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

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

　　　　　　　　　　　　　餘汝信

　　　　　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識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
　　　　　　　　　　　　　　　　　　　　　　　　　——劉少奇

　　筆者對雷英夫這位１９６１年才晉升為少將的軍人發生興趣，源自於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至翌年１月的“兩案”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時稱：“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特別法庭判決書亦確認：“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葉群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１）

　　按以上指控，以當時的衡量標準，雷英夫所犯的“誣陷罪”足以判處頗重刑罰。惟據了解，特別法庭對以上指控並未進行過專門的庭審調查，而雷僅被免職而未被進一步追究，日後，還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這在被“兩案”起訴書及判決書兩次點名的人當中，是絕無僅有的特例。個中原因何在？這正是本文力圖得以解答的問題。

　　事情還得從雷英夫此人說起。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１９２１年生。據其本人文革後的口述回憶稱：“１９３８年，我進入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後受毛澤東的舉薦和委派，到重慶葉劍英身邊工作。後來回到延安，在統帥部做參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期間我長時間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和軍委領導身邊工作。在統帥部核心機關，我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如中央首長軍事顧問、軍委作戰局副局長、總參作戰室主任、軍委戰略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等。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一些重要軍事決策過程，我都親身參與了，有些事情由我具體傳達落實”。（２）

　　那麽，自稱是長時間在毛、周身邊的雷英夫，究竟幹了些什麽呢？

１、仁川登陸的先知？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美軍七萬餘人在朝鮮半島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陸，出奇不意地對前已進占朝鮮南部９０％地區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圍之勢，朝鮮戰局突然逆轉。

　　１９９１年４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戰爭回憶片斷》一文中，稱其於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即與總參作戰室同僚“經過反複研究，我們得出一個一致的意見：敵人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很大”，“８月２３日夜晚，我從居仁堂總參作戰室回到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後，把大家研究的結果向總理作了匯報”，周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要周帶雷馬上到他那裏去，又問雷是如何研究這些情況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曆來教導的實事求是的辦法，大家解放思想，對抗作業，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結論”。雷的文章以後被編入中共軍方的正史，隨之廣為流傳。（３）

　　１９９７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憶錄，對其宣揚的“重大發現”更有新的發揮。雷說，當年８月２２日，他所領導的總參作戰室已判明美軍可能要在仁川登陸，“對美軍可能登陸的時間，我們也作了預測，９月１５日是大潮，美軍選擇這一天登陸的可能性極大”，８月２３日淩晨（不是前文的２３日夜晚了），雷隨周向毛匯報：“我們對９月到１１月的朝鮮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發現３個最佳時期內，各有２至３天的好時機，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時間，每１２小時內隻有３小時，如果以９月１５日為登陸日，那天的漲潮最高時間共兩次，一次是上午６時５９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３５分鍾後的１９時１９分。９月１５日比另外兩次時間相對更為可能。所以，我們認為美軍極有可能把登陸時間選定在９月１５日”。毛聽後即令：“立即通知情報部門嚴密注視朝鮮和美、英、日。立即把我們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報，提供他們參考，希望人民軍有後撤和在仁川防守的準備。……”。（４）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雷英夫前後回憶細節的不同。前者說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的結論，並沒有預測登陸的具體時間；後者不僅有具體時間，且還有非常詳盡的水文、潮汐資料。令人生疑的是，為什麽前者略，後者詳？年紀越大，記憶倒越清晰？四十多年前所匯報精確到分鍾的時間，也可以從記憶中挖掘出來？

　　隨著近年來國際間關於朝鮮戰爭檔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發現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質疑。
韓國學者、台灣政治大學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徐相文根據俄羅斯近年開放的相關檔案考證證實，毛澤東其實早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已預料到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當日，毛對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說：“美國能夠調動駐日占領軍十二萬人中約六萬的兵力投入韓半島，在登陸釜山、木浦、馬山等的港口之後，可以沿著鐵路向北進攻。因此北韓人民軍應加速向南挺進，以便占領這些港口。同時，毛澤東以為有必要在仁川建立堅固陣地，以加強漢城地區的防禦，因為美軍有可能登陸此處”。羅申即日將毛的判斷電告莫斯科。據此電報，徐相文斷言：“對於仁川登陸作戰最早作出事前預言的是雷英夫，已幾乎成為一個定論被公認，直到近年‘羅申７月２日的電文’問世，才表明毛澤東才是最先預見仁川登陸行動的人”。（５）

　　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學者盧建東，則質疑雷英夫所謂向毛匯報的有關仁川的水文、潮汐資料的出處：“當時，蘇聯和朝鮮方麵都不相信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因此不會向我方提供這方麵的資料；而我軍測繪部門隻是一個處級機構，人員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個外國港口的水文、潮汐資料。倒是近些年來我們從國內外書刊中，看到不少類似的描述”。盧建東引述了由日本軍方編寫、解放軍國防大學１９９０年翻譯出版的《朝鮮戰爭》一書述及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在“聯合國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上，美海軍專業人員提供的資料，以及１９９３年５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駕馭朝鮮戰爭的人》一書引用的美軍公布的資料後揭示：“當年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的材料與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的材料竟如出一轍，不僅日期、時間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個日落時間，甚至連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憶錄的作者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在東京美軍總部，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時所講的‘時間’隻能是東京時間，而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時所講的‘時間’隻能是北京時間。作者把美軍在仁川登陸後公布的資料，作為當年在仁川登陸前向毛澤東匯報時所作的‘預測’，卻忽略了應當減去一個小時的時差”。（６）

