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別的帶了過多現實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的所謂“投槍和匕首”一樣，太平天國運動在近幾年也受到了很多的置疑。大量的西方文獻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大量的對太平天國不利的民間記述被發現。
任何的史評，都必然帶有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即使那些要求曆史研究回歸曆史本身的呼聲，本身也是一種政治態度。毫無疑問，太平天國運動，既不會像中國紅色曆史學家（如羅大教授那樣）描繪的儼然是一場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也不會像馬克思和大量的民間筆記所記敘的那樣是一場純粹的痞子運動。
需要略多介紹一點的是，馬克思先生對太平運動給予了極其負麵的評價，這令那些紅色教授們、尤其是紅色原教旨主義者們相當尷尬。馬同誌說：“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 ..... 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 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 in persona （化身） ...... 但是，隻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 ( 馬克思《中國紀事》 ) 。當然，紅色教授們後來竭盡全力來緩解這種尷尬，為紅色教主尋找了很多理由，諸如他的資料不幸都來自於仇恨革命的英國外交官等。但顯然，中國自 1977 年這三十年來的偉大的毀神運動，在將中國人民從意識形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推動了金錢拜物教的令人激動和頹廢的實踐運動。在這一新興運動中，馬克思的如上評價無非是增加了一點毀神的戲劇性砝碼而已，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毀神的目的更多地在於行動本身的現實意義和象征意義，而不在於所毀的神究竟有多少神性或鬼性，這其實就是網絡上憤青必然流行的深層次原因。
作為業餘史學愛好者，在海外多年研讀史料和收集有關文物，我堅定地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的偉大意義是難以否定的，當然，這種偉大意義絕不在於紅色教授們那種讚賞和鼓勵階級仇恨的角度，甚至根本就不是太平天國的參與者和鎮壓者本身所自覺的。這種意義在於：這 場混合著宗教啟蒙（？）、痞子運動和階級仇恨的性質複雜的革命，在帶來巨大災難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暴露了當政的滿清部族在政治、軍事等內政上的全方麵無能，從而全麵摧毀了八旗入關後 200 多年來的占領者的權威，喚醒漢民族的解放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洪秀全和曾國藩們無意中合演了一出喚醒和激勵漢民族的血腥的雙簧（ 但這一客觀上的偉大成果絕不能成為洪天王本人偉大的依據 ）。
圖為我所收藏的為攻克太平軍，上奏皇帝獎賞各處文武官員之劄文。抬頭為：“同治 9 年 12 月 10 日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岑），劄知事照得本部 ( 院堂 ) 於同治九年十月十一日會同具”，內文為：“奏匯保節次，克複楚雄、南安、定遠、大姚、廣通、祿豐等府州縣城池尤為出力各員開單請獎一折 , 聲明應給職銜軍功頂戴 ... 奉上諭 ... 文生李瑞賞縣丞職銜 ... ”，後蓋雲南貴州總督、雲南貴州提督滿漢合壁大印各一枚。“岑”即岑毓英，他有個很著名的兒子岑春煊，庚子年因護駕有功而官運亨通，民初是很著名的軍閥之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清史稿》列傳二百六之岑毓英傳。
洪秀全的造反主張是十分混亂的，看看太平天國所遺留下來的混亂、可笑的各種文獻，後人便足以明了“耶穌的這個弟弟”難怪屢考不中。讀書無能、屢受刺激，忽然有一天成為上帝的次子，居然也誤打誤撞地打下了大半個中國，這無疑是又一個“ 隻有偏執狂才能成功 ”（請注意，不是“必然成功”，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的偉大例證。根據他說宣揚的主張看，這幾乎是一場東方的“十字軍”戰爭，他不僅討伐當政者，也討伐和改造所有的“異教徒 ”，“解放”戰爭 的同時伴隨著莫名其妙的“ 文化革命 ”，以至於王爵以下的革命領導人都不能婚娶，乃至於豢養男寵解決生理問題，而整個太平軍的占領區，都實行了嚴格的清教徒式管理（如南京市民根據性別分成了男營、女營，完全消滅了家庭），這顯然是大失人心的愚蠢舉動。 唐德剛 先生就認為，和孫中山相比，洪秀全的目標太雜了，他本應該把目標隻對準滿清，呼喚民族革命，將中國的一切苦難一古腦兒地推給“靼虜”統治，這就能結成“最廣大的統一戰線”。
