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成功的女人，那成功的女人背後呢？至少在葉赫那拉這裏，我們似乎隻看到她的腳下躺滿了男人的屍首，甚至包括她的兒子：曆史學界普遍認為，她對於兩個兒子（親子同治皇帝和繼子光緒皇帝）的死亡，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尤其是光緒皇帝，一般認為是被她下令毒殺的，以防止自己死後的“和平演變”。
作為統治中國達40多年的“代理皇帝”，無論慈禧太後(Dowager Empress Tzu Hsi)生前身後如何被人評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權力鬥爭方麵，她至死都是一個輝煌的勝利者。在這個女人當國的40年中，她充分展現了“駕馭複雜局麵”的“高超智慧”，身處風起雲湧的大變革年代，麵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宮廷內外的種種挑戰，尤其是麵對一個最忌諱“母雞司晨”的民族，她居然能40年如一日地將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點手腕和能耐，在中國曆史上的千百名帝王中，罕有人可望其項背。
對於這位東方女皇，西方人的評價如同對中國的幾乎所有的執政者的評價一樣，十分惡劣。尤其是戊戌變法（1898年）後，康、梁流亡海外媒體發動了詆毀慈禧的大規模宣傳攻勢，及庚子年（1900年）義和團動亂時圍攻使館和大規模“滅洋”，手段極其殘酷，震撼西方後，慈禧太後基本成為一個陰險狠毒的壞女人的典型。
值得一說的是，庚子之亂時，被困使館的《泰晤士報》記者、澳大利亞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發表了不少相關報道，事後並結集出版。這位澳大利亞“名記”，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活躍的角色，民國時還擔任了袁世凱的顧問，多年來，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研究這位“澳洲老鄉”，有待今後有機會與諸位交流。
庚子之亂成為國際大事件後，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比如我收藏的著名法文刊物Le Petit Journal（創辦於1891年），就經常將中國事件作為封麵主題。這本在當時印刷十分精美的雜誌，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彩版的中國曆史見證。
並排躺在棺木中的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成為Le Petit Journal雜誌在1908年11月29日（星期日）那期的封麵“人物”，並且在報道中明確指控這位終年73歲的中國太後在臨死前毒死了37歲的皇帝。當然，至今所有針對慈禧太後的謀殺指控，都是建立在推理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得到更為直接的證據支持。但一個母親被公認為殺子凶手，無論事實真相如何，她的母親角色無疑是十分失敗的了。
作為掌握著至高權力、高處不勝寒的女人，我們可以想象慈禧對於周邊俯首帖耳的男人們的複雜感受。這種權力勝利者兼性別勝利者的角色，在她對待自己兒子同治和繼子光緒的時候，無疑便轉化為巨大的不可承受的壓力和期望。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很能理解這種強勢母親對兒子造成的巨大心理傷害。類似的情況，幾乎在當代的所謂“女強人”身上也在同樣上演著。權力掌控者的特點是陽性的、父性的，這種定位與母親的天然定位無疑是矛盾的，在這兩種定位之間的衝突中，權力的父性特點總能占據上風。
自古帝王皆有國無家，權力是一種極具效率的腐蝕劑，絕對權力更是絕對腐蝕，它可以導致父子兄弟束甲相功，當然也能有效地異化人性中最美好的母性。慈禧太後作為母親的個人悲劇，歸根到底，不是她的性別造成的，而是她的地位和權力造成的。
有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認為努爾哈赤當年統一女真各部時，將葉赫部幾乎屠戮殆盡，葉赫首領死前指天發誓：即使我葉赫部隻剩下一個女人，將來也必滅愛新覺羅氏！因此，清亡於慈禧之手，實際上就是葉赫部在冥冥中的複仇。果真如此，則作為複仇工具的慈禧，她的個人代價也似乎太大了些。
曆史是複雜的，尤其是被各種勢力漂洗過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民族有一種強烈地推卸責任的傳統。女人即使不掌權，也是天然的替罪羊，有被指為禍國之源的危險---所以才會留下“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的千古感慨罵盡天下男兒---何況女人當國？！作為女性反派的典型，即使慈禧太後果然是賣國的、果然是昏庸的、果然是殘暴的，那昔日金戈鐵馬所向披靡的八旗勁旅呢？！那當年能剿滅洪楊、創造所謂同光中興的文臣武將呢？！那四萬萬後來慷慨剪辮鬧革命、如同百年前踴躍剃發俯首當順民的漢家子孫呢？！
慈禧太後彌留之際，不知道是為自己的成功人生得意、還是為自己的不幸家庭悲哀？母子梓宮並列受祭，這實際上是對一個帝國的永別！昔年譚嗣同有詩曾曰:
世間無物抵春愁，
合向蒼昊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下淚，
天涯何處是神州！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亞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