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日本古郵票的考據過程,令我深深地體會到了在對待曆史的態度上,我們並不比日本人強到哪裏去。
生活在海外,雖談不上節衣縮食,但還是相當簡樸,省下錢用於收藏海外發行的有關中國曆史尤其中外戰爭的郵票或其它藏品文物,重點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由於自己隻有中文和英文能力,所以碰上日本或俄國的文物,在考證方麵就比較痛苦,多求助於國際網友。
前些時間,我從一美國人手中高價買到了一張日本明治時期的郵票,畫麵是一日本將軍,賣家很肯定地說這郵票是為紀念“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發行的。
我們先在中文網站上檢索甲午前後的日本將軍的照片,很遺憾,資料查出很多,大多是重複的,但都沒有匹配的。而在英文網站上則因為日文名字英譯後更令我們一頭霧水,也沒有收獲。後來,考慮到畢竟是交戰一方,中國對這段曆史感興趣的人比較多,研究深度應該會大些,於是,我們在多家中文網站和很多BBS上發了帖子,包括到百度的“知道”也貼了求助信,請大家幫助我們認一認。為了顯眼,還聽了一位網友的建議,用了《網絡通緝令》這樣的“紮眼”標題(
http://blog.sina.com.cn/u/4b5440a7010005ok),也給一些中文的戰爭類網站發了求助信。很遺憾,這些求援要麽沒有回音,要麽回答是明顯錯誤的。最後,我們還是在海外的網友的幫助下,輾轉得到了最後的答案。
這雖然隻是一次文物的考據經曆,但作為華人,此間的感受卻很複雜。那位最終幫我們找出答案的網友是西方人,不懂中文也不懂日文,他抱怨說,有關中國曆史的考據,反而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中國人隻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從來不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難以獲得全局的資訊。
在他麵前,我當然爭辯說“趨利避害”是任何種族的本能,並慷慨激昂地告訴他中國人民是如何地苦難深重。他也沒有多說下去,隻是搖搖頭。
事後,捫心自問,我們這個民族在對待曆史問題上,的確也是難以抱持一種全麵客觀的立場,而基本都是感情先行的。比如,在我的藏品所涉及最多的中日關係方麵,我們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過日本人是怎麽想的,我們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了解日本人究竟在想什麽。我們過度地沉溺於我們自己的意象之中。我們不斷地要人家反省,這固然沒錯,但我們自己又反省過我們自己了嗎?反省過我們自己何以會成為曆史悲情的主角呢?反省過我們今日又何以被如此多的日本人(而不是“一小撮”右翼分子)所猜疑乃至反感呢?反省過我們何以不斷地在海外遭遇所謂的“反華”風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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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所遭受的苦難,讓我們習慣於充當一個悲劇的訴苦者,並且將聽眾可能表現出的任何不耐煩上綱上線,卻忽視了我們自己的反省。比如圓明園被毀,大量的網站和書本都在重複著雨果將英法斥為兩個強盜的論述,但很少涉及我們的國民趁火打劫(研究表明這是圓明園被毀的主要原因)的細節。比如抗日戰爭,我們就比較少地去研究為什麽會有千百萬人心甘情願地當了漢奸(漢奸研究在海外似乎有比較大的天地)。是不是因為有了外來的強盜,所以我們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將傷疤和屈辱掩飾成悲壯和高尚?
至於生靈塗炭,我們在大量述說著南京大屠殺的悲慘的同時,卻很少回憶文革武鬥中同樣大規模出現的屠殺,活埋、棒殺、虐俘乃至挖心等酷刑。難怪當我們的年輕人讀到偉大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軍攻占南京後,居然把張勳的姨太太抓去供人參觀,每人收4角錢以籌集軍餉,都會大感愕然。
當我看韓國著名的連續劇《明成皇後》時,看到韓國人將中國和日本合稱為敵人和野獸,我的心情十分複雜,韓國人怎麽會有這樣的曆史詮釋呢?我們有多少人在看電視前還想到過人家會有這樣的曆史詮釋呢?
我們自己的血液中,在“勤勞勇敢”等等定語之外,難道一點罪惡的因子都沒有嗎?洋洋25史,記載的殘酷血腥難以勝數,有多少是異族所為而又有多少是同胞所為呢?
回到中日關係研究上來,日本的教科書事件固然令我等憤慨,但畢竟日本是有很多種教科書的,主流的曆史教科書都還是能夠正視曆史的。而我們自己的教科書呢?我們自己的教科書對他族又給予過多大的客觀關注呢?
我的藏品中,日俄戰爭的文物,日俄雙方出品的都有。而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的,倒收集到了一些日本當時出版的郵票、戰鬥畫報、軍用傳單等,這些在日本本土也十分珍貴了,但卻很難找到我們自己的大清朝同時期的針鋒相對的作品。(我們的土地上年齡在50歲以上的東西,無論建築物還是樹木,估計都不多了,不知是不是該為這樣的進步而高興)。
柏楊曾經痛揭“醜陋的中國人”,我沒有他那樣的勇氣,也沒有他那樣的深度,我還是連我們自己的麵子也深深熱愛著,即使這個麵子比較虛、比較浮。我隻是想盡自己的力量,多收集些記錄著我們的恥辱的文物,希望它們成為激勵我們前行的“薪”、“膽”,而在這個過程中,卻接觸到、了解到我們的“仇敵”和我們的“旁觀者”對同一件事情的所思所想,我們難道不該聽一聽人家是怎麽說的嗎?尤其是在我們不斷要求他們傾聽“中國人民的呼聲”的時候。
猶太人在這方麵比我們走在更前麵。著名的猶太女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用艾希曼和卡茲納兩個人的故事說明,在極權製度下,不必是惡魔,任何一個平庸無奇的人都可能成為劊子手。艾希曼是專門負責屠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卡茲納是名猶太人,他領導著地方維持會性質的匈牙利“猶太人委員會”,曾與艾希曼合作。他救過一些人,也害了許多人。阿倫特認為,在極權統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並沒有必然或本質的差別。摧毀和滅絕人性,侵犯和殘害人類,這才是國際社會譴責主權國家內極權主義邪惡的道義根據。在她揭露的過程中,猶太人曾經是那樣地難以接受。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搜索這方麵的信息,最近很多媒體都在她百歲紀念時有大篇幅的報道。
德國曆史學家莫森(Hans Mommsen)在1986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說得好:“極權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會中所有的人群,無論是充當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他們都同樣適宜。”看來,我的那些收藏在記錄民族的痛感之外,更多地該是記錄人類的痛感。
讓我們在萬能的造物主前一起低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