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 克：《蕭克回憶錄》

作者：單世聯 -------------------------------------------------------------------------------- 蕭克是湖南嘉禾甲種師範畢業、黃埔四期生，屬於軍內的知識分子，寫過長篇小說《浴血羅霄》。因為1958年就受批挨批，所以較少整人的記錄。晚年他發表不少講話和文章，對黨內生活有很多反省，不過在他的回憶中，涉及到這方麵的內容並不很多。除《蕭克回憶錄》外，《朱毛紅軍側記》也是軍史的重要著作。 1 四軍的經驗？ 紅四軍由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殘部和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殘部組成，是革命武裝力量的基礎。 紅四軍有許多知識分子，蕭提到的就有營長王展程，營黨代表程俊、胡世儉、高靜山，支隊黨代表謝唯俊、教導隊黨代表趙爾陸、縱隊政委張赤男，以及從舊軍人轉變過來的曾日三等等，除趙爾陸外，其餘的都很早就為革命獻身。“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紅四軍的幹部，無論是上層，還是中下層，絕大多數是當時的革命知識分子，或小知識分子，他們有革命的理想的抱負，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有為革命而奮不顧身的精神，有很多人有政治經驗和領導能力，這是四軍的中堅，是骨幹。”（蕭克，1993：29） 依靠紅四軍起家的毛對這些人是很熟悉的，其中的謝唯俊後來是他特別信任的人，但此一曆史淵源和人際經驗卻沒有培養起毛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終其一生，他對知識分子都不懷好感，對其革命性更是極度懷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這些人並不是“教條主義”者。 一般認為，毛對知識分子不滿的起源之一，是他在江西時代受到博古等“教條主義”者的打擊。事實上，這一經驗的起源更早。1929年朱毛之爭有一個劉安恭，此人在蘇聯高級步兵學校學過，指29年春由中央派往紅四軍傳達“六大”文件，不久任四軍任軍委書記。在他主持的軍委會上作出了“前委隻討論行動問題”的決定，剝奪了前委的決策權力，由此引發了軍委─前委之爭，對毛“家長製”作風的批評也隨之而來。毛對他當然極為不滿，也許從此開始，毛對在蘇聯留過學的、由中央派來的人，就多了一份疑慮。 ２ 朱德與範石生 湘南起義與井岡山會師前後，範石生是一個重要人物。 範與朱德是雲南講武堂的同學和結拜兄弟，參加過蔡鍔領導的護國討袁和孫中山統一廣東的戰爭，長期被視為滇軍中的進步將領。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後，朱德率殘部退到江西信豐，處境岌岌可危。範此時是26軍軍長，駐軍廣東韶關，聞訊後邀請朱德歸附。在部隊的獨立性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朱於1927年12月19日抵達韶關附近的犁市，所部編為16軍140團，裝備、給養迅即得到補充，上下煥然一新。不久範接到將朱部繳械的命令，念及舊情，1928年1月1日範通知朱德離開犁市自謀出路。於是朱德率部向湘南出擊，1月22日在宜章發動“湘南起義”，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起義失敗後，1928年4月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 1928年7月，朱德率紅四軍兩個團從井岡山下來攻打由範部駐守的郴州，擊垮了範部兩個團。據此時任29團黨代表的龔楚回憶：“攻占郴州後，我和朱德到16軍部巡視。甫抵門外，即見範軍的副官長陳屍於門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與範石生結義情深，範待朱德甚至厚，以前朱德在範部140團充任團長時，範曾奉命將朱德繳械，而範石生竟密函通知他離黎市自謀出路一事，可說是仁至義盡。今天被朱德襲擊潰敗，可謂以怨報德。我想至此，頓生蹙然。我打趣地對朱德說：‘範軍今次被我們打得大敗，你還記得在貢江黎市時的事嗎？’他很堅定地說道：‘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龔楚，1978：192—193）蕭說： 據說，戰前朱德有些猶豫，不想打，但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堅持打，結果就打了這個不該打的仗。範石生對此很不滿意。據當時在範部工作的黨員楊茂說，範在紀念周上責備朱德，說朱從廣東退回無衣少食，他給朱部以補充，現在朱全不念舊情來打他，不夠朋友，雲雲。”（蕭克，1993：82─83） 範石生不了解：革命隊伍怎麽會和舊軍閥做朋友呢？舊倫理怎麽會對革命者有所約束？不要說範隻是與朱德個人交好、在朱部困難的時候給予了幫助，即使有再大的功勞，也隨時可以收拾你。“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後任紅15軍團總指揮的季振同，百色起義和左江龍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後任紅七、八軍總指揮的李明瑞，不都是在肅反中被殺死了嗎？與他們相比，範石生還有什麽可抱怨的？問題不是朱德夠不夠朋友，因為打不打郴州是上級決定的。朱德不是寡情無義的人，他從來都以寬厚忍讓著名，隻是既然參加共產革命，行動上就要徹底認同革命所要求的無情。而且正因為與範是老關係，朱德才更要態度堅決。 革命者的大義滅親令人欽佩。然而，不講恩怨與私情有時是不利於革命的。龔楚聽了朱德的話後：“猶如潑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使我想起‘捉曹操’一劇曹操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早人負我’的那句話。”龔楚是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之一，“有軍事政治水平和領導能力”，（蕭克，1993：32）長征之前一直是肩負重任的高級將領。晚年寫回憶錄時這樣說，或許是為自己1935年夏在贛南投敵的行徑追溯一點理由。但無論龔楚當時的真實心理如何，擔心受到整肅而叛變的決不是個別。 ３ 前委、黨和毛澤東 著名的“古田會議”是1929年6月朱毛之爭的終結。由於李立三、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朱德部下林彪的支持，也由於朱德、陳毅等人的顧全大局，毛澤東大獲全勝。而由這一論爭而反映出來的黨內、軍內的民主問題以及毛的作風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認真清理。 爭論的一方是以毛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為代表的軍委。毛把爭論的內容歸納為三個方麵：黨管一切、一切歸支部、黨員的個人自由。他指責由於前委與軍委的分歧，使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動搖。朱德對此提出不同看法： 第一，他認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並說這一口號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所以，他不同意“黨管一切”的說法。第二，對於“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他是“極端擁護的”，但是他認為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支部”，“這樣何嚐有工作歸支部呢？”第三，他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自由要受到紀律的限製，他認為隻有“讚成執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全數黨員對黨的訓練和信仰奮鬥有所依歸”。