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為剛萬夫柔：中國 英雄 PK 日本英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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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帶領著民族理念的發展方向。中日兩種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國人兩種不同的眼光和視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從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戰爭資料來看，經常是日本方麵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對手兵備，悉數掌握，而清軍往往是敵人到了正麵了，還估數不準（如平壤戰役，清軍情報誇大敵情有10倍之巨，甚至雙方展開陣地戰時還沒弄清楚對方兵力），戰場都如此，何況國際大勢、世界潮流？（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這種眼光的內向綿延至今， 就是國人仍執著拘泥於古老的中國理念。中國人追求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所謂至善，這一戰略思想卻被貫穿在戰術乃至民族心態之中，以此思想為武裝，道、術（目的、手段）相混，在現代戰爭和現代國際利益爭奪中根本難以自保。 孫子所謂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軍事政治辨證關係，其實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容易成為懦弱的借口，成為“曲線救國”的借口。謀、交、兵、城是相互關聯的，而最基礎的還是軍事實力，總是想著伐謀，以為動動嘴皮子、使使小腦子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其結果自然是本末倒置。軍事力量不行，就隻能承受弱國無外交的痛楚，而軍事、外交都缺少本錢，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轉“上兵伐謀”呢？空城計畢竟是可一不可再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本三國，談的多是政治陰謀、個人霸術；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談的也都是帝王將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無數英雄的戰爭本質是什麽？戰爭無非是政治的延續，是經濟、法律、外交的綜合藝術，是與外部世界的橫向交流，盡管是一種極端的方式。所以，同樣運籌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國人視為大英雄，中國的李鴻章則但能免於被指“
而我們在三國式的英雄崇拜情結中，除了斤斤於權謀之術，獲得治國平天下的虛幻快感外，於國於民於家又有什麽實在的裨益呢? 我們的曆史學家，居然十分熱衷於考據誰開第一槍等等枝節問題，熱衷於對敵人進行口誅筆伐，而回避更深層次的自我考問，惶論反省我們何以總是成為悲劇的主角！！（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相比較而言，日本人的戰爭記錄卻是對外經濟、社會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時期出版的日本書刊中，除了大量的戰爭記錄外，主要就是對中國的各個方麵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戰錄》的首頁就是關於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對日本紡織業的打擊的分析。（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現了完全不同的風格。中國的精神保姆們（在他們眼中，十多億民眾都是需要引導的孩子而已）總是擔心所謂暴力因素對孩子教育不利，從而要清理熒屏，令本土卡通充滿了膩味和粗糙的道德說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話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樣玩著充斥了近現代戰爭細節的電腦遊戲。自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在西方盛行並一度成為上流社會時尚的“戰爭遊戲”，200年後在中國依然被作為童年的毒藥。倒是曾經生活在毛時代的我們這一代，有機會過了個時時備戰卻也依然快樂的童年，沒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虛幻玫瑰色童話所蒙蔽。“遠離暴力”固然是個動聽的理由，但遠離暴力絕非遠離憂患、遠離危思、遠離人類爭鬥的現實，在“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樣了的所謂“遠離暴力”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當他們終於要走出溫室時，會不會被一簾微風就能吹倒，惶論暴風雨了？這樣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來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圖）在中國被禁的日本“反動”電腦遊戲《提督的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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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日在英雄理念、戰爭理念上的差別，是從19世紀的中葉開始的。
那位在甲午戰爭中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多次死裏逃生的德國貴族漢納根（Hanneken, 點擊閱讀《德國貴族浴血抗日在中國：大清朝的國際主義戰士》），和中國人、日本人打了一輩子的交道，對中日的差別看得十分透徹，在他的《中國書簡》中一語道破中國現代化的淺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根本區別，導致現代化結果差異明顯（《中國書簡》的介紹，參見我的文摘資料博客http://sheljeanns.blog.sohu.com/42427542.html 德文）。（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洋務成為顯學、海歸成為新貴的晚清，中國還是抱持著中學為體的神牌不放，隻在技藝層麵上學習西方。而同時期的日本，則徹底地開始“脫亞入歐”，全盤西化。（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甲午之前，中國海軍裝備並不弱，號稱世界第八艦隊，日本人要挑戰北洋艦隊，其實是舉國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準備的。而中國的陸軍也裝備了質量和性能上遠超過日軍的新式槍炮。幾次激戰的口岸如旅順口、威海衛等，都由漢納根督修了當時最先進的炮台（點擊閱讀《德國貴族浴血抗日在中國：大清朝的國際主義戰士》）。（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但中國軍隊的近代化，僅停留在器物的層麵上，其它軟件方麵，小到單兵戰術，中到軍官指揮，大到戰略思想，都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關文物中，都不斷提高清軍的精良裝備與低下素質，甚至像聶士成、馬玉昆（點擊閱讀《抗日名將暗助日軍：弱國英雄也無奈》 ）這樣的一代名將，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時代一樣在戰場上遍插旌旗，成了日軍炮火的好靶子。這一習慣，甚至到了抗擊八國聯軍的時候還沒改過來，英軍“中國軍團”（中國人組成的英國雇傭部隊，戰鬥力十分強，自5月份開始我將係列介紹）的指揮官Barnes就驚奇那麽多旌旗不是給對手提供了攻擊便利嗎？（On Active Service with Chinese Regiment）。這樣的戰爭態勢下，中國要出英雄，也隻能出悲劇的英雄、雖敗猶榮的英雄，但無論如何畢竟還是失敗了嘛！（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不少日軍戰場回憶錄提到，清兵裝備很好，但不懂正確使用武器，放炮開槍毫無章法，盲目射擊，往往把自己的優勢軍備無謂消耗後，在日軍的進攻下隻能土崩瓦解。（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武器是戰爭的硬件，這是把雙刃劍，關鍵還在於誰在使用它。毛領袖說，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最終還是在人，這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講個小故事。抗日戰爭（海外稱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是第一次中日戰爭）結束時，中國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李默庵上將負責日軍受降，在受降過程中看到日本人的軍事素質感慨萬千：在繳械之時，日軍將所有武器包括重機槍、車輛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幹幹淨淨，並將其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袋具、車輛等物資登記造冊，數字清楚，讓人感到與其說是繳械投降，還不如說是在辦移交手續；被俘日軍回國途中始終以正規軍人隊列行走，毫無紊亂現象，也無事故發生。李將軍說在回憶錄中寫道：“透過日軍繳武器這個細節，可以看到日軍平素的軍隊管理和訓練是嚴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麵貌。當時我就想，他們的紀律如此嚴整，行動如此一致，將來如果領導正確，必是一個可以發揮無限潛力的國家。”