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號事件：黃海上的三國演義（4）
運送清軍的英國運輸輪高升號（Kowshing）被日軍擊沉後，英國輿論大嘩。對於奉行以夷製夷外交政策的清政府，當時似乎有點“苦肉計”（當然是被動的“苦肉計”）後的幸災樂禍：你小日本誤傷老大，有你看的了！李鴻章在當天的兩封電報中就說：“高升號係怡和船，租與我用，上掛英旗，倭敢無故擊毀，英國必不答應”；“未宣戰而敢擊，亦藐視公法矣！”。（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英國的最初反應的確是十分激烈的：
l 英國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指出在中日兩國尚未宣戰的情況下，無故擊沉中立國商船，是粗暴地違反國際法。
l 英國駐朝鮮仁川（Chemulpo）總領事William H. Wilkinson則指責“日本戰艦謀殺了我的同胞和中國皇帝陛下的1500多人”（the Japanese war vessels had murdered my countrymen and some 1,500 subjects of His Chinese Majesty），同時，他對中國軍人寧死不降的勇氣表示欽佩（great admiration for the courage shown by the Chinese troops, who preferred death to the dishonor of being made prisoners by their cowardly assailants.）。
l 英遠東艦隊司令則致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責問日本軍艦何以在未通告宣戰的情況下攻擊英國商船，要求日方立即罷免和拘捕浪速號艦長東鄉平八郎和涉及這一事件的有關高級官員。否則，將采取報複行動（i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ailed to do so then he `“should be authorized to make reprisals”） （以上英文均轉引自美國《商業周刊》著名記者Robert Neff所著的《高升號的沉沒》Sinking of the Kowshing）。
高升號船主印度支那航業公司 (Indo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及其大股東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在獲得噩耗後，立即致信英國外交部，要求對日本采取強硬的行動，並語氣強烈地指責日本行為是非法和殘忍的。（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英國輿論更是一片聲指責日本的行為是“海盜行為”（an act of privacy on the high seas）及“慘無人道的屠殺”（savage massacre）。在中國政府不斷地強調高升號是一艘非武裝的英國商船後，英國公眾輿論幾乎完全站到了中國這邊。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英國外交部最關注的就是當時高升號是否懸掛著英國國旗，他們不僅再三要求船東印度支那航業公司確認此點，也要求英國遠東艦隊迅速查明這點。從Ian Nish所編輯整理的《英國外交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中華書局《中日戰爭》卷十一有譯本）中，能看出大量信函都在再三核實這一基本事實。
從我所收集和掌握的各方史料看，日本政府當時授權了對中國艦隊的軍事行動，各方史料都能充分證明日本是存心挑釁（這能解決所謂“第一槍”的問題），但的確沒有證據證明是日本政府授權浪速艦（Naniwa）及其艦長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參見我的博文《日本海軍戰神：偷襲起家的小矮個》）可以攻擊中立國的船隻，即使這一船隻運載了中國的軍隊和軍火。當時日本第一遊擊艦隊旗艦吉野號（Yoshino）給浪速號的命令是“將高升帶赴總隊”，打沉高升的決定的確是曾長期留學英國的東鄉的個人決定。（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大本營知曉高升號事件，首先是通過上海的電訊，而非海軍的匯報，當時，接獲消息的伊藤博文（Ito Hirobumi，いとう ひろぶみ）極為憤怒，害怕會因此遭致列強的幹預、尤其是英國的報複，因此痛斥日本海軍（根據1936年《海事》月刊的《中日海戰史料》，載中華書局《中日戰爭》卷六）。日本政府在得到海軍的正式確認後，怕引起英國幹涉，外相陸奧宗光（Mutsu Munemitsu，むつむねみつ）親自下令調查，並向英國方麵賠禮道歉，同時優待英國船長、船員以博得好感——東鄉雖然膽大，但也深知利害所在，因此在擊沉高升號後，派了多艘小艇營救落水的英國船員。（Shel JeAnns版權所有）
８月８日，日本複照英國：“我能給予英國政府關於我國政府之忠實希望及保證：一旦證明日本海軍軍官之行動是違約的，日本政府將盡力給予一切賠償。” （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同時加強了外交努力和國際輿論造勢，當時英國一些著名的國際法專家，如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THOMAS ERSKINE HOLLAND）、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萊克(J. Westlake) 和格林威治海軍大學教授勞倫斯( T. J. Lawrence)曾先後發撰寫文章或發表演說，為日本辯護。（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其中，胡蘭德的觀點對高升號事件的國際司法認定起到了關鍵的影響。我認真地查看了他的原文《關於戰爭與中立致泰晤士報的信》（Letters To "The Times" Upon War And Neutrality，LONGMANS GREEN AND CO.第三版，1921出版）。他認為：日本軍官用武力威脅高升號服從其命令，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充分的戰爭行為（I hold that the acts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 in boarding the _Kowshing_ and threatening her with violence in case of disobedience to his orders were acts of war.）