同時，他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自由謾罵同誌，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蕭克，1993：91） 毛後來認為自有四軍以來，黨內共存在14個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的鬥爭，是有人“與黨爭權”，這個“人”就是朱德。但從朱德的主張來看，他絲毫沒有反對黨對軍隊的領導，他要爭的是黨如何領導軍隊，他要反對的是毛的專斷作風。要說爭權，那不是與黨爭權，而是與毛澤東爭權，因為毛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其實，朱德在井岡山之前，就探索過如何建立革命軍隊問題，他“從三河壩撤下來後是敏感的，就收攏了部隊並開始著手整頓。當時各個地區的革命領導人，都在尋找建立革命軍隊的辦法，南昌起義軍餘部在崇義、上猶的整編與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意義是一樣的，都在探索並實踐建立新型革命軍隊。”（蕭克，1993：26） 這次論爭揭發了毛的一些性格特征，如作風霸道，以黨自居，動輒把反對意見上綱上線，把反對自己的同誌當作反黨。可以為毛辯護的是，他當時的處境也的確比較複雜。首先要確保對紅四軍控製。四軍的主力一是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殘部28團，二是毛領導的秋收起義殘部31團，前者的戰鬥力更強，它的領導人除朱德任軍長外，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在四軍內部朱德的威信更高。毛除借助28團的林彪的內應外，隻有以黨的名義才能控製四軍，他容不得軍委來分前委的權，因為朱毛會師後，毛隻一度擔任過軍委書記，其餘時間是由陳毅、朱德、劉安恭擔任的。毛要強化由他掌握的前委的權力，或者取消軍委，或者讓軍委形同虛設。所以毛說朱德“與黨爭權”是沒有根據的，有根據的是毛以“前委”、“黨”的名義獨攬四軍大權，而朱德對此有所批評。 在朱德看來，毛又並不想事事照黨的要求做。對於上級黨的領導部門，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總是設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獨立，比如中央幾次要調他，他都不理。從以後的實踐看，毛關心的是使黨成為其得心應手的工具，一旦感到掣肘，他甚至可以“向黨進攻”。“文革”中他不是號召紅衛兵向黨宣戰嗎？一個對下獨裁、對上不服從的人宣揚“黨的領導”，朱德的批評並非無據。 朱德的意見代表了當時紅四軍大多數的人的意見，以至於紅四軍黨的“七大”把毛選下去了。毛對此耿耿於懷，不但當時就甩手離開四軍，而且在給林彪的信中稱這次爭論是“少數同誌們曆來錯誤路線的結果，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後鬥爭。”1931年4月，體現毛的思想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第一號更指出：“流氓路線曾經在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進攻，起了領導作用，統治了前委，黨的正確路線，一時失敗。經過八次大會，特別是九次大會嚴重奮鬥，流氓路線的領導又從事實上宣告破產，正確路線對於流氓路線的堅決鬥爭，才在這個時候作了一個總結。”（蕭克，1993：29）把黨內爭論定性為“路線鬥爭”，把不同的意見稱為“流氓路線”，這不證明了朱德批評的正確嗎？“自上而下的民主製”實際上是家長製，是“書記專政”。 “古田會議”對四軍“七大”的徹底否定，強化了毛的一元領導，當這個作用被遠遠誇大時，“七大”所代表的黨內民主也就被徹底踐踏了。 一個組織，如果主要領導人講了定性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就沒有人敢講話了，那就危險了，如果犯錯誤就是大錯誤。四軍的“七大”的決議案批評四軍在位的黨的主要領導是有利於黨的事業的。我曾向一位老同誌談過，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們黨還保持像四軍“七大”那樣一種批評精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許就搞不起來。（蕭克，1993：98） 黨史、軍史應當重新評價紅四軍的“七大”，那是革命者自己的民主傳統，我們無需用遠求就可以找到政治改革的出發點。 ４ 東井岡 1929年毛率紅四軍下井岡山後曾在東固休整：“奇怪的是，這兒沒有蘇區那種熱鬧場麵，看不到蘇維埃的名義，也沒有農民協會的招牌，尤其明顯的是沒有燒房子的現象。……在此之前，紅四軍所到之處，總是要打土豪，要燒掉舊的衙門、警察所等等國民黨行政機關，在東固地區卻沒有這種事。……東固蘇區采取的是秘密割劇的武裝鬥爭方式。他們把反動勢力驅逐之後，建立起秘密的黨政和群眾組織。政權是紅的，但看不到公開的政權機關標誌和固定的赤衛隊，郵路暢通，商業貿易照常。”（蕭克，1993：133）因而“東固的群眾非常好，我們住在東固的時候，他們送米、送菜、送柴，保證了我們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們得到下山以來最好的休息。”（蕭克，1997：117） 這裏就有一個革命的目的的問題。東固的革命沒有妨礙群眾日常生活，沒有破壞社會經濟。 在當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采取秘密割劇的形式，對革命有利，而采取公開割劇的一些小區域的蘇維埃政權相繼失敗或損失很大，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蓮花、遂川，不僅失掉群眾，連黨也幾乎損失了，不僅不能解脫群眾若幹的經濟痛苦，反而使城鎮的經濟基礎受到破壞，特別是赤白交界地區，老百姓種地都很困難。（蕭克，1993：133─134） 東固根據地在紅四軍連連失利的情況下，成為它的支撐點和策應地。後來被認為是毛遊擊戰術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口號，其實是東固革命領袖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團提出來的（蕭克，1997：117）。毛當時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陳毅賦詩雲“此是東井岡，會師天下壯”。東井岡“體現了一種戰略思想的萌芽，就是在農村中的統一戰線思想。……依我看，十年內戰時期我們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統一戰線。”（蕭克，1993：134） 東固根據地的經驗並沒有認真重視，江西蘇區極左盛行，提到東固的割劇形式時，隻是以“李文林式”四個一筆帶過。因為東固的這種做法雖然幫助了紅四軍，但在毛看來，顯然太右，由此發生的分歧，使毛感到自己作為蘇區第一號人物的威信受到影響，就開始把矛頭指向贛西南黨和紅軍。1930年2月召開的紅四軍前委、贛西南特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聯席會議（“二七會議”）上，毛認為李文林等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高華，2000：12）會議決定把李調離主力部隊到贛西南地方工作，並號召贛西南“徹底肅清黨內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開除黨內的地主富農”會後不久，毛以劉士奇為贛西南特委書記，開始贛西南的“肅ＡＢ團”運動。1930年7、8月間，李文林出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8月上旬主持召開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部署貫徹立三路線，批評毛的做法，並撤銷了劉士奇特委書記的職務。政治路線有別，但“打ＡＢ團”則同一，李與前任劉士奇一樣，對“ＡＢ團”毫不手軟，到10月就已經消滅了一千多“ＡＢ團”。此時，李才有所清醒，著手糾偏。 