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之二

批林整風運動剛剛開始時，許多地方紛紛反映，雖然廣大幹部群眾對林彪集團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謬論並不容易，特別是從理論上進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認為林彪的“罪行好批，謬論難駁”，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劃，思想界限難分”。一些地方反映，幹部群眾中的主要思想障礙，一是不敢批，“怕批錯了，批了正確的思想不好辦”，希望等待上級表態，等待別人的經驗；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謠言和詭辯冒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群眾感到真假難分”。某地反映，《解放軍報》1971年11月11日在報道中批判了看書學習中的實用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當地群眾感到這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經批判過的劉少奇的言論一樣，這樣批林“反而又證明劉少奇的話對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機局舉辦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幹學習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業務關係上的詭辯論”。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但發言時，卻沒有一個人敢碰這個題目。 

1972年1月中央將《“571”工程紀要》下發後，許多地方的幹部都存在著畏難情緒，認為《紀要》“毒性太大”、“欺騙性太大”，擔心“原原本本地傳達，群眾識別不了，聽了會引起混亂”，“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幾個共同的“難點”、“難題”。如《紀要》中攻擊幹部下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工資凍結”等三個“變相”，是不是說到了我們的短處，利用了我們的黑暗麵?鋼鐵十年徘徊與國民經濟十年停滯不前是不是一樣?怎樣批判《紀要》中所說紅衛兵“被利用”、“當炮灰”、“變成替罪羔羊”等問題?另一方麵，廣大幹部群眾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論，大多數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熱鼓吹個人崇拜、頌揚“文化大革命”和煽動極左思潮的，要從這樣一些方麵批林，很容易引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 

由於批林整風既要批林又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眾廣泛參與又不得不回避許多群眾所關心的問題這種深刻的內在矛盾，很快就在幹部群眾中造成了一種普遍的“路線鬥爭不可知"的消極心裏，認為"該批的都批了，沒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批林與聯係實際要和整風結合起來，也就是要與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麵的教育結合起來，與解決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問題結合起來，但是，由於對林彪事件的實質采取回避態度或含糊不清、語焉不詳，加上當時普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氣氛，這種整風又往往導致了擴大化的後果。在聯係實際批判的過程中，出現了無限上綱和亂抓“小林彪”的現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層，批林整風更是五花八門，屢屢出現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和群眾的傾向。某地確定批林整風聯係實際的重點是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結果一些縣、社又在農村批了“搞副業單幹”、“私人開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產大隊在批判林彪的“5.18”講話時，上批下聯，把一個領導作風有缺點的生產隊長當作“權力中心論”的靶子來批判。一些社隊又發動群眾清理財務，搞經濟退賠，一些農村基層幹部怕在整風中挨整，或“等著挨整”。在城市和工礦企業，整風往往又引發了領導班子中的派性爭鬥。為了解決這些矛盾，領導部門一再強調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區分兩類矛盾，不要互相指責互相攻擊，不要“打橫炮”，不要層層揪“代理人”，不要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等等。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製止了擴大化的傾向，但它同時又使批林所要聯係的實際更加空泛和難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對批林與整風如何結合、批林如何聯係實際難以掌握。批林整風運動初期，在當時各種文件所確定的範圍之內，在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錯誤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結果隻能如此：要麽是新一輪的擴大化，要麽就是形式主義的表麵文章。 

但是，與這種傾向同時有在著的另一種傾向，即把批林與清算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結合起來的傾向，也正在發展，盡管它當時還處於次要的位置。此事件後，深受動亂、武鬥、階級鬥爭擴大化之苦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僅僅是憑著他們的本能和直覺，便會自然而然地將林彪集團與“文化大革命”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聯係起來。這不僅是因為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極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已經把它的真實性質越來越清楚地暴露在群眾麵前了。在批林整風初期，已經有不少人不是根據文件所定下的調子，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開始批判極左思潮了。這一思潮和傾向在周恩來的支持和引導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間一度發展成為批林整風運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