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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黨史重要環節:“草地密電”真相探究

(2005-06-25 01:32:11) 下一個
.蔣健


  《 文史精華》 2004 年第4 期的《 由神奇而腐朽再至不朽的陳昌浩》 一文,全麵、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原四方麵軍重要領導人陳昌浩的一生。
該文提到“密電事件”時,不再隻強調傳統的“武力解決”說法,而且引用徐向前元帥的看法“張國燾九日來電”。雖然“張國燾九日來電”和“張國燾九日密電”隻是一字之差,但對澄清當年紅軍一、四方麵軍分裂的曆史真相卻有重要意義。
  本文從多個角度人手,試圖揭開“密電事件”的曆史真相。


    一、張國燾多次節外生枝


  紅軍一、四方麵軍於1935 年6 月會師後,仍然麵臨國民黨軍的重重壓迫,巫需在軍事上找到出路,6 月26 日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除了張國燾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員都不認為有必要對政治路線進行檢討(當時紅四方麵軍隻有張國燾一人是政治局委員,其他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洛甫、博古、王稼祥都在一方麵軍),當務之急是解決軍事上的問題。而張國燾提出對中央政治路線的批評,有借檢討政治路線之機改組中央領導層的意圖。
中共中央於7 月18 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博古(秦邦憲)主持會議,張國燾報告了四方麵軍從鄂豫皖反四次“圍剿”以來的發展情況,徐向前發言介紹了四方麵軍的特點,陳昌浩介紹了四方麵軍的政治工作情況。朱德、凱豐、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鄧發的發言都肯定了張國燾到鄂豫皖後,紅四方麵軍執行了中央正確路線,紅軍有了大的勝利和發展,張國燾執行了四次反“圍剿”後黨的路線。就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決定由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並兼軍委總負責,給予他全軍指揮權。
  但張國燾隨後又節外生枝,自恃四方麵軍人多槍多,要中央開會解決政治路線問題。8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張國燾要求政治局增補9 名四方麵軍的幹部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為了團結,補選了陳昌浩、周純全2 人為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中央候補委員。張國燾私下散布:“中央政治路線的問題”, “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 … 他對中共中央政治路線錯誤的批評無疑得到了紅四方麵軍多數將領的支持,同時還得到少部分一方麵軍幹部的支持。根據聶榮臻1980 年的回憶,當時陳昌浩約見紅1 軍團的軍團長林彪和政委聶榮臻,做他們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們支持張國燾。談了一會兒後陳昌浩說:“林彪同誌可以回去了,榮臻同誌留下來再談一下。”聶榮臻認為陳昌浩已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這本不足為奇,中央紅軍丟失根據地,長征初期又損失慘重,即使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因為對毛澤東指揮部隊四渡赤水令紅軍長途行軍疲憊不堪、減員嚴重感到不滿,曾怒氣衝衝向中央提出由彭德懷擔任前敵指揮。當時紅一方麵軍包括彭德懷在內的許多將領對中央領導也有所不滿,認為中央已被逃跑主義和失敗主義所籠罩,跑來跑去沒有出路。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就記述了當時他和林彪就中央路線問題的一次爭論,聶說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一貫不一致,是路線問題。林彪反駁道,既然是路線問題,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麽有那麽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兩人爭得很動氣,還拍了桌子。當時左權和朱瑞在場,按組織紀律來說他們應該支持中央路線,不過兩人都沒有表態,而且按聶榮臻的說法,朱瑞隻是“沒有公然支持林彪”的看法。由此可見對中央路線持懷疑態度的大有人在。
而紅四方麵軍將領目睹了一方麵軍近乎潰敗的情形後,自然會覺得中央對一方麵軍的領導已經破產。再加上一、四方麵軍會合後,兩軍之間出現了一些對立情緒,更加深了四方麵軍將領對中央的不滿。第一、四方麵軍出現摩擦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一方麵軍經過長征後,實力大減,軍紀也有所廢弛,中共中央的領導威信無疑在四方麵軍將士中受到很大的損害;二是中央的一些教條主義領導人,比如博古、凱豐,在兩軍會合後發了不少批評四方麵軍的議論,如說四方麵軍中還有土匪軍閥主義殘餘,不是純正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等等,這引起了四方麵軍將士的極大反感。實際上,雙方對分裂都負有責任。正如徐向前後來評論:“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製造分裂,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麵。教條主義者沒有貫徹毛主席的團結方針,對四方麵軍吹毛求疵,橫加指責,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徐向前在回憶錄中還直言:“說老實話,心裏是不痛快的。四方麵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遊擊隊伍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麽多硬仗,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 … 怎麽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麵軍說得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 曆史的回顧》 ,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當然,張國燾作為四方麵軍的主要領導人,無疑要負很大責任,如果說他不是助長四方麵軍對中央的不滿情緒,起碼也沒有去製止。
  8 月初,一、四方麵軍混編為左右兩路縱隊。前敵總指揮和政委徐向前、陳昌浩統帥右路軍,率一方麵軍1 、3 軍團和四方麵軍4 、30 軍先行北上,中共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則率領左路軍。右路軍率先通過草地,但左路軍在草地中為雨所阻,加以糧草不繼,在敵情變化和客觀條件不利的情況下,張國燾再次反對北上計劃。
9 月3 日至5 日,張國燾決定左路軍先行折返,同時電令右路軍暫停前進,再定行止。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南下計劃,並誇大北上的許多困難,如糧食不足、部隊減員等等。
中央機關毛澤東等人則堅持要張國燾率左路軍從速北上。
雙方隔著草地電報往複,相持不下。
  