毛對李把劉士奇趕下台極為惱火，對李貫徹立三路線更是不滿，他認定李文林就是“ＡＢ團”首領，就在１１月底捕獲李文林，並全麵捕殺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贛西南紅20軍。李文林本人在項英糾偏時被放，在任弼時等人進入蘇區後的31年7月再次被捕，次年5月被殺。 ５ 石達開式的人物 邱漢傑是江西樂安縣萬崇圩遊擊隊長，1931年5月之前，這塊蘇區發展到兩萬人，是一支不可小看的革命力量。 但邱漢傑與縣的一些同誌搞不攏，肅反時，有人懷疑他是“ＡＢ團”。邱漢傑知道後鬧獨立，當“山大王”，但他不投敵，不改變蘇區時期的主要政策。……縣委調動周圍的遊擊隊打他，他就投敵了。（蕭克，1997：147） 這似乎是一個石達開式的人物。“我知道邱漢傑在當地搞了幾年，在群眾中有威信”，所以當蕭克向群眾打聽邱漢傑時，群眾都說不知道。革命隊伍不允許有個人英雄主義，越有威信就越要擺平你。石達開出走後，太平軍沒有追殲他；但樂安縣委不能放過邱漢傑，誰叫你有威信呢？“我總覺得這是一個教訓。由於我們不能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於本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采取擴大化和簡單化的方法處理，結果把一些人從革命隊伍逼走，甚至逼到敵人一邊去。1928年的郴州事件，閩西的傅伯翠事件，就是這樣做的結果。”（蕭克，1997：147） 但即使不想在內部鬥爭喪生，也不一定要采取邱漢傑、傅伯翠及“富田事變”的方式。長征後，粟裕和劉英率挺進師進入浙南，劉英威逼粟裕，粟裕一度有生命之虞，但他沒有投敵，而是率部單獨行動。同樣。當劉英計劃殺掉閩東的葉飛時，葉飛也沒有投敵，而離開劉英掌握的閩浙邊臨時省委，與閩北的黃道另組閩贛臨時省委。黃道對此的解釋是：“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隻能采用非常方法，這是鬥爭的需要”。（葉飛，1988：75）當然，另行發展而不投敵是要有實力作後盾的，邱漢傑和富田事變中的紅20軍都不具備必須的實力。 邱漢傑因為與縣委一些人搞不好，就被認為是要殺頭的“ＡＢ團”。小小的縣級領導就有如此生殺予奪之權，這就是革命隊伍中的權力。當時的革命力量尚未弱小，這些縣級幹部如此狹隘地逼友為敵，可見這些同誌是太注意自己的威信而不把革命大業當回事了。 ６ 根據地 不但是對邱漢傑這樣的，就是對民眾，一些做法也很荒唐。1934年湘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撤出根據地： 如果工作做好了，我們是可以不走的。但是，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實行過“左”的社會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損害富裕中農利益，對“反水”農民不注意爭取，對知識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標準等等。這樣，就使群眾情緒對立，增加了我們工作的困難。（蕭克，1997：189） 當時的湘贛省委書記王首道的介紹更具體：“號召廣大群眾起來站在階級立場上，堅決將這些豪紳地主反動家屬分別驅逐出去。‘有反動能力的’在得到群眾同意下大部分殺掉了。但在執行中各地並沒有完全按省委的指示辦理。有些地方是由蘇維埃下驅逐令，沒有發動群眾執行；有少數地方則把經濟地位在中農以下的農民曾被迫‘反水’的也驅逐出去了；有些地方隻驅逐了豪紳，未驅逐他們的子女，由此被認為是右傾的表現。”（王首道，1987：118）也曾在湘贛工作過的任弼時1944年11月對八路軍南下支隊講話時說：“過去在湖南老蘇區給了老百姓一個印象，他們覺得共產黨好倒台是好，就是殺人殺得厲害。如在湖南暴動時燒了很多房子，殺了很多人；在蘇區內也殺了很多人。老百姓對於我們有些恐懼心理。”（任弼時，1987：376） 如此嚴厲的政策，是很難得到群眾擁護的。王佐與袁文才在井岡山威信很高，他們被殺後，參與抓捕他們的紅五軍的四大隊就立刻遇到麻煩：“有一次，我們四大隊的偵察員，明明偵察到袁王的餘部在一個村子裏落腳，但當我們大隊趕到時，卻連一個人影都見不著。我們問村裏的群眾：‘王佐的部隊到哪兒去了？’得到的回答卻是：‘俺們不知道，俺們隻知道紅五軍反水了。”（李聚奎，1986：67）後來，蕭克部重回井岡山，“我們想恢複井岡山，可是上山後，老百姓躲了起來，不和我們接近，井岡山的恢複工作，沒有實現，我們活動的範圍沒有擴大。”（蕭克，1997：189） 教訓還沒有受夠。1934年10月蕭克部與賀龍部會合，1935年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再次實行左的政策，特別是對遊雜武裝、綠林會道門武裝，當時省委“費了很大力氣爭取雜武裝，來接頭的有1300多人，還集中了400多，帶來了好多槍。但是我們卻把他們解除武裝，殺掉頭頭，這就引起雜武裝的敵視，又散為匪。……所以在根據地的半年中，一方麵消滅了許多反動的遊雜武裝，另一方麵卻產生了許多新的遊雜武裝，同地主武裝結合一起反對我們”（蕭克，1997：225）二方麵軍不得不於１１月撤離根據地。 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也說到因為極左政策使根據地無法依靠的問題。他們的看法，對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欽定說法作了補充。即使沒有極左政策，紅軍和根據地的擴展是以國民黨政權內部混戰為前提的，一旦蔣介石騰出手來，微弱的紅軍和貧困的根據地是維持不了的，幾個主要根據地先後丟失，不僅僅因為“王明路線”。中國革命成功的關鍵，還是抗戰。 ７ 秦德君與賀龍 1934年7月，中央軍委派蕭克的紅六軍團先譴西征，以與賀龍的紅三軍（即紅二軍團會合，策應中央紅軍主力的行動。10月24日，兩軍在貴州印江縣會師；10月26日，兩軍開至四川酉陽縣南腰界舉行慶祝大會。 選擇酉陽有一個特別的原因。1934年2月14日，中共四川涪陵地委黨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員白同倫寫信給秦德君，信中說，他多年研究賀龍在涪陵、黔江率領紅軍的征戰曆程，發現1934年賀龍率紅三軍在酉陽一帶活動的時候，不但沒有遭到國民黨地方部隊的襲擊，對方甚至將部隊撤出酉陽城，使紅軍得已順利通過。這個謎，一直到他看到《射洪黨史資料》後才知道這是秦德君和她哥哥秦仲文工作的結果。 這是一個女子以婚姻為籌碼幫助紅軍的真實故事。 秦德君，川中女傑，1905年生，受李大釗、吳玉章、鄧中夏等的影響，1923年參加共產黨；1926年在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負責女子宣傳隊。1928年到上海，結識茅盾。此時的茅盾剛完成了意在表現1927年夏秋之交革命幻滅之感的《蝕》三部曲：“革命來到的時候，是多麽渴望，將到的時候是如何興奮，仿佛明天就是黃金時代，可是明天來了，並且過去了，後天也過去了，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而新的痛苦卻一點一點加上來了，那時候每個人的心裏都不禁歎了一口氣：‘哦，原來是這麽一回事！’這就來了幻滅。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熱望著革命的人們，都在那個時候有過這樣一度的幻滅：不但是小資產階級，並且也有榮苦的工農。”（茅盾，1980：33—34）對於這部小說與革命的關係，陸定一在茅盾逝世後說：他是“用小說寫他的思想。當時黨認為，這就是他的退黨宣言。從此以後，他不找黨，黨也不找他。他還是這與他的小說，黨沒有宣布開除他的黨籍。”（陸定一，1992：876）1928年7月，秦與退黨之後的茅盾同去日本，相愛同居。《虹》就是以她講的有關胡蘭畦的經曆為原型的。1930年4月回上海後與茅盾分手，不久又回到家鄉四川。由於她的堂哥是劉湘的秘書，也因為她的革命經曆，劉湘便任命她為第十一軍司令部參議官。劉湘有一位心腹大將王心衛，賀龍部隊經過四川時，劉湘任他為“剿赤總司令”。“王心衛看上了秦德君，他知道秦德君與共產黨和紅軍有聯係，若想博得她的歡心，必須不與紅軍為敵。”事實上，此時秦與共產黨、紅軍已失去聯係，不過，她仍自視為“布爾什維克”，“如今，紅軍來到四川，蔣軍和地方軍前後喪命夾擊，命運難以逆料，我必須挺身而出，盡我的心，盡我的力，幫助他們，任何犧牲在所不惜。這純屬政治交易，而沒有愛情的婚姻苦果，我就吞下去吧！”