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的小人物(5) 最倒黴的人--時念堂

作者：百鍶

<最倒黴的人--時念堂 >

1971年9月12日，對時任空軍專機師（三十四師）師長的時念堂來說，這是他一生中的分水嶺，他從事業輝煌的頂峰一下跌到了穀底。時念堂那一年才46歲。如果不受“九·一三事件”的牽連，時念堂會成為中國空軍中最閃耀的將星之一，因為除了空軍高層領導，中央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對他都很熟悉。而且時念堂超群的業務能力，工作作風上的一絲不苟，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都為人稱道，否則他也當不上空軍專機師師長。

說時念堂是最倒黴的人，在於看似偶然的因素使他牽涉到“九·一三事件”之中。

首先，時念堂本來有機會躲過這一“劫”的。1971年8月中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自交代時念堂， 執行中央歌舞團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劇組出訪歐洲六國的專機任務。9月6日，時念堂奉命率包括民航飛機在內的三架伊爾-18型飛機，從首都機場起飛，經新疆和田飛向阿爾巴尼亞。 如果時念堂一直跟著劇組，也就躲過了“9.13”的那一夜。但按計劃，把劇組送到阿爾巴尼亞後，機組返回，等劇組訪問最後一國時，機組再去把他們接回來。9月9日的晚上，時念堂從阿爾巴尼亞跟著飛機返航北京了。時念堂如果不回來，什麽事情也沒有。

以下的因素更偶然。9月9日的晚上時念堂回京，因為連續長途飛行，特別疲勞，9月10日機組休息一天，9月11日總結，全體機組成員進行了出國飛行講評。9月12日，偏巧是個星期天，機組人員繼續正常休息，時念堂也是一樣。時念堂在去阿爾巴尼亞前，按黨委分工在沙河機場蹲點，因此他沒有必要到去師裏上班。9月12日上午，時念堂要車進城看望母親，中午回到自己在北京西郊機場的家。他準備晚飯後回到自己蹲點的沙河機場，車都已經要好了。正要走，空軍總院來了兩位科主任。因為時念堂有胃病，衛生隊長就接來總院的專家給他會診。時念堂與這兩位專家也很熟，就多聊了幾句，送走兩位總院的專家，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時念堂告訴司機，今晚就算了，明天一早再去沙河機場。沒想到就是這一夜，發生了“9.13事件”。如果去了沙河機場，“9.13”那一夜，時念堂許多事情也就不會參予其中，以後接受“審查”，容易說清楚。

9月12日晚上11點30分左右，時念堂已經睡下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來電話，說總理在查詢256號三叉戟怎麽到山海關了？時念堂離開專機師工作有一段時間了，他如實向吳法憲報告說，不知道這件事。吳法憲急了，說道：“你們機場的專機，你怎麽不知道？飛機都飛走了。”最要命的是，時念堂接受黨委分工到沙河機場蹲點前，是分工主管專機的，如此重要的專機活動，吳法憲不相信他不知道。

11點40分左右，吳法憲第二次來電話，又問：“三叉戟究竟是怎麽飛到山海關的？”這一回是質問的口氣，相當嚴肅。時念堂還是如實說不知道，但他感到問題有些嚴重，補充了一句，可能是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派的飛機。吳法憲沒好氣的說：“那好吧，我找他。”其實要查問也不困難，問調度室就知道了，師裏所有的飛行任務包括首長專機，訓練飛行，作訓科都有人經手辦理，並有登記，一整套嚴密的程序，很容易查，再保密也要有人經辦，有領導批準。強烈的責任心使時念堂當即打電話問師機關幾名經管航行的人員，結果都說不知道。雖然時念堂沒接師裏的工作，但他畢竟是師長，他讓總機要到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屬平靜地說，老潘飛行去了。這時時念堂才明白原來是潘景寅駕駛走的三叉戟飛機。十幾分鍾後，候機室來電話說，吳司令到候機室了，叫你馬上過來，時念堂摸黑騎車到了機場候機室。