　　雷英夫自翊當時任“總參作戰室主任”，連帶也受到質疑。據權威相關資料，總參作戰部下屬的中南海作戰室，１９５０年９月才列編，１０月改稱總參作戰室，換言之，１９５０年８月尚未成立總參作戰室。又，雷英夫遲於翌年１月才離開周恩來處到總參任作戰部下屬的作戰局副局長。其時，作戰室的主任還是張清化，張調離後，雷遲至當年１２月才以作戰局副局長兼任作戰室主任。

　　綜上所述，雷英夫所謂準確預測到仁川登陸的謊言，不是昭然若揭嗎？

　　有關雷英夫的“預測術”，延安時代的知情者倒有如下記述：“我的抗大同學中，有一個叫雷英夫的，年齡和我差不多，自稱會看相算命，握住女同誌的手看手相。起初我笑他占點便宜而已，有人卻說他真是準極了。後來抗大不再見到雷英夫了。再後來聽說中共很多領導人都接見過他，認為他是一個奇才。１９４０年我在重慶又見到這位仁兄，他吹得更大了。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我說：‘唯物主義者怎麽會相信星象呢？’他說：‘星象也是物呀。’雷英夫又說：‘他曾對毛澤東說，星象是一門科學，不是迷信。’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以後，此人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據說韓戰期間他準確判斷美軍的登陸地點，立了大功，毛和中央軍委都表揚了他”。（７）

　　這一“據說”，確實也蒙騙了不少人。雷的謊言長期未能揭破，難道就是因為他的頭上還有一圈“周恩來的軍事秘書”的光環？

２、不守本份的將軍

　　據權威資料，總參作戰部１９５２年取消了局一級編製，改為部——處編製，作戰室亦隨之撤編，雷英夫改任作戰處（一處）處長。１９５５年９月，雷英夫授銜大校。翌年７月，擢任作戰部副部長。至文革前夕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作戰部部長為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李靜、王德。雷、李、王資曆相近，雷、王均是１９６１年晉升少將，李１９６４年晉升少將。

　　以後的事實表明，雷英夫是一位熱衷政治、不守本份的將軍。其所作所為，遠遠逾越了作戰部副部長的本身職責。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後來說，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稱有“重要情況”向毛報告。及後，葉群在杭州見毛，林彪讓葉群隨信帶交毛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之外，其餘全部是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羅點點說：“這些材料裏有林彪授意當時在海軍工作的李作鵬寫的。有當時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在林彪、葉群向他交底之後，他主動寫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討林彪和葉群的歡心，在材料裏把自己說成是對爸爸觀察了六年，早就獨立發現爸爸有問題的人。這使得他在林彪葉群倒台以後頗有一點被動。如果篇幅允許，我在事情進行到那時，也許還會寫一點他的故事”。（８）

　　據以上羅點點的轉述，自羅瑞卿１９５９年接任總參謀長那天起，雷英夫就對羅進行了“觀察”，“早就獨立發現”羅有問題。這是我們這位“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在“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後的又一重大“發現”。

　　可惜，翻遍了羅點點全書，再沒有找到雷英夫後來的故事。我們也無緣知曉雷英夫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揭發材料的內容細節。但可幸的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雷英夫參與揭發的有關羅瑞卿問題的另一份材料，這就是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三人在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間召開的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上的聯名發言——《堅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同誌篡軍反黨的陰謀》。（９）

　　該聯名發言材料指稱：“羅瑞卿同誌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複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
　　“羅瑞卿同誌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很多同誌已進行了係統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講得很好，事實俱在，鐵證如山，羅瑞卿同誌不論如何狡辯，也是抵賴不了的。
　　“羅瑞卿同誌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麵也犯有嚴重錯誤。最嚴重的是他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多年來，他目無組織，鋒芒畢露，橫行霸道，個人獨斷。他不尊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誌。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林彪同誌所提出的許多方針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陽奉陰違，任意歪曲，就是公開唱反調，拒不執行。許多重大問題不請示，不報告，不傳達，擅自決定，一意孤行，對上對下實行封鎖，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特別陰險惡劣的是，他公然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汙蔑仇視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計地反對林彪同誌，折磨林彪同誌，向黨伸手，逼林彪同誌讓賢、讓權。至於他工作上極不負責，作風上橫行霸道，壓製民主，愚弄群眾，指手劃腳，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實說明，羅瑞卿是一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

　　聯名發言舉了眾多事例，對羅瑞卿“在組織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奪權等”九個問題作了“分述”：
（一）私自改變毛主席、黨中央、軍委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
（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和毛主席唱反調。
（三）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地方武裝的批示。
（四）不準傳達總理和軍委常委關於檢查昆明軍區作戰問題的指示。
（五）不尊重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誌。
（六）封鎖。
（七）撤謊、造謠、挑撥、抵賴。
（八）伸手。
（九）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的聯名發言，與葉劍英、謝富治、肖華在同一會議上的發言，構成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報告的主要框架。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在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５？１６通知”下發的同一天，該報告及作為附件的葉、謝、肖、楊等的發言，亦由中央同意批轉下發。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是一個不對稱的組合。未取消軍銜前，楊是上將，王為中將，雷不過是少將，雷與楊之間，級差頗大。令人納悶的是，當時副總長有五位（張宗遜、張愛萍、彭紹輝、李天佑、王新亭），楊為什麽不拉上他們其中的一兩位聯名，而要紆尊降貴，拉上下屬二級部的一位部長和一位副部長？總參下屬的二級部不下十個，為什麽單單就要找作戰部？而當時作戰部的副部長除雷之外還有兩位（李靜、王德），為什麽僅僅就找雷一人署名？

　　以筆者推測，那是因為自翊“洛陽才子”的雷英夫，才是聯名發言稿的真正執筆人。但無論如何，這樣聯名發言的形式總顯得有點兒怪怪的。葉、謝、肖的發言，就沒有采用與部屬聯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