  
    二、中共中央突然秘密連夜北上


  紅一方麵軍和四方麵軍的分裂就發生在這種情況下。9 月9 日深夜和10 日淩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麵軍的3 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麵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
  對於中央采取秘密出走這種非常手段,通常的說法是由於張國燾密電陳昌浩,命令他武力挾持中央南下,這一“密電”恰被葉劍英看到,葉緊急通知了毛澤東等人,於是毛澤東才率領中共中央和紅1 、3 軍團脫離紅四方麵軍,獨自北上。葉在關鍵時刻為黨立下大功,毛澤東以後一直念念不忘,還稱讚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
  關於這個密電的內容,現在最權威的來源是1937 年3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說法,他提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等語。有的資料還說電文中有“毛、張、周如堅持北,就對他們進行監視”等內容。對於密電的內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 年編寫出版的《 毛澤東傳》 隻提到毛澤東的說法。

  不過這個“密電說”令人生疑,難以自圓之處甚多。

那個現在眾所周知的“密電”,原文除了葉劍英、毛澤東和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個別電報人員外,當時沒有其他人親眼看過,後來在檔案資料中也遍尋不見。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他從來沒見過這個密電,也不知道陳昌浩是否看過。
而陳昌浩也從來沒承認見過這個“密電”。據徐向前回憶,中央率紅1 、3 軍團連夜北上後,前敵指揮部天亮後才知道,徐、陳二人都大感驚愕。徐向前對此分裂更是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想不通。後來四方麵軍前方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連夜撤離,並對四方麵軍放了警戒哨,請示要不要開火。陳昌浩和徐向前商議,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絕對不準打。”陳昌浩也認為不能打。徐向前後來說,陳昌浩是政委,當時有軍事最後決定權,如果陳要打,他是很難阻止的,所以不能抹殺陳昌浩在這一點上起到了維護紅軍團結的作用。從徐向前對此事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看出,陳昌浩當時根本就沒有用武力對付中央的思想準備。
進一步說,假如“密電”提到了開展黨內鬥爭,也並不能表明張國燾有用武力解決中央的意圖。黨內鬥爭是共產黨解決黨內意見分歧的正當途徑,黨內鬥爭表明爭論還屬於黨內的問題,鬥爭結果是作組織結論。
此外,即使張國燾已經下了武力解決中央的決心,但陳昌浩是否會接受和執行這樣的命令也是很成疑問的。陳昌浩和徐向前原來的態度都是支持北上的,在張國燾提出南下後,徐、陳還會同中央一再勸說張國燾顧全大局,率左路軍從速北上。徐向前在這次爭論中雖然沒有公開表態,但他在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曾要求調到中央工作,可見他是相信中央領導的。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陳昌浩“很能幹,有才氣,但年青火旺,盛氣淩人,連張國燾都得讓他三分。平時,幹部佩服他能寫能講,但也怕他發脾氣。”陳昌浩當時已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他確實不滿中央的領導,但很難相信他會采用武力解決中央的手段。
雖然張國燾在四方麵軍有很高的威信,但四方麵軍畢竟是共產黨的軍隊,張國燾如果要對中央采取超越黨章的鬥爭手段,未必會得到四方麵軍將領的廣泛擁護,首先徐向前就肯定不會讚成。陳昌浩雖然支持張國燾對中央政治路線的批評,但他本人是和博古、洛甫、王稼祥、凱豐一樣的留俄生,同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一員,況且當時站在中共中央一方的還有來自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當時右路軍中四方麵軍的部隊有4 軍、30 軍。30 軍政委是李先念,4 軍軍長是許世友。一、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合時,30 軍是作為四方麵軍的先遣隊首先迎接中央的,從李先念在解放戰爭時期及建國初期便擔任了不少重要的職務這一事實來看,他那段時間和毛澤東等人相處不錯,後來張國燾分裂中央的錯誤也沒有牽涉到他。張國燾如命令對中央動武,30 軍會不會堅定服從命令肯定是個問題。至於火爆性子的許世友對中央某些人批評四方麵軍是軍閥土匪主義、逃跑路線等早就火冒三丈,張國燾如命令對中央動武,4 軍恐怕是會執行命令的。後來在延安批張國燾時,正在抗大學習的許世友、王建安等四方麵軍將領也被連帶批鬥。許世友的態度最不好,因此被重點批判。許咽不下這口氣,聯係了抗大中的部分四方麵軍將領,準備逃出延安到四川打遊擊。王建安臨走退縮,並將出走計劃上告,許世友被當做首犯抓了起來,差一點被槍斃。後來許世友被毛澤東說服,成了毛澤東的心腹重將。但在長征時,許世友眼中隻有“張主席”,不會有“毛主席”。
由此可見所謂的“密電”一說,基本上難以自圓其說。
不過,毛澤東等人對說服張國燾北上顯然已失去了信心,雙方隔著個草地打筆墨官司,徒然延誤戰機。右路軍本來已打通了北上的通道,但敵軍也發現了紅軍北上的動向,正在調兵進行堵截。假如敵軍又封鎖了北上的通道,中共中央再不情願,也隻能南下了。陳昌浩的態度是很關鍵的,如果陳昌浩堅決服從中央決議北上,在右路軍拉不回去的情況下,恐怕張國燾也隻好率左路軍跟進。因為陳昌浩在這一關鍵時刻不支持中央的決定,所以後來他在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問題上背了很重的包袱,間接造成了1937 年春紅四方麵軍西路軍的失敗。