（《李默庵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Shel JeAnns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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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夷長技方麵，中國學到的是淺薄的技術枝節，而日本則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脫胎換骨。到甲午戰敗後，中國才開始了對西方製度層麵及文化層麵的新一輪學習高潮。（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激進派和立憲派，對於中國的“民族英雄”，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點。主張反滿革命的激進派，將嶽飛、洪秀全奉為民族英雄，標準是民族抵抗；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群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尚武的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便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七十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說：“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曆史，不武之曆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認為，自黃帝以來，華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蠻在這廣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戰國間，不強無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後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尚武為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源，皆賴是也……全社會以此為教育，故全民以此為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是其後的專製集權閹割了中國人尚武進取精神，“統一專製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獨強，然後誌乃得逞。故曰：一人為剛萬夫為柔，此必至之符也。”從秦始皇開始，君主們開始“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鹹陽，銷鋒鑄銅，以弱天下之民”，從此，“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始矣”，“群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誌佚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再動用酷吏、法網構建警察社會，使人們不敢存尚武之心。（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人為剛萬夫為柔”，可謂是真正說中了中國英雄的痛處。中國曆史奉行的是“槍杆子裏出政權”，任何開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為其主所容。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海洋遠征，就是由一位叫鄭和的宦官完成的。鄭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選派“刑餘之人”宣國威於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擔心在這樣一支大艦隊的護擁下，正常人可能就會成為爭天下的對手。宋高宗殺嶽飛，未嚐沒有這點擔心在內，本質上和他的祖上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一致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中國的確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們隻願意死守，不願意進取；大到統治者隻要自己位置坐穩就有一切，安內重於攘外，“安定團結大好局麵”是最能維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們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就不可能湧現！而且一湧現就注定是“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悲劇式英雄！！“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少年中國說》）！！（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中國的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看多了便有點審美疲勞，這種悠久甚至導致漠然，所謂“是非成敗轉頭空”，整個一曆史虛無主義！（Shel JeAnns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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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將日本的民族性格歸結為島國心態，將晚清時那種老大帝國的遲暮心態歸結為“天朝大國無所不有”，這其實就是地理決定論的濫斛。對於此點，曆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如果在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具有相同的種族或環境條件，卻在一地表現為碩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無成就可言，那我們並不感到驚異。的確，看到人們在不同的場合對同一種挑戰做出多種多樣、變幻莫測的應戰現象，我們也並不感到奇怪……人類在與地理實在打交道的時候，決定的因素——對勝敗舉足輕重的要素——絕不是種族和技能，而是人類對來自大自然的挑戰進行迎戰的精神”。他嘲笑地理決定論充其量不過是“最隱蔽的‘哲學安慰’而已”，這一伎倆不過是體現了人類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歡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製以及難以為人類所及的各種力量”。（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在湯因比“震暈了整個美國”的“文化形態史觀”（或“曆史形態學”）中，核心內容就是：文化是通過對環境“挑戰”的應戰所遭受的考驗而產生的；文化的生長是由那些“退隱”和“複出”的少數偉大人物的曆史活動所決定的；文化的衰落來自於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人相應地撤回了他們的支持與模仿，整個社會失去了新的應戰能力；文明的解體在於社會體和靈魂的分裂。以此理論，對照梁任公“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悲憤論述，我們可以想見，中日之間無論是英雄的差別還是國家前途命運的差別，關鍵絕不在於兩國的地理特性，而在於兩國的應對之策。華夏先哲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當我們還是“一人為剛”時，我們便也隻能擁有和敬拜那些悲劇的道義英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有一位美籍華人作家將“我們的”英雄和“他們的”英雄做對比，“所謂民族英雄，往往成雙成對（對應而非對等）地出現。有統一諸部的英雄，就有謀求獨立的英雄；有擴張領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敵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樣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靜思之，尤其冷靜地把我們自己長期作為被侵淩對象的悲情心態放一邊的話，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為什麽是“他們的”呢？我們的民族，缺的不正是這些“偉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嗎？缺得不正是“胡無人、漢道昌”的霍去病之類的英雄嗎？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當一個國家還在泥濘中抗爭、在黑夜中摸索的時候，是談不上什麽大國的崛起的。大國崛起，要靠千千萬萬的進取型英雄抬起來。我們如果還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曆史控訴中，隻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時候，依然還隻能是悲劇英雄。難道我們還沒有受夠這樣的曆史窩囊嗎？（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他們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詩曰：“樓前飲進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幹了這杯，為那正在走近的“我們的”英雄同心禱告！！（Shel JeAnns版權所有）
（Shel JeAnns 作於2007年4月6-21日@北石齋 南洲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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