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華北座談會

彭德懷與華北座談會 散木 一、彭德懷受到了批評 　　1945年2月至7月之間，中共“七大”召開之前 和之後，在延安同時召開了一次前後有43天的“華北座談會”，亦即2月1日至7月25日的“華北地方與 軍隊工作同誌的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 彭 德懷、林彪等，大會推選薄一波為主席。 　　華北座談會本來安排的議題是總結華北敵後 抗戰的工作，“是因為在華北主要是在晉冀魯豫區 的工作中，地方幹部及一部分軍隊幹部對彭德懷同誌有某些意見，長期未得到解決”(薄一波語)， 所以利用七大開會前的時機來解決一下這個問 題，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懷建議召開的。彭德懷當時也說：“我早有這個想法。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氣出了名的’，讓大家批評批評很好 嘛。” 　　彭德懷在座談會上檢討了在工作中的缺點和 失誤。他在2月1日的報告中，如對眾說紛紜的“百團大戰”，認為其“弱點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敵人注意自己。敵人1941年、1942年嚴重搞我們，但是否由百團大戰引起，這還不能過早結論。不管怎樣，敵人是要搞我們的”。除軍事之外，彭德懷還檢討了1940年黎城會議(即中共北方局召開的太行、太嶽、冀南等根據地高幹會議)“有正確與錯誤的兩個方麵”、抗戰初期“對國民黨提‘互相幫助，互 相發展’，未分析具體對象”以及整軍運動中“未解決群眾路線問題”等；“百團大戰”之後“對敵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則問題上的嚴肅性與具體問題上的靈活性未結合”、“對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新陰謀，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動”以及“對皖南事變不冷靜”等；1943年彭德懷在太行高幹會講話的錯誤，等等。 　　但是，後來這個座談會卻發展為對彭德懷的過火批評，這主要是康生參加會議後所導致的。“康生首先打了一炮”，從此把座談會變成了批判會，討論、批評的內容變成對彭德懷曆史問題的“清算”。康生氣勢洶洶地對彭德懷說：你在抗戰開始時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你不懂根據地建設的規律，不發動群眾。你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力量，把日軍力量大部吸引過來，幫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忙。”等等(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 　　其實，除了康生這個因素，對彭德懷的不公正的批評還受到當時中共整風中出現的左傾影響，以及由於彭德懷在黨內樹敵過多等所導致。於是，就出現了令人寒心的一幕：幾乎全場一致集中火力批判百團大戰，“一些同誌在發言中說彭總領導的百團大戰是大錯誤，一是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幫助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彭德懷有積怨的羅瑞卿當著彭德懷的麵說：“主席要我們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你卻總是堅持錯誤，修正真理。”隻有少數人主持公道為彭德懷緩頰，如蕭克的發言“也批評了彭的錯誤”，但說“百團大戰在軍事上打得不錯，掃除了敵偽許多軍事設施，恢複了根據地不少麵積”等等。但馬上有人說他思想落後跟不上形勢(《蕭克回憶錄》)。薄一波回顧說：“我和楊尚昆、安子文同誌都是參加了並且完全讚同百團大戰的，可是在這種氣氛下，未能起來據理反駁，內心深感不安和慚愧。” 　　二、所謂“經驗主義”和王明的“教條主義” 　　華北座談會上對彭德懷的批評，與延安整風這一背景有關。當時作為整風的主要對象，除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外，還有就是所謂經驗主義，涉及到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當時蘇聯駐延安的代表、共產國際聯絡員弗拉基米洛夫在電報中稱：“毛澤東把劉伯承、彭德懷、葉劍英、周恩來、聶榮臻都看成是經驗主義者。” 　　所謂經驗主義，就是指它與王明的教條主義雖然有區別，不是從書本出發，但是卻從狹隘的經驗出發，且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其實與教條主義無異，尤其是對全局性的重大問題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往往與教條主義合夥，成為其助手和附庸。這是指抗戰初期的中共長江局(周)和華北軍分會(彭)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受王明路線的影響的。 　　王明從蘇聯回國後召開了“十二月會議”，在山西前線領導華北敵後抗戰的周恩來、彭德懷以及北方局的劉少奇，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的項英都參加了。會議宣稱“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的路線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於是也就通過了王明的報告和宣言，這標誌著王明右傾(此後稱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實際形成。 　　彭德懷在“十二月會議”上“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他後來承認當時“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誌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誌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彭德懷自述》)。但是他“對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是明確的”，他在華北會議上說“華北黨是否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受了，但未執行”；“十二月會議”後的半年多時間中，在華北，“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此後“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其實，不獨彭德懷一人對王明路線認識不清。 毛澤東後來在提到“十二月會議”時說道：“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隻對持久戰、遊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洛川會議我提出抗戰後主要危險是右傾，大家都沒有了解”(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上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黨內正確思想有分歧。王明在中共中央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全會上，仍然認為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政策太“左”，並建議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而與國民黨妥協。他還認為“農民的遊擊戰爭 不能最後的解決問題，國際常告訴我們要注意城市工作、工人運動與軍事工業。即此，現恐怕國共兩黨合作的形式還要進一步”(見《李富春傳》)。後來王明的右傾錯誤在整風中得到清算時，周恩來等也作了檢討，比如“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遊擊戰”等，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彭德懷身上。 　　還在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開赴抗日前線，為保證共產黨對其的絕對領導，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分會，這就是後來被 稱為的“華北軍分會”，它由朱德任書記，彭德懷任副書記。