三、紅一、四方麵軍的隔閡和猜疑


  未解決的黨內政治路線的分歧,以及一、四方麵軍原有的一些隔閡,造成和加深了中共中央對四方麵軍的猜疑。
張國燾任總政委後的第三天,即7 月21 日,發出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的決定,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原來朱德、毛澤東負責的前敵司令部被取消,前敵總指揮部的大權則在張國燾手裏。
張國燾同時還宣布一方麵軍的各軍團一律改為軍,這樣,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就自然降為和許世友、程世才、王建安、詹才芳等人一樣的軍長或軍政委。
張國燾還在8 月初以統一指揮的名義收繳了各軍的密碼本。這實際上切斷了一方麵軍原各軍團同中共中央之間的聯係,以及各軍團之間的聯係。而且右路軍的行軍隊伍是林彪的軍團打頭,彭德懷的軍團收尾,中間是實力強大的四方麵軍各軍。
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原各軍團領導的警惕和猜疑。
這種猜疑竟到了這個程度:在過草地之前,陳昌浩請林彪和聶榮臻吃晚飯。聶榮臻在回去的路上竟然出現毛森森的感覺,他不僅命令警衛員槍上膛,而且自己不騎馬,手槍也準備好,以應對來自陳昌浩的危險。聶榮臻還“獲悉”張國燾要把他和林彪調到原四方麵軍的部隊去當軍政委和軍長,他告誡林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而林彪則說聶榮臻是搞宗派主義(《 聶榮臻回憶錄》 第283 頁)。
彭德懷對張國燾的戒心最早也最大,特別是在林彪率1 軍團先行出發之後3 軍團孤掌難鳴,而1 軍團隻能和陳昌浩把持的前敵總指揮部保持聯係。彭後來和毛澤東、周恩來秘密決定重新編製密碼本,星夜送往1 軍團,並在8 月29 日恢複了他們和林彪、聶榮臻的聯係,形單影隻的3 軍團終於有了患難與共的1 軍團幫助((彭德懷自述》 ,第202 頁)。
  當時彭德懷因為擔心四方麵軍對中央會有“異動”,秘密把一個團的部隊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圍警戒。
而且在9 月9 日那天,彭德懷根據陳昌浩在午前和午後對“北上”態度的變化,就向毛澤東說:“我們不擁護張國燾南進的方針,現在林彪和聶榮臻離我有兩天路,就剩3 軍團,陳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3 軍團怎麽辦?”他甚至向毛澤東請示為了避免兩軍內證,在必要時可不可以扣押陳昌浩、徐向前作為人質,毛澤東答道不可(《 彭德懷自述》 ,第202 頁)。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懷的擔心及其向毛澤東的提議,是在葉劍英向毛澤東偷送“密電”之前。
  毛澤東後來和斯諾談話,說這一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候,紅軍生死存亡未卜,卻有發生內訌的可能。由此可見當時一方麵軍方麵對四方麵軍的猜疑到了什麽地步。
在這種猜疑的心理下,一個平時正常的舉動就可能增加緊張氣氛。在說服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無望又擔心四方麵軍會阻止一方麵軍北上行動的情況下,中央采取秘密率一方麵軍獨自北上的非常措施,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所謂“密電”可能是另一電報的誤會