於是1934年10月10日，秦德君以王心衛不剿紅軍為唯一條件與王結婚。（秦德君1999：87—99） 當紅二方麵軍經過酉、秀、黔、彭時，王心衛的部隊不發一槍一彈。中國革命的成功，得益多少這種的偶然啊！ 49年後，像許多忠心耿耿為革命的人一樣，秦德君處境不太好，以她教養似乎也不可能去找賀龍訴苦。 ８ 四方麵軍與長征 四方麵軍在長征中作用特殊，其一是中途接應。無論是一方麵軍還是二方麵軍，在先後與四方麵軍會合時，都是疲憊不堪之師。1935年5月，四方麵軍專派李先念率部接應一方麵軍，會合後提供了大量物資裝備，細致到根據作戰時炊具容易丟的經驗，抽調一批連炊事員帶上糧食、鹽巴、炊具補充到一方麵軍。最難得的是，考慮到一方麵軍兵員較少，還調撥三千八百人給一方麵軍。一年後的1936年4月，為了策應紅二、六軍團（即紅二方麵軍）北上，張國燾又派此時隸屬他指揮的羅炳輝32軍迎接，“當我們到達蒲玉隆那天，後麵有近百人掉隊，四方麵軍立即派數十匹馬接他們回來。又給我們大部分同誌打了毛背心，還從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給我們。”（蕭克，1997：238）如果沒有四方麵軍的支持，一、二方麵軍的長征顯然更為艱難。其二是鞏固了落腳點。屬於四方麵軍係統的徐海東所部率先到達陝北，在與劉誌丹部會師後迎接中央紅國北上，使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二、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年前與中央紅軍的分裂當然是主要話題。但蕭沒有在這方麵多落筆。隻是簡單地說到在與何長工、羅炳輝等人閑談時： 他們又說起中央紅軍北上沒有告訴司令、總政委就走了，關係沒搞好大家都有責任。（蕭克，1997：239） 除了對張國燾的戰略有批評外，蕭對四方麵軍評價較好。他引用何長工、羅炳輝等人的話，沒有評論，似也有同意的意向。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對二方麵軍的幾個主要領導評價也不錯。看來，二、四方麵軍會合後矛盾較少。任弼時對一年前的分裂進行了研究，他的結論是：“（一）四方麵軍之策應一方麵軍是真誠互助的行動，不能說四方麵軍的同誌早有反中央的傾向；（二）雙方都有成見，最先表出這種成見的，卻是凱豐的文章；（三）一、四兩方麵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沒有改政治路線以前，毛兒蓋的爭執勢所難免；（五）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軍團北上，沒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適當的。但他覺得這件事的釀成，一方麵是毛澤東等人疑忌太多，另一方麵也是四方麵軍的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六）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張國燾，1991：302）聶榮臻記得，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後，“任弼時同誌見到我們時，找我們問及頭年張國燾和中央紅軍分手的情況，他問得很詳細。但未表態，態度十分冷靜。”（聶榮臻，1983：324） ９ 不是幻想 抗戰勝利後，中央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主張，由此而來的晉察冀部隊複員問題此後一直與政治形勢攪在一起。首先是1947年7月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首先批評晉察冀在土改問題上的右，附帶批評晉察冀軍區的複員問題，矛頭直指軍區司令聶榮臻。李新記得：劉少奇“批評晉察冀抗戰勝利後驕傲自滿，對國民黨的鬥爭表現有右傾，想念什麽和平民主新階段，滿腦子和平幻想，以至於讓一部分軍人複員，……他說這話時，聲色俱厲，全場鴉雀無聲，坐在我旁邊的聶榮臻很沉重地低下了頭。……其他不少人也隨著劉少奇的批評把目光集中到聶榮臻身上。在此之前，聶榮臻很鄭重地一邊聽報告，一邊作筆記。而聽到用粗話批評後，他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雙手捧著筆記本，再也無法記下去了。見此情景，我心裏也很難受，對劉少奇的批評不服。因為我知道，政協會議後的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是中央提出來的，晉察冀的複員，隻是複員一些老弱病殘，並且是經過批準的。為什麽劉少奇一點不做自我批評，卻這麽嚴厲地批評下麵呢？”（李新，1998：34）還不隻是會上批，9月18日，劉派其親信彭真以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到晉察冀幫助、指導工作，實際上剝奪了中央局書記聶榮臻的權利。 劉少奇沒有想到，在不到20年後的“文革”中，“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為他的一大罪狀。其實，據聶榮臻回憶：這不是哪個人，哪個地區決定的，“而是黨中央的指示。三大口號的提出，最早出現在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上。…… 其實，在這個宣言發表之前，毛澤東同誌就在黨內提出過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後來劉少奇同誌作過一個報告，比較係統地闡述了這個問題。”（聶榮臻，1983：596）這樣大的事，沒有毛的同意，劉少奇是不敢決定的。對此蕭克說得較為客觀： 我們黨當時對日本投降後形勢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出，特別是停戰協議生效後，有些同誌滋長了和不麻痹的思想，在戰爭爆發之前，邊區部隊複員轉業約１０餘萬人。占軍區全部軍隊約一半。戰爭一來，兵員不充實，有的兵工廠停產甚至炮彈也停產了，這些都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蕭克，1997：348） 方針是中央提出的，晉察冀執行得比較堅決，因此即使批判了曾經批評聶榮臻的劉少奇，聶榮臻也擺脫不了的責任。1968年3月，在解決“楊餘傅”問題的會議上，林彪說“晉察冀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最積極，將部隊大批地複員。”林的動機是打倒以聶為代表的華北山頭。邱會作馬上附和說他們在東北時，就沒有傳達。但聶認為”據我所知，各個地區都傳達了。當然，晉察冀也不例外。”聶更認為，盡管如此，各軍區“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自衛鬥爭。”至於部隊複員，聶與蕭的看法不同：“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定簽定以後，3月初中央曾指示我們精兵簡政，第一期先減三分之一。既可以表明我們的和平誠意，又可以減輕人民負擔，有利於解放區的鞏固與堅持。此後，晉察冀軍區將精簡兵力的主要部分五萬多野戰軍轉為地主武裝，同時也複員了部分老弱病殘和非戰鬥人員。”（聶榮臻，1983：599） 可能有兩個問題。第一，東北沒有立即傳達也是有可能的。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生效後，關內逐步停火，但東北照樣你爭我奪硝煙彌漫，直到6月才實現停戰，4個月後硝煙又起，邱會作所說也許是實情。第二，晉察冀的複員對戰鬥力是有影響的。軍區第三縱隊政委的李誌民說：“整編初期，軍區發下了二、三萬個‘光榮退伍’的證章，計劃複員的數量太大，過分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後經我們深入連隊調查研究，摸底排隊，如實向上報告情況，反複核實，最後確定複員一萬多人，雖比原定計劃減少許多，但仍不適當地複員了一些精壯兵員，一度影響了幹部戰士的情緒。”（李誌民，1993：505）時任軍調處執行小組朝陽第26小組共方代表的李逸民46年內戰爆發後在張北發現，“張北原有一個騎兵旅，都是由老遊擊隊員組成，擁有兩千多匹馬，抗日戰爭中曾以揮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戰後，把這個旅解散了，馬也分掉了，專署隻留下一個警衛連。