；高升號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戰爭的存在（In the second place, the _Kowshing_ had noti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war, at any rate from the moment when she received the orders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況且，高升號從事的是地麵作戰部隊的運送（she was, a neutral ship engaged in the transport service of a belligerent），這無疑是一種敵對行動（was clearly part of a hostile expedition, or one which might be treated as hostile），日本為了不使其到達目的地，有權使用一切必要的實力（the Japanese commander was within his rights, in using any amount of force necessary to compel her to obey his orders……the Japanese were entitled, by the use of all needful force, to prevent from reaching its destination.）。因此，他認為日本不需要向英國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號的船東、或那些罹難的歐洲船員的親屬道歉或賠償（No apology is due to our Government, nor have the owners of the _Kowshing_, or the relatives of any of her European officers who may have been lost, any claim for compensation.）（Shel JeAnns版權所有）
他同時認為：日本軍隊射殺落水的中國官兵的證據是不充分的（the evidence upon this point is as yet insufficient），即使日本軍隊這樣的行為成立了，也隻是影響到敵對雙方，而不影響到與中立國之間的法律關係。他宣稱自己隻關心法律層麵的問題，日本軍官的行為就留待他人用騎士準則或人道精神進行判斷（I have also confined my observations to the legal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leaving to others to test the conduct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 by the rules of chivalrous dealing or of humanity.）。（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其實，胡蘭德觀點的破綻是很明顯的：如果單方的強製行為就可以構成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狀態，那國際法中的宣戰義務將毫無意義。但在當時的中國，連應對戰爭的軍事準備都不足，惶論法律準備了。何況英國人真正關心的並不是正義，也還是自身的利益。我個人認為，日本在高升號事件中得以全身而退，法律上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日艦的敵對行為本身構成事實宣戰，而是中國軍隊在高升號船長準備向日本人妥協的時候控製了高升號這一各方都不否認的事實。（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正是有這樣一批知名的西方國際法專家從法律上“開脫”日本在高升號事件中的責任，再加上基於利用日本抵製俄國的合縱連橫的需要，及日本多次重申接受英國提出的“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其附近為戰爭的運動”。英國政府的態度便逐漸地趨軟，而高升號的賠償責任便也由日本政府承擔而轉為中國政府承擔——最終為各方接受的理由是：當高升號上英國船長同意隨同日本軍艦返回日艦基地（實際上就是被俘）的時候，船上的中國軍人以武力控製了高升號並進行了抵抗，這實際上已經表示中國政府接管了該船，所以，該船因此導致的損失應該由中國政府承擔。（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日本人在高升號事件中的行為，在1904年日俄戰爭初期又被搬用一遍（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sinking of the _Kowshing_ in 1894 was revived by the manner of the Japanese attack upon Port Arthur, in 1904 (see Professor Takahashi's _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_, 1908, p. 1)，這引起了著名的國際法研究機構、190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http://www.idi-iil.org/）對國際間宣戰的認真研究，在其1906年的Ghent會議（Ghent Meeting）上提出了幾條原則（因本文下段有關海牙公約的內容中已經有中文譯本，此處便直接提供英文，讀者
(1) "It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the loyalty which the nations owe to one another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o the general interests of all States, that hostilities ought not to commence without previous and unequivocal warning.
(2) "This warning may be given either in the shape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pure and simple, or in the shape of an ultimatum duly notified to the adversary by the State which wishes to begin the war.