  為了弄清1935 年9 月8 日和9 日這關鍵的兩天裏右路軍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徐向前,.楊尚昆、聶榮臻和彭德懷等人的回憶錄以及毛澤東和葉劍英等人的傳記。
徐向前的回憶是這樣記述的:一直到9 月8 日,他和陳昌浩還是傾向於北上的,兩人還發電向張國燾表明態度。當天張國燾即回電,命令徐和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徐、陳感到t 一分為難,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當晚召開會議討論,徐、陳兩人也與會,會議決:定北上方針不變,並由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徐向前、陳昌浩等7 人聯名向張國燾發電,再次陳述北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電文最後說得十分懇切:“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第二天,即9 月9 日,張國燾複電堅持要南下,電文最後也是彬彬有禮:“左右兩軍決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遵。”接到張國燾複電後,陳昌浩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願四方麵軍部隊分開,也表示同意。陳昌浩向中央反映兩人意見,結果中央當天就向張國燾複電,說“陳談右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 … ”當晚毛澤東親自來到徐向前住處,最後一次探詢徐向前的態度。徐向前回答:四方麵軍分為兩半,恐怕不好。毛澤東見徐如此表態,失望而歸。當天深夜和次日淩晨,中央即率3 軍團和軍委直屬隊秘密出走,獨自北上。
  按照徐向前的回憶,張國燾是曾發出過命令右路軍南下的電報,但那是公開的,陳、徐也向中央作了匯報。所謂的密電顯然不是指張國燾於8 日、9 日發來的那兩個電報,但又是那一個呢?
《 毛澤東傳》 說:" 9 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5 軍進抵墨窪附近,但接著又下令紅5 軍全部返回阿壩。他的分裂活動更變本加厲:一麵致電左路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一麵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軍不可分開行動’。9 月9 日,又背著中央另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這樣,局勢便發展到千鈞一發的危急地步。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誌看到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那個電報,立刻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迅速抄下電文(1937 年3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 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一、三軍團迅速脫離險區。”(金衝及主編:《 毛澤東傳》 第362 一363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按照《 毛澤東傳》 的說法,9 月9 日張國燾接連發了兩封電報,一封是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另一封則就是發給陳昌浩的密電。
1971 年8 月,毛澤東為解決林彪問題而南巡時談道:“張國燾搞分襲,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麵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誌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範碩:《 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第340 頁,華文出版社,2002 年)此時,毛澤東說“密電”是同時發給陳昌浩、徐向前的,而不隻是給陳昌浩一人。
《 楊尚昆回憶錄》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這樣談到“密電”的來龍去脈:“第一個看到的是前敵參謀長葉劍英,他是最先收閱張國燾來電的,據他說,內容是速令右路軍南下。葉劍英發覺張國燾起了歹心,趁陳昌浩正在作報告的機會,把電報先送給毛主席。那個電文不長,大約有一二百字的樣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張包香煙的紙上,讓葉趕緊將原電送給陳昌浩和徐向前。”
