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對賀龍彭德懷關係的影響之二
那有沒有旁證來證明此事呢?如果老彭對於時局的理解和老賀不一樣的話,那就是極可能的側證了彭是支持甘的。 我們來看下老彭的當時對時局的理解。
在山西前線領導華北敵後抗戰的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北方局的劉少奇,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的項英都參加王明的了“十二月會議”。 後來由於此次會議通過了王明的報告和宣言,被稱之為標誌著王明右傾(此後稱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實際形成。
彭德懷在後來的《彭德懷自述》稱,在“十二月會議”上“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他後來承認當時“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誌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但是他“對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他在華北會議上說“華北黨是否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 受了,但未執行”;“十二月會議”後的半年多時間中,在華北,“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此後“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4《彭德懷自述》] 。
以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的華北軍分會於平型關大捷後下發了《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說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加上八路軍的積極影響和配合,“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爭取 “戰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變華北戰局”,並提出八路軍“必須依據獨立自主的運動遊擊戰機動果敢的作戰原則”。實際上“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麵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 [5《彭德懷自述》] 當然這種觀點同賀龍的觀點是相左的。
10月17日老毛對此做出了強烈反映。老毛和張聞天發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周恩來:“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 但一直到事後22年的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對華北軍分會下發的小冊子不能釋懷,說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並說“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而且因為彭確實有向長江局請示過工作,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批為:抗戰時華北局受長江局領導,你是聽王明的話。
***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和後來的彭對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上的認識是一致的,彭德懷曾在華北軍分會傳達了“十二月會議”的精神。陳賡在1938年1月3日日記中記述:“讀德懷同誌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一部,深感過去對統一戰線的認識確有模糊之處,以致在運用上發生缺點,而且引起了友黨政府發生不必要摩擦,……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於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
可見老彭是有這個思想基礎的。
反軍閥主義由此來看,不是老毛一手發動的,但是也不會是老彭發動的,因為是的話,老毛肯定會點出來,但是從老的話來推測,則肯定了老彭在反軍閥主義時有針對賀龍的動作,當然老毛也說賀龍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