(3) "Hostilities must not commence unti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a delay which would suffice to prevent the rule as to a previous and unequivocal warning from being thought to be evaded." （See the _Annuaire de l'Institut_, t, xxi. p. 292.）
次年（1907年），受日俄戰爭的刺激，各國迫切希望補充和發展海戰和陸戰法規，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The Hague Convention）召開。會議對1899年的3項公約和1項宣言（即海牙第一公約）進行了修訂，並新訂了10項公約,總計13項公約和1項宣言。其中英國動議提出的《關於戰爭開始的公約》（即海牙第三公約），在曆史上第一次正式確立了宣戰製度,規定不宣而戰是非法的，這點就是針對日本人在高升號事件及旅順港偷襲中所鑽國際法空子而強化的，參考了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的前兩條準則。（Shel JeAnns版權所有）
《關於戰爭開始的公約》明確提出“考慮到為了確保和平關係的維持,不應在沒有預先警告的情況下開始敵對行為是重要的；戰爭狀態的存在應毫不延遲地通知各中立國是同樣重要的”，其主要條款是：
l 締約各國承認,除非有預先的和明確無誤的警告,彼此間不應開始敵對行為。警告的形式應是說明理由的宣戰聲明或是有條件宣戰的最後通牒。Hostilities between them ought not to commence without a warning previously given and unequivocal, in the form either of a reasoned declaration of war, or of an ultimatum, with a conditional declaration of war.
l 戰爭狀態的存在必須毫不延遲地通知各中立國,並且隻有在中立國接到通知之後,對它們才發生效力。通知可采用電報方式。但如事實足資證明中立國確實知道戰爭狀態的存在,則它們不得以未得到通知作為借口。The state of war ought to be notified without delay to neutral Powers, and shall be of no effect with reference to them, until after a notification, which may be made even telegraphically. Nevertheless, neutral Powers may not plead absence of notification, if it has been shown beyond question that they were in fact cognisant of the state of war.
至於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提出的第三條原則，即宣戰與首次戰爭行動之間應有合理的間隔期，沒有在公約中體現。我認為，這最終還是為這一國際公約留下了有心人可利用的破綻。此後二戰中的所謂閃電戰及偷襲珍珠港（在偷襲飛機到達珍珠港上空時才遞交宣戰書）等，就是鑽了這個空子。（Shel JeAnns版權所有）
有意思的是，在怡和洋行與英國外交部的來往文件中，大量涉及高升號的索賠事宜，這家當年靠向中國販賣鴉片起家的英國公司，不僅為自己的輪船和船員提出了巨額索賠要求，還為船上的中國乘客們框算了一個賠償數額，這份過於熱情的“國際關懷”沒有被英國外交部領情，反而成為外交部和怡和洋行之間扯皮的主要問題。（Shel JeAnns版權所有）
國內學界對於圍繞高升號的國際法問題的研究，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而一些史學家針對胡蘭德等人觀點的所謂評判，基本上還是屬於“關公戰秦瓊”的“雞同鴨講”。一個弱者、一個被害者，被人家打得鼻青臉腫之後，居然還被旁觀者指責自己沒道理，這自然是令人憤怒及鬱悶的。毛領袖說“落後就要挨打”，落後不僅體現在體力上，而且也體現在道理的爭論上，這是兩個都不能輸、也輸不起的戰場。（Shel JeAnns版權所有）
胡蘭德在那篇文章的開頭，就對那些在道義上痛罵日本人的空話不屑一顧，他認為那不過是些“言辭的花朵在持續盛放”（these flowers of speech continue to blossom）而已。的確，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抗爭如果隻停留在自我宣泄式的謾罵上，以為“口水”就能抗日，那我們的未來還難免會再來一次“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自強，不僅是要“颯爽英姿五尺槍、不愛紅裝愛武裝”，也要“愛了武裝愛西裝”，去靈活運用國際“強盜”們的“歪理”----如果你堅持認為東西方“強盜”奉行的都是“歪理”——這就是國際社會的叢林生態：弱肉強食、迄今依然！（Shel JeAnns版權所有）
（
[下期預告：一個德國人，不遠萬裏，來到大清帝國，把大清帝國的改革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漢納根，一個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雅利安人、高升號上唯一的“平民乘客”、李中堂的高級顧問，親身經曆了高升號的死亡之旅及中日海軍黃海決戰……請關注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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