值得注意的是,楊尚昆提到的電報內容隻是“速令右路軍南下”,另外就是“葉劍英發覺張國燾起了歹心”,他並沒有提到電報內容有“開展黨內鬥爭”,更不用說什麽“武力挾持中央”了。而且毛澤東在抄下電文後,還讓葉劍英將原電送給徐向前和陳昌浩。
楊尚昆的這段回憶不免讓人感到,這個“密電”其實並不機密,很輕易就弄到了手。張國燾要“武力挾持中央”豈會如此兒戲?況且照楊尚昆所說,這個密電並非隻給陳昌浩,而是給徐、陳兩人的。那徐向前應該是看過這份密電的,但徐向前否認自己看到過。莫非是陳昌浩收到葉劍英轉來的密電後,向徐向前隱瞞了?但陳昌浩自己也在喊冤,說從來沒收到過這份電文。
楊尚昆本人沒看過原電,也承認原電以後再也沒有找到,但他認為密電存在是無疑的。因為他說9 月12 日,即中央已獨自北上兩天後,中央曾給張國燾發電,第一句話便是:“陳談右軍南下電令。”楊尚昆認為這份電報正是中央對張國燾那份密電的回複,間接證明了密電的存在。但我們對照徐向前的回憶,這份“陳談右軍南下電令”的電報早在9 月9 日就已經發出了,《 毛澤東傳》 也說這份電報是9 月9 日發出的,可見楊尚昆的回憶和判斷有偏差。而且既然是“陳談右軍南下電令”這就是說陳昌浩已向中央談了電報內容,這樣一來又談不上什麽密電了。
對於9 月8 日和9 日這兩天發生的事,《 徐向前回憶錄》 中的記述最詳,書中還完整地引用了中央給張國燾的電報及張的複電。徐向前在這段記述中沒有一個字提起密電,但我們不難體會到徐帥的良苦用心。雖然密電事件最後由張國燾、陳昌浩兩人負了全部罪責,並沒有涉及到徐向前,但於情於理來說,張、陳兩人要真的搞兵變,他這個四方麵軍的總指揮又怎能脫得了幹係?何況毛澤東和楊尚昆都曾經說過“密電”是同時發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
照徐向前所說," 1935 年9 月8 日,張發電要陳、徐率右路軍南下,中央方麵反對,開會時,毛等擬好一份要張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並要陳、徐表態。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 (《 徐向前回憶錄》 ,第447 頁)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表態,陳、徐都同意北上,但陳顯然願意考慮南下作為另一種方案,所以9 日張國燾再次來電堅持己見時,陳就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而徐確實不願離開左路軍單獨北上。
直到9 月9 日,徐、陳兩人才勉強同意南下。而張國燾和中央這時就南下、北進問題仍在扯皮。陳昌浩剛剛有轉彎的表示,張國燾馬上就發密電要陳昌浩用武力挾持中央南下,那張國燾這事情做得也太快、.太急、太絕了些吧?畢竟陳昌浩不是惟張國燾之命是從的人。
徐向前回憶9 日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裏問我:向前同誌,你的意見怎麽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麵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有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 徐向前回憶錄》 ,第452 頁)在分裂的前幾個小時,毛找徐的動機顯然是對徐和張、陳的關係略有了解,想把徐從張、陳那裏分化出來,爭取徐的支持。毛找徐的時間顯然是在“陳談右軍南下電令”之後,徐向前當然也知道張國燾的“右軍南下電令”。
當天深夜和次日淩晨,毛澤東與中央單獨率3 軍團和軍委直屬隊北上,葉劍英還偷走了右路軍惟一一張西北(甘肅)的軍用地圖。不太了解內幕的徐向前很緊張:“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鍾點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麽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 徐向前回憶錄》 ,第453 頁)
  照徐的說法,張國燾並沒有要他們“武力解決”中央,他和陳昌浩一起製止了兩軍分裂後可能發生的衝突:前麵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麽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聽從我的意見,作了答複,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誌維護團結的作用。
  