唐大師的觀點無疑是準確的，這不僅是政治策略的問題，更是政治戰略的問題。然而，即使如此，太平天國也依然在無意中推動了漢族主體意識的覺醒，這場運動第一次給四萬萬人一個提示：在滿清攻占中國的早期征戰和鎮壓後，在血腥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 200 年後，滿族政權第一次全麵地暴露了它的無能和虛弱。 造反者（ 洪楊“發匪”或曰“偉大的革命者” ）和鎮壓者（ 曾、左、胡、林等諸位“中興名臣”或曰“反革命幫凶” ）分別在“破”、“立”兩方麵都顯示了漢民族的巨大力量 ，從此後，滿清的江山就隻能依賴漢人、而並非他們祖宗傳下來的八旗子弟來衛護了，漢官幾乎成為朝政的主導。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當年的漢民族而言，滿清的統治無疑是異族的統治，我們不能以共和革命後的所謂“五族共和”來倒推當年就是融合為一體的所謂“中華民族”，那樣的觀點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錢穆先生在《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一書中，對清代的統治個性有十分精到的論述。他認為這是個自私、獨裁的部族政權，在自己的領土上設立了很多“禁區”，導致 “中國人也認為所謂中國者，則隻是當時的本部十八省”，這種“部族政權是決不容有所謂立憲的”，“（康有為）錯誤在他沒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
錢穆認為，清代“和漢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話頭，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 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政治上的一種特權。 我們不能說漢代的一切主權在劉家，唐代的一切主權在李家。中國傳統政治，自漢以來，很少這種特權之存在”，“梁啟超也如康有為，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製，帝王專製隻是一種政治製度，所以隻要變法，改革此製度即夠。他不曉得在他當時，這一製度之後麵，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製，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在擁護這皇帝，才始能專製。現在光緒皇帝既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改革這製度？若要把滿洲部族這集團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說到政府背後擁有的一個力量，這便是今天共產黨所講的立場和背景。”他反複強調，清代比明代更獨裁，“……清代那種私心的政治，就因為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一個皇帝要獨裁，他背後定要有一部分人強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獨裁。……中國曆史從秦以後，曆代皇帝的背後就沒有這樣一個固定的力量。……若說皇帝利用讀書人，讀書人在擁護皇帝，可是讀書人擁護皇帝比較是公的。因為讀書人不是皇帝的私勢力。而且讀書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集團。中國曆史上隻有元和清，皇帝後麵有整批蒙古人和滿洲人幫忙。其他各代，大體說，是全國的讀書人——有全國民眾中間受過教育經過考試的人來幫政府忙，這不能說是不公道。……元清兩代，存心扶護蒙古人和滿洲人。 這種政治當然是私心的。因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現都不成為製度，而隻是法術 ”。
滿清的這種私心“法術”，越到末世越表現明顯。甲午之戰，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在與長毛“發匪”征戰中建立並壯大起來的、並一直掌握在漢臣手上的國防力量（北洋艦隊和以淮軍為主體的陸軍）幾乎覆滅，滿臣借機重整朝堂之上的民族力量對比，試圖建立以滿清部族甚至是更小範圍的滿清皇族來主導改革的新秩序，滿清的此種努力在戊戌流血後更是毫不掩飾，到了宣統小朝廷的時候，幹脆朝堂之上已無漢臣掌握實權了。但無論是甲午的屈辱還是戊戌的喋血， 結果都是進一步喚醒了大多數國人對改革路徑和目標的更深思考，幾乎整個知識階級都認識到不動“體”隻動“用”已經無法救中國，要從追求堅船利炮的經濟體係改革轉而追求更徹底的政治體製改革，甚至必須根本性地變更政體。 庚子年的義和團內亂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南方諸省以漢人為主體的實力派官員們，居然實行“東南互保”，在國家首都被占領、中央政府被迫流亡的時候宣布了實際上的中立，甚至有推舉李鴻章為 president 的動議，這無疑是在體製內的一次公然叛變，換在康乾甚至道鹹年代，都是要滅九族的大罪。有意思的是，滿清皇族居然完全默認了這種行為，由此亦可看出端倪： 11 年後，武昌城頭一聲炮響，幾個亡命軍人魯莽地揮動了幾下蝴蝶翅膀，便能迅速引發一場政治大海嘯，不僅吞噬了中國長達 200 多年的異族統治，也至少在形式上結束了千年的帝製，迎來了髦得合時的共和民國。
“驅除靼虜”的民族革命成為國家改革的一個先決條件， 這是 19 世紀大變革時中國的特殊情況，這一條件的實現難度和成本無疑大大高於明治初年對幕府權力的廢止。 這一革命給後世造成了急功近利、妄圖畢其功於一役的急燥心理，這一心理幾乎成為整個 20 世紀中國政治性格的主要特點，從而令中國為每一次進步都付出極其高昂的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