現在戰爭打開，看來張北也是保不住的，如果有這個騎兵旅，起碼可以頂一陣子。”（李逸民，1986：14—145）此一事實可以證實蕭克的說法。但責任不應當由聶榮臻、甚至也不應當由劉少奇來負，毛澤東當時也準備把中共中央搬到淮陰，他本人準備出任國府委員。 毛澤東曆崇拜“槍杆子”，為什麽複員千辛萬苦積聚起來的家當？看來他當時確實相信和平已經到來。毛不是輕易相信對手的人，何況是他的老對手蔣介石？結論隻能是當時和平克實有望，否則毛豈會上他的當？既然雙方都有過和平誠意，為什麽後來又大打出手？這是現代史的一大關節。 １０ 批評領導 黨內民主具體表現之一是能不能對主要領導、對一把手提意見。紅四軍“七大”是民主的，到會代表有代表性，無論是選舉還是通過決議，都采取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堅決地否定了“七大”後，黨內民主就一直沒有解決好。晉察冀邊區也發生過一次： 1949年9月晉察冀邊區曾召開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某些同誌受延安“審幹”運動的影響，在會上對邊區的主要領導人聶榮臻進行了不適當的批評，使他的威信受了影響。…… 我們離開延出發前，劉少奇曾對我們說，邊區高幹會在聶不在場的情況下對他進行批評是不好的。（蕭克，1997：344─345） 缺席批評是不好，但聶是一方最高領導，如果他在場，誰又敢批評他？1931年閩西地區在鄧發主持下肅“社會民主黨”，殺人甚眾，7月中旬，羅明、張鼎丞、郭滴人等“趁鄧發離開省委機關時，集中開會，采取了果斷的措施，將閩西肅反委員會撤銷，另成立了郭滴人為局長的閩西政治保衛局，主管肅反工作；根據群眾揭發林一株等人利用肅反大權為非作歹的罪惡事實。把林一株等逮捕處死。”（魏金水、伍洪祥，1990：272）假如鄧發在場，這場悲劇還會再演下去。 對聶榮臻的批評既然是在高幹會上公開提出的，所以即使本人不在場，也不能說是“不好”，而之所以說不好，說明此時黨內民主已經發生偏差。“紅軍時代的民主生活是活躍的。黨內暢所欲言，互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有話就說，開誠相見。……但紅軍初期的民主生活，也存在著非組織觀念和極端民主化的問題。非組織的觀點表現在，一是非組織的批評，一是少數不服從多數。”（蕭克，1993：110）非組織的批評最終墮落為陰謀，少數不服從多數隻能歸結為專製。“古田會議”突出地反對了前者，實際上支持了後者，以至於對最高領導人的批評就被視為“不好”。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三大作風之一，黨章也白紙黑字地保障黨員的批評權利。但當潘漢年在“七大”上發表了批評饒漱石的意見後，馬上就受到一位中央領導人的嚴厲批評，並因此失去了進入中央委員會的資格。（尹騏，1996：260）古大存是七大候補中委，1947年東北局曾發給他一份通知：“頃接中央給各地電報指示：每一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陳述意見的義務和權利，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給中央或中央主席的電報各中央分局前委必須照傳。”（楊立，1997：85）古大存把這一通知視為護身符，但陶鑄主政廣東後，毫不猶豫地把他打成反黨分子，而古根本就無法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陳述自己的意見。他曾給李富春寫過一封信解釋一些問題，1962年在從化會議上發言表示“不清楚我怎樣成為反黨集團”，這些極為正常的行為都被陶鑄認為是翻案的罪證。1962年10月6日，陶鑄在廣東千人大會上強迫古大存“保證永不翻案”，否則就成立專案組加重處罰。（楊立，1997：248—249）盡管黨章和文件有規定，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對高級領導人即使不是批評而隻是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就很難會有好下場。 11 信 革命者沒有獨立於黨的個人利益和思想。表現形態之一是日記、書信之類也是一種政治材料，毛1929年給林彪的信後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成為革命可以成功的論證；1966年給江青的信則是林彪後來折戟沉沙的伏筆。另一方麵，從“胡風反黨集團”到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主要罪證，都是因為他們寫的信。 彭德懷當然是個悲劇人物，他可以抱怨毛的酷虐和黨內鬥爭的無情，但他不會對毛把他的一封信當作罪證而不理解，因為此前一年，蕭也因一封寫給他的信而陷於厄運。 從1951年中央軍委提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的口號之後，軍隊告別遊擊傳統、向蘇聯學習，1955年，軍委成立了與總參謀部平行的訓練總監部，1957年蕭任訓總部長。但頑強的經驗主義總是對遊擊隊傳統情有獨鍾，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獨創和偉大也必然要與學習蘇聯發生衝突。1953年12月的全國軍事係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已經提出要防止學習中出現的偏差；1956年，訓總副部長張宗遜帶工作組到南京軍事學院調查，認為學院在學習蘇軍的過程中存在某些片麵性，把一些不適用於我軍的東西也學了進來。當時還有“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說法。次年2月，彭德懷到南京軍事學院檢查工作，也指出軍事學院存在著教條主義：“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蕭克，1997：442） 軍事學院與訓練總監部沒有接受彭、張的批評，訓總以蕭為代表。1958年2月，彭起草的一篇講話稿中，有正規化、現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係政治內容、曾經引起一些認識上的偏差的說法，蕭看後給彭寫信，為正規化與現代化辯護。這封信就成了他向彭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挑刺挑到國防部”。由此導致全軍範圍內的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並上升為“路線鬥爭”。鬥爭以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以蕭克同誌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訓總被撤銷、蕭克等人被撤職而告結束。 蕭給彭的信距離彭給毛的信不到一年。因信惹禍外，鬥爭的方式也大同小異，軍委擴大會議上： 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連轟帶扭，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後開除軍籍。下放常州。……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曾未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痛心。（蕭克，1993：452─453） 這一章在《百年潮》1997年第2期單獨發表時還有“而且發生在一千幾百位我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的痛切之語。一年後，也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因吳法憲誣諂彭殺害紅一軍團的人起為彭辯護，當場被打成反黨集團的成員之一，銬上手銬。 兩次會議唯一的不同是彭德懷代替了蕭克，林彪代替了彭德懷。蕭當然感慨係之：“反教條主義也開了自遵義會議後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壞頭。