  
五、這段曆史還不能完全說清楚

  再來看草地分裂事件的另一個關鍵當事人彭德懷的回憶。《 彭德懷自述》 是彭帥處於受審查、監管的環境下完成的,彭的每一句話都會受到嚴格的查證,而且這本書是在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等人健康狀態良好的1981 年出版的,因此這本書有非常高的真實性。
彭德懷這樣談“密電”事件:“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南進,毛主席親到徐、陳處商談行動方針,陳談,張總政委(張國燾)來電要南進。毛主席即說:‘既然要南進嘛,中央書記處要開一個會。周恩來、王稼祥同誌病在三軍團部,我和張聞天、博古去三軍團司令部就周、王開會吧。’陳昌浩同意了,他們未想到是脫身之計。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 … ”(《 彭德懷自述》 ,第203 頁)
  從彭德懷的敘述看,葉劍英報告的“密電”是“張國燾來電南進”,而且隨後陳昌浩也沒向毛澤東隱瞞,這和“陳談右軍南下電令”相吻合。倒是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事先提醒下,在和陳昌浩談話時,想好了脫身之計。
徐向前回憶張國燾於9 日“複電我們並轉中央,再次明確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徐向前1982 年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等的訪問時明確說:“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製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麽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製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
徐向前說“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顯然是有所指的,因為聲稱在葉劍英之前看過“武力解決中央”密電的人當時隻是前敵指揮部的一個副科長而已。
  當時主管四方麵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說:“宋侃夫同誌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曆史。… … 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廖蓋隆:《 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 ,《 炎黃春秋》 1993 年第1 期)
廖蓋隆沒有說收到葉帥的回信。1995 年出版的《 葉劍英傳》 也沒有正麵回答徐向前的問題,但引用了葉劍英本人1982 年三四月間同軍事科學院幾位同誌的幾次談話內容,葉劍英這樣談“密電”: “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 … 他(引者注:指毛澤東)看完電報後很緊張,… … 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裏來。’我趕忙跑回去,… … 把電報交回給他(引者注:指陳昌浩),沒有出漏子。”
從葉劍英的這些話來看,無法判斷“密電”和“陳談右軍南下電令”所指的那份電報是不是一回事;“語氣很強硬”和“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不能簡單畫等號,畢竟“陳談右軍南下電令”所指的那份電報確實“語氣很強硬”,因為它強調“左右兩軍決不可分開行動”。
由此可見,這段曆史還不能完全說清楚。至於張國燾是否有用武力解決中央的具體行動,直到現在也沒有發現任何張國燾企圖用武力威脅中央的客觀證據。後來在延安批判完全失勢的張國燾時,隻提到張國燾的三大錯誤:土匪主義、軍閥主義、分裂中央,絲毫沒有提到他有武力挾持中央的陰謀。“張國燾企圖武力危害中央”的說法,是張國燾1938 年4 月叛變中共後才開始出現的,這可以看做是徹底搞臭叛徒的一種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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