後，他又從三國幹涉還遼事件中，受到了“強權戰勝公理的事實教育”，痛感“公理”虛弱，原以為“理之所向，天下無敵”，但從此決心“皈依於實力之福音”，做一個鐵腕“豪傑君”。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德富蘇峰後來所寫的《大正的青年和帝國的前途》（大正5年），認為甲午戰爭（日清戰爭）在日本思想史中影響巨大，“若以為新改革作為日本國民的國民自覺時期”，則甲午戰爭（日清戰爭）就是“日本國民的帝國的自覺時期”，“日本國民二十多年了經過了許多曲折，才從自卑中知道自己。所謂知我，乃隻知我之力，知我之天職也。”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嶺則在其代表作《真善美日本人》中，從真善美三方麵對日本人提出了要求，主張“日本人應該發揮優異的特性，以彌補白人的缺陷，承擔起引導人類進入極真、極善、極美的圓滿幸福的世界的任務”。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這樣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飾下，日本一直給自己賦予了亞洲解放者和文明傳播者的光彩外衣。到了1940年代，日本近衛內閣推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時，也十分強調自己 “布皇道於世界”的“皇道使命”，“皇國的國策以確立世界和平為其根本，首先建成以皇國為中心，以日、滿（即偽滿洲國）、支（即支那，日本對中國的蔑稱）緊密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隻有少數的思想者保持了清醒和冷靜。（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那位認為中日戰爭體現了“進步主義”的內村鐧三，在戰爭剛結束時的日本舉國狂歡中，就對“討滅中國”進行反省，認為東方和平的前提，不是“中國的滅亡”，而是中國的“覺醒”和真正的“勃興”，“我們的思想是為亞洲的獨立和文明開化做出貢獻。”（《日清戰爭的目的是什麽》，1894年）（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他呼籲日本要保持戰爭之初的“義戰”性質：“戰爭結束了，我國處於戰勝國的地位，卻置舉足輕重的鄰邦的獨立而不顧，而以新領土的開發、新市場的擴張來轉移全國人民的注意力，並且貪得無厭地汲汲於獲取戰勝國的利益……日本國民如果真的是仁義之民，為什麽不尊重同胞中國人的名譽呢？為什麽不致力於鄰邦朝鮮的因勢利導呢？我輩愁歎我國民無真麵目，他們不信義卻滿口講義。”（《對時事的觀察》1896年）。據說，此文一出轟動全日本，刊登此文的《國民之友》當期脫銷。（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內村認為，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也不能失去正義，要永遠以正義為目標。他認為公的政治世界應該服從私的道德規律（《世界之日本》，1896年）。而在甲午戰爭中所暴露出來的日本國家的偽善，和成為戰勝國後日本道德的腐敗，令他最終成為反戰者，認為“以惡的手段不能達到善的目的；以殺人來謀求東方的永久和平可謂荒謬絕倫。和平絕不是、絕不是通過戰爭來實現的，和平隻有通過廢除戰爭來實現。放下武器，是和平的開始。” （《聖書的研究》，1900年）。（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說的，日本無論是軍國主義思想、武士道精神還是內政外交，都具有相當多的內在衝突和複雜性。數代日本知識分子，都呈現出典型的人格斷裂，其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有不同的變換，而這種人格的轉換過程也反映出近代日本國家的發展方向。當我在讀書過程中，看到那位“皈依於實力之福音”的“豪傑君”德富蘇峰，曾經寫下“沒有‘居住於茅屋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幸福，則‘絢爛之軍備，遼闊之殖民地與強大之帝國’均無任何價值”的精彩論斷，我也隻有掩卷太息。（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而值得我們中國人警惕的是，即使在日本已經用半個世紀反思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毒害，即使日本多少也認同了對這種軍國主義的聲討，無論日本思想界還是政界，都還堅信1931年“滿洲事變”（即918事變）之前的日本對外政策偉大、光榮、正確，所謂“昭和(特別是前半期)是悲慘汙辱的時代”，而“明治是榮光的時代”。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有學者就擔心，在這樣的想法下，很難阻止另一場“瘋狂”的到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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