1958年軍委擴大後僅一年，主持批鬥我的彭德懷元帥，又成了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對象，……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就像我好意給彭總信，卻成了‘反黨’的把柄一樣；不到一年，彭總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是‘下戰書’。過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樣的手段整譚政同誌。”（蕭克，1997：457）鬥爭的邏輯一旦形成，整人的機器一經發動就不會停下來，林彪也就必然地與蕭克、彭德懷有同樣的下場。 彭德懷在被罷官以後，體會到因“信”獲罪的荒唐，曾囑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蕭道歉：“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蕭克，1997：457）彭也許不知道，早在1945年的“華北座談會”上，蕭克就是同情他的：“我在會上發言，也批評了彭的錯誤，但沒有上綱。…… 散會後，一出會場，有三位同誌（其中有兩位是江西時期的同事）對我說：今天算是知道你的思想情況了！意思是我的思想跟不上形勢，落伍了。說心裏話，我是不願意跟這種形勢的。”（蕭克，1997：320—321） 彭德懷覺悟到不能因一封信就讓同誌“受苦”，所以1962年又上“八萬言書”。他沒有忘記教訓，特意聲明：“這次，也許有人對我懷疑，為什麽正在我國麵臨暫時困難的時刻，再次給黨的領導同誌去信，是否意味著‘攻擊黨的領導同誌’和‘反黨陰謀’呢？對這個問題，我著重聲明：我沒有以上那種目的。”（王焰，1998：772）毛也沒有忘記廬山的戰術。“八萬言書”寄出後３個月，主要針對彭德懷的中央審查委員會和彭德懷專案組成立。彭再次因信獲罪。 12 輪回 1958年彭德懷主持批判蕭克等人的“教條主義”時，張宗遜是他手下的大將。彭當時曾說過“訓總開四級幹部會反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蕭克，1997：448）因此在一長串的因果輪回之中，張是一個起點。 1957年年底，張調總參任專職副總長。次年2月，中央要求反對生產建設中的右傾保守和貪汙浪費，訓總召集四級幹部會議：“當時，大家對張宗遜的比較大，過去，他對學習蘇聯叫得最響，提出了什麽‘不走樣地學’、‘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不願學蘇聯的滾開’等不切實際的口號；而現在他又把學習蘇聯說成是教條主義，說學習蘇聯‘學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軍事學院幾年來的教學是教條，危險的是繼續學下去’，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引起訓總許多同誌的不滿。”（蕭克，1997：447）蕭的介紹符合事實，張本人在回憶錄中也說，他開始也強調學習蘇聯經驗的意義，“並提出在開始學習的時候，要堅持不走樣地學；要把蘇聯顧問教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學到手，即使當時用不上也不要緊；要堅持先學後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等等。”（張宗遜，1990：437）至於後來跳到另一個極端，張說是1956年，中央號召學習延安整風時毛的一些著作，以克服學習蘇聯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他轉而認為我們在學習蘇軍經驗時，未能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現了教條主義傾向，“因為初步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教訓，我在訓練總監部的一些內部會議上，提出‘存有教條主義，應該反對教條主義’。但是部裏有的領導同誌和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不同意我的觀點，誤認為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否定幾年來訓練工作方麵的成績，並主張應繼續強調全麵學習蘇聯經驗，應該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對保守主義，反對經驗主義。”（張宗遜，1990：449）這就是張與蕭、李達等人的分歧。 訓總召開四級幹部會時，蕭向總參謀長黃克誠提出要張到會聽取意見。張與會後感到自己是坐在被告席上挨批，被加上“保守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反蘇”、“右派”等帽子，蕭也承認：“張宗遜回來後，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作了“言辭比較激烈”的批評。（蕭克，1997：447） 晚年寫回憶錄時，雙方的態度都緩和了下來，蕭說：“現在回過頭來看，對他有意見轉達一下也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請回來；請回來後，又不是和風細雨地提意見，不利於解決黨的不同意見。”（蕭克，1997：447─448）張則說：“由於1957年反‘右派’以來，黨內實際上滋長著一種過激的情緒，常常把一些工作上的爭論，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看待，於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有的同誌把教條主義傾向也上升到‘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批判，而且把教條主義與正規化等同起來。因為我剛剛在叫四級幹部會上挨過批，軍委擴大會議上某些同誌的發言，雖然偏激，但卻與我的觀點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發言，主要闡明如何正確學習外國經驗的問題。”（張宗遜，1990：454） 張宗遜挨蕭克批，蕭克挨彭德懷批，彭德懷挨賀龍、羅瑞卿批，賀龍、羅瑞卿後來也挨林彪批，林彪也沒有好下場，他們都屬於不能決定自己和對方命運的人。訓總四級幹部會議是根據毛反右傾保守的號召，會議期間卻又傳來毛在成都會議上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應照搬蘇聯經驗的講話精神，於是四級幹部會議還未開完，總政治部就派工作組來宣布：“訓總開四級幹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蕭克，1997：448）正在批判張宗遜的蕭克等人反過來成了被批判者。“訓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先是批判我的經驗主義，接著又批判蕭克同誌的教條主義，許多同誌跟著表了態，甚至說了過頭話，互相傷了感情。後來撤銷訓總，編為三個部歸我管，由於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細，不少同誌心情不夠舒暢，成為後來特別是‘文革’中折騰的原因之一。”（張宗遜，1990：455）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是辯證法有兩張牌，可以隨心所欲地以一方麵否定另一方麵。反保守主義、反教條主義，都是毛倡導的，但一經運用到具體工作中，立場和理解不同的執行者們就會各執一辭，相互攻擊。向蘇聯學習原來是毛說的：“蘇聯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學習”，“一定要把蘇聯的經驗學到手。”（蕭克，1997：440）張宗遜在這方麵遲緩了一點，就成了保守主義；蕭克等人堅持了這一點，就成了教條主義。所以，這些指示本身就蘊含了執行者們前仆後繼的命運。 第二，“文革”時的天下大亂，除紅衛兵領旨造反外，黨內、軍隊幾十年集聚起來的無數矛盾也是一個亂因。它既是“文革”的動力，也是可能是毛想通過“文革”一攬子解決的對象。可惜張宗遜沒有具體交代。 13 戰史和文藝 信之外，還有戰史。