9月13日0點32分，256號三叉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這一刻，時念堂後半輩子的倒黴再也躲不掉了。此時，吳法憲大罵起來，媽的，說不能起飛，怎麽起飛了？一連說了好幾遍。在場的人都摸不到底細，誰也不敢說話。時念堂直到這時還不知道飛機上坐的是誰，更沒有想到飛機會跑出國境線。吳法憲叫他打電話呼叫，時念堂走進指揮所，通知有關人員打開所有的通信設備，同時叫標圖員開始標圖。他以為256號三叉戟要飛回北京，又命令外場保障人員迅速打開跑道燈及一切夜間降落設備，導航台也打開。這時，專機師整個行動起來了。機場燈火輝煌，塔台燈打開了，機場跑道燈也打開了。半個小時後，外場指揮車和各崗位都按照保證重要專機任務的規格各就各位。北京距離山海關300公裏，再有十來分鍾，三叉戟就該到了。不過，時念堂還不知道256號三叉戟變成252號了。時念堂親自呼叫256號三叉戟，但對方一點反應也沒有。幾分鍾後，北京軍區空軍的跟蹤雷達報告256號三叉戟飛行方向280度。時念堂放鬆了，這正是山海關飛往北京的方向。飛機到了唐山北邊遷安縣上空，飛機突然轉向340多度，向張家口方向飛去。時念堂傻眼了！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麵。9月13日淩晨3時15分，沙河機場又起飛了一架3685號直升機。這架直升機起飛10分鍾後，沙河機場才報告，時念堂馬上采取措施，但已經來不及了。在此之前，周恩來已經代表黨中央下達了全國禁空令，偏偏又是時念堂讓大值班室給作戰科值班參謀蔡長鬆打電話，讓蔡參謀通知沙河203團政委楊慶升，但還是有一架直升飛機起飛了。火冒三丈的吳法憲大罵起來，而這時由周恩來派到西郊機場的楊德中就在旁邊，時念堂真有點說不清楚了。時念堂最倒黴的就在這件事情上。直升機團政委楊慶升淩晨2點40分左右接到禁空令，他沒有馬上傳達。他想反正現在團裏也沒有飛行了，和平時期，搞那麽緊張幹嘛？明天早上再傳達也誤不了事。真沒想到這麽一耽擱，調度員由於沒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3685號直升飛機。可以說，楊慶升把時念堂害慘了。以後，認定楊慶升是和平麻痹思想，不是陰謀。楊慶升沒進“學習班”，更沒被關起來，轉業到地方完事。時念堂可就大不一樣了，直到最後給他“落實政策”，這件事情仍然算做他的“錯誤”。

1971年10月初，時念堂被隔離。10月28日，時念堂被送到空軍東郊民巷招待所，進了空軍的“學習班”，集中交代問題，實際上是被軟禁了。兩個月後，時念堂被集中到北京軍區招待所86樓。1972年國慶節後，10月16日，時念堂被轉到亞洲療養院，由中央專案組隔離審查。這期間，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同時念堂談過一次話，以後很久沒人再找他，絕大多數的時間是一個人在屋裏呆著。1978年8月12日， 公安部來了一個處長，宣布中央專案組結論：“時念堂罪行嚴重，屬於敵我矛盾，定性現行反革命，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軍籍，交公安部送勞改農場勞動改造。”但沒有說勞改多長時間。時念堂被押送到山西原平崞陽附近一個勞改農場勞動。1982年7月26日，公安部根據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的決定， 解除對時念堂的勞動改造，由原單位複查處理。這時，離“9.13事件”已經接近十一個年頭了。

經過十多年的審查，沒發現時念堂與“9.13事件”有任何牽連。原來的“雙開”和“現行反革命”最後也一風吹了。1985年10月，專機師政治部一位幹事向時念堂宣布空軍政治部黨委對他的處分決定：“犯嚴重的政治錯誤，留黨察看兩年，撤消行政職務，保留原14級，按正團作退休處理。看病住房，工資按正團。”1985年這個重新做的結論主要依據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機場建“黑據點”的問題；二是周宇馳在沙河機場學駕駛直升機的問題；三是“9.13”淩晨直升機在禁空令傳達後起飛的問題。結論說：“9.13”淩晨，黨中央向全國下了禁空令，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等人聯合簽發的命令，不準任何一架飛機起飛。時念堂13日淩晨2點30接到命令後，沒有立即向該師所有部隊、場站、 調度室等有關部門傳達，也沒有提出執行這一命令的具體措施。13日淩晨2點半左右，周宇馳等到沙河機場，3點左右，原203團團長劉景祥打電話向師裏報告，有人去機場要飛直升機，時念堂接到電話，既不向劉傳達黨中央的禁空令，也未采取緊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馳等劫持直升機叛逃。時念堂認為這三個問題都不符合事實。第一、二個問題，是當時空軍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為軍人，隻能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第三個問題前麵已經提及，直升機團政委楊慶升接到了禁空令，由於和平麻痹思想，他沒傳達，並不是時念堂沒有及時傳達。以後，專機師政治部派人向地方移交時念堂，到北京海澱區人事部門聯係時念堂的退休安置，但海澱區政府認為這個處理不符合黨的政策，拒絕接收。時念堂是1943年參軍的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最後對他的處理是極不公正的。

時念堂的“倒黴”也是一種警示：根深蒂固的“左禍”，徹底鏟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