廬山會議上，賀龍批彭激烈，是兩個得以參加政治局常會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另一個是彭真）。1962年，賀龍到湖南，省委負責人向他報告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吳自立主持搞“平江革命鬥爭史”，賀向中央報告。6月22日，中央批轉賀龍《關於吳自立反黨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說，最近兩年來，彭、周、吳自立又相繼進行反黨活動，是國內外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8月30日，中央批轉中南局關於吳自立反黨活動的請示報告和關於吳自立反黨活動問題的決定，撤銷吳自立的職務，責成周小舟交代其反黨活動；平江縣委檢討並接受教訓，彭德懷在湘譚、平江的影響及其放過毒的地方，應當教育、消毒。在９月底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央決定成立兩個專門委員會，分別審查彭德懷和黃克誠。 彭是“平江起義”的領導人，“平江革命鬥爭史”自然少不了這一章。彭既被打倒，這一段曆史也就不能再提。當賀龍報告這一翻案活動時，他不會想到，僅僅４年之後，同樣有人誣陷他借“紅二方麵軍軍史編寫委員會”進行反革命政變的聯絡。 戰史之外，還有文藝作品。1967年5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責電影《燎原》為劉少奇樹碑立傳。3個月後的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判由吳自立編劇的電影《怒潮》是為彭德懷樹碑立傳；再3個月後的12月11日，《湖北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洪湖赤衛隊》是為賀龍樹碑立傳，並揭發說：王任重親自組織為這個劇所狂熱吹捧的ＸＸ（即賀龍）專場演出，大陰謀家、大野心家ＸＸ 觀看之後，興高采烈，再三叮囑一定要拍一個彩色故事片。 把這些人都清理完了，中共的戰史與文藝就隻有以毛一個人為中心了。 14 湘南、蕭克與黃克誠 湘南在革命史上是一個重要地區。這裏較早受到廣東革命形勢的感染，設在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師範有一些激進老師，培養了一批革命學生。1928年初，朱德、陳毅在宜章發動起義，湘南各地積極響應。黨史軍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蕭克、黃克誠、胡少海、王平、曾誌、李韶九等都是湘南人。 蕭與黃克誠都是在湘南起義中走上井岡山的，但此後沒有什麽淵源。１９４９年４月，蕭調任第四野戰軍參謀長時，黃已由四野的兵團政委調任天津市委書記。蕭的批評者張宗遜與黃克誠一樣是紅三軍團的，長征路上，張與黃分任紅四師師長和政委；40年代後期，張是彭德懷指揮西北戰場的副手，1952年9月彭德懷回京主持軍委工作，而張則於同年10月由第一野戰軍副司令調任副總參謀長，他們長期合作。 所以，當蕭不同意彭德懷1957年在軍事學院的調查報告時，“黃克誠認為報告對軍事學院的評價是適當的，不讚同人我的意見。我堅持認為，應當肯定學院的成績是主要的。”（蕭克，1997：443）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於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裏是不服的，發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反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嚴厲地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麽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鬥一場而已。（蕭克，1997：455） “開會”的滋味蕭嚐到了；1959年8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黃克誠也嚐到了。 彭、黃在反教條主義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不很明確，因為一年後林彪在批彭時說，彭在反教條主義時“態度也是不明確的”，但反教條主義的結果加強了彭的地位是肯定的：要“再開個會研究一下”的黃克誠接替挨批的粟裕任總參謀長；彭在西北戰場的助手之一、說“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的”甘泗淇此前已是總政治部副主任；彭在朝鮮戰場的助手之一洪學智此前也已是總後勤部部長。在劉伯承、葉劍英兩帥和粟裕大將、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等上將被批之後，彭德懷獲得了軍內無人可比的突出位置，達到了一生威望的高峰。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時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也說：“我們要團結在彭老總的周圍”（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6） 相對於彭的功勞，這當然不算為過，但總有人不自在。也許這是一年要把他們再搞下去的原因之一。 15 運動的轉化 以“群眾運動”為名而發動群眾搞運動是毛澤東政治策略中中心，但每次運動都難以達到其預期目標。除了這些運動本身的荒唐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1974年的批批批孔運動，因為潛在的目的是批周恩來而為許多老幹部抵製。此時蕭是軍政大學校長。 由於我們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因此在批孔這個問題上了抵製態度。我們著重批林，批孔隻批孔子思想中一些消極的東西，像“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等等，不批他對中國文化有積極作用的東西。在批林中，我們則把軍政大學一些消極現象和林彪聯係起來批。也批評了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總之集中批林，不著重批孔，更不批“周公”。（蕭克，1997：524） 在當時的情況下，既不能頂，也不能完全照辦。我們兩人商量，決定謹慎的辦法處理。我們以校黨委的名義作出決定：學員到各軍兵種去，隻參加會議或看大字報，並作了３條口頭規定：不發言，不表態，不向上反映問題。（蕭克，1997：523） 抵製的條件蕭都具備。一是軍政大學的政委唐亮與他意見一致，兩人配合默契；二是上有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所以盡管江青、王洪文都對軍政大學有批示，他們都壓下了他們的批示，也沒有照他們的批示去辦，還把一個響應王洪文等的號召貼周恩來大字報的學員開除了。有了這些經驗，1976年批鄧時，“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樣，不明著反對，但也不積極行動，我們隻是奉命行事，搞些麵上的學習和批判。”（蕭克，1997：529） 到70年代中斯，無休無止的運動已經惹得天怨人怒。類似肖克式的做法很多，尤其是在軍隊。1975年“批鄧”時王平是武漢軍區的政委，“我們按‘兩報一刊’的口徑搞批判，但不發揮，不創新，不搞上掛下聯。我在軍區宣布，軍隊不準介入地方的運動，也不準許地方到軍隊來串連。‘四人幫’插手的那個軍提出上街遊行，我不同意，他們也不敢去。這個軍上報了一份‘批鄧經驗’，軍區政治部的一位領導提出轉發，我告訴政治部‘送來就收，不予轉發’。”（王平，1992：582—583）“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原北京軍區司令楊勇1973年6月出任新疆軍區司令，也堅決抵製了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運動，“在新疆沒有傳達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一二五’大會上的講話，群眾組織自己要求開會傳達也未批準。”還拒收江青送給他的材料。在1976年的“批鄧”中，楊勇先是硬頂，在2月28日在中央召集的會議上，又與參加會議的新疆領導統一口徑：“硬頂當然不是辦法，發言時我們可以繞開‘批鄧’，避實就虛，多檢查自己，實在避不開，至少要按中央文件的口徑堅持三條：一、要稱同誌，二、人民內部矛盾，三、不給戴任何帽子。”（楊菁、張作光，1987：323）在福建，皮定均、李誌民、陳再道、廖誌高等軍區和省委的領導人，拒不傳達江青在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馮征，1999）如此等等，運動實際上很難在開展起來。 以運動帶動一切，一個接一個，敵人越搞越多，令後人難以理解。以毛的精明，也許他早就意識到達些不得人心的運動到了下麵就會層層打折直至麵目全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層各級都在淡化、轉化上麵的政策。要改造黨和國家，一次運動是做不到的，隻有不斷補課、不斷地搞運動才行，而且每次都要“進行到底”，要“落實到基層”、“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運動的另一個特征是經常規定整人的比例。土改時的劃地主、鎮反時處決反革命、反右時的定右派等等，都明確下達指標，絕不允許各地以任何借口計價還價。1952年底開始三反運動，針對中南局原先報上去的數目，毛給予鄧子恢發報：“中南打老虎應大致和和華東看齊。你們最近規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萬，還是低了，應增加多少，請考慮。”鄧子恢其實用不著考慮，因為毛在同一封電報中已經定下了：“軍隊方麵，必須和華東軍區看齊，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並迅速分配下去。”“華南軍區規定打大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這個數目少了十倍，至少應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鄧子恢傳編寫組，1996：436）據黃仁宇分析，以《周禮》中的民政構想為源頭，中國政治家習慣於在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和有規律的社會秩序，籠罩在真人實事之上，講究對稱均衡的審美形態，而忽略組織的具體聯係和技術上的操作實踐。他認為“這是立法的基點，而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黃仁宇，1992：13）毛澤東的數字情結中可能流淌著傳統政治文化的血脈，同時也可能是為了防止下麵走過場。確實，如果不從上到下落實數字，下麵很可能會在“實事求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的借中一個考慮也打不死。轉化運動有減輕運動的危害的積極功能，但由此激發了不斷搞下去的決心，如此循環反複，運動何時怎麽能了？ 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麵，下麵既可以化解運動，也可能強化運動。每個“下麵”都是由許多力量、派別、個人構成的，領導運動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考慮，借運動來清除異已的做法極為常見。運動的“大方向”往往是抽象的，這就給各單位的領導人提供了解釋的空間；而運動要具體展開，也確實必須上掛下連，層層揪代理人。其結果，運動的也可能是層層放大，直至與“上麵”的設想麵目全非。 16 從寬與從嚴 1980年，蕭終於可以不用擔心地給中央寫信了： 過去搞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有個口頭語：‘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而‘嚴’是在‘矯必須過正’的錯誤原則指導下的‘嚴’，就必然是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政治上、思想上一拔高，所謂‘組織處理從寬’就是十足的虛偽。（蕭克，1997：459） 毛早已有“從寬”一說，但黨內鬥爭卻從來都是殘酷無情的。之所以如此，因為有了“從嚴”：既然你是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處理起來又怎麽能“從寬”？ 但具體到蕭等人，如果就他們的罪名來說，處理也確是從寬的。當時彭德懷說他“一貫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麵貌。”（蕭克，1997：453）最後定性為“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進攻”，不要“黨的領導、民主製度、群眾路線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蕭克，1997：452）這當然罪大惡極，假如是一個知識分子普通老百姓“反黨反領導”、“企圖改變人民軍隊麵貌”，就是有十個腦袋也給早給砍下來了。但蕭被撤銷在國防部和訓總的職務後，還是到農墾部任副部長，還是老百姓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高官。 潘漢年因於1955年被捕，先是關在功德林監獄，住寬敞舒適的單人監房，每天的夥食標準先是一元後是一元伍角，有專門為他及其他幾個要犯配備的廚師、醫生、護士；1963年假釋後由分安部監管，住在京郊團河農場的一所小樓內，物質生活有充分保障。以至於他的妻子董慧“知道在困難時期，監獄的工作人員生活艱苦，而她這樣的犯錯誤人生活卻比工作人員好得多時”，還動了感情。（尹騏，1996：368—369）“文革”以前，落難的高幹無論被加上什麽罪名，高標準的生活待遇都是有保證的，所以說“從寬”雲雲並非虛語，出路是給了的。當然這一切在“文革”中有所變化，以至於受到“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們絕不容許“文革”的重演。 蕭克簡曆 11907年生於湖南嘉禾。 　　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1927年5月入黨，參加南昌起義。 　　1928年上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連長、營長、支隊長、師長、任紅八軍軍長、紅六軍團軍團長，紅二方麵軍副總指揮。 　　1937年以後任一二０師副師長、冀熱察挺進軍司令員、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 　　1945年任冀熱遼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副司令、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參謀長。 　　1949年後，任軍委訓練部部長、訓練總監部副部長、部長。 　　1958年在軍內反教條主義中挨批後任農墾部副部長。 　　1972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校長。 　　1977年，任軍事學院院長、政委。 參考文獻 蕭 克：1997 《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3 《朱毛紅軍側記》，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龔 楚：1978 《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卷，香港：明報月刊社。 高 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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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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