華北軍分會於平型關大捷後下發了《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說如果國民黨改善在山西的軍事領導，動員群眾，加上八路軍的積極影響和配合，“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爭取 “戰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變華北戰局”，並提出八路軍“必須依據獨立自主的運動遊擊戰機動果敢的作戰原則”。實際上“這個指示有輕敵速勝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麵的準備(政治上、經濟上，尤其是軍事力量上)，同時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及其進步性。這樣就容易放鬆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動群眾組織遊擊戰爭和做長期艱苦鬥爭的精神準備工作。”(《彭德懷自述》) 　　彭德懷當時不在總部，但對這一指示看後並沒有反對，他承認當時對於“‘運動戰’和‘遊擊戰’這兩個概念主次是模糊的”，“當時軍分會的同誌，都沒有把敵後遊擊戰爭提到戰略上來認識，對於毛澤東同誌在洛川提出的‘以遊擊戰為主，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認識也是模糊的”。 　　對於華北軍分會的這一指示，10月17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迅即發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周恩來：“軍分會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但一直到事後22年的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對華北軍分會下發的小冊子不能釋懷，說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並說“這個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 　　華北軍分會成立時也正是洛川會議確立了紅軍在抗戰中的基本任務和戰略方針不久，當彭德懷開赴山西抗戰前線之後，毛澤東多次有電報向他闡述八路軍應實施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和基本原則”，“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等(後來廬山會議時林彪說平型關戰役是任弼時頭腦發熱所作的決定；毛澤東也認為當時“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但彭德懷在抗戰初期急於正麵與日軍交戰，甚至還反感保存實力的從長計議，這又讓人將之與王明路線有所聯想，於是成了彭德懷在華北座談會檢討的主要內容之一了。 　　三、彭德懷的其他“錯誤” 　　在華北會議上彭德懷予人以口實的還有： 　　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上，彭德懷曾在華北軍分會傳達了“十二月會議”的精神。這個傳達造成了一定影響，如陳賡在1938年1月3日日記中記述：“讀德懷同誌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一部，深感過去對統一戰線的認識確有模糊之處，以致在運用上發生缺點，而且引起了友黨政府發生不必要摩擦，……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於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然而這並不能歸咎於彭德懷，因為那是作為黨的決議貫徹和傳達的，即使不妥也應歸咎於王明的右傾錯誤。當年朱德就有這樣的文字：“全國一切抗日軍隊，就應當更加鞏固自己的團結，隻有全國軍隊堅強地團結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團結在抗戰的大纛之下，我們才能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險，克服空前的嚴重困難，取得最後勝利。”(《鞏固全國抗日軍的團結，爭取最後勝利》) 　　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關於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談話。這是彭德懷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的關於民主教育的一次談話內容，其主要內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製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製度”。毛澤東6月6日為此致信彭德懷說“不妥”，即“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等等。顯然，對“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理解，彭德懷和毛澤東的理解不是在一個層麵上。彭德懷的理解和看法是針對廣大人民包括中共的，毛澤東卻是將之與“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相聯係，因而兩人就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受了毛澤東的批評之後，彭德懷在華北會議上檢討說：“我在太行高幹會講話基本是錯誤的。” 　　三、對同誌們提出的關於敵後根據地建設的規律問題表現出了粗暴的態度。1942年太嶽區整風時薄一波提出“抗戰初期缺少對根據地建設規律的認識的看法，不料觸怒了彭德懷同誌，他聲色俱厲地批評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們各區黨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這個指責。”(《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彭德懷是一個性格有些粗暴和簡單的人，甚至他在毛澤東麵前也常常是率性而為，口無遮攔，因此也頗得許多人的詫異甚至是冷眼，也就格外容易得罪人，這也是他後來悲劇的一個原因。 　　在涉及彭德懷的“錯誤”中，“王明路線”的指責顯然是最嚴重的。不過，鑒於王明抗戰初期的問題的複雜性，對它的認識也需要有一定時間，這也就是彭德懷後來回憶所說的：“對王明路線，我隻是在具體實踐時行不通，才被迫抵製的，認識是不深刻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彭德懷自述》)。 　　當彭德懷將自己在中共北方局黨校整風學習會上的發言《關於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交給毛澤東過目，毛澤東在彭德懷檢討華北6年的工作是“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路線，但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點”一句中圈去了“基本上”三個字，並且特意寫了一段眉批：“就華北全黨來說，就整個六年來說，應該說，執行了中央路線”(見當代中國出版社《彭德懷傳》)。後來召開七大，毛澤東明確表示華北抗戰“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麽基本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 　　從後來發生的問題看，這個評語並不是毛澤東一貫的看法，事實上他對彭德懷是始終持有保留意見的。比如毛澤東後來在廬山會議說彭德懷是“交不親的朋友”，“華北會議召開，人家這麽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顯然就是惱怒於彭對自己的不恭。華北會議彭德懷的報告中，曾著重談到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並檢查了他對毛澤東認識的三個階段，即從“大哥”到“老師”再到“領袖”，認為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發展了列寧主義，今後自己要向毛澤東學習等；在隨後的“七大”上，他在發言中也稱根據地的成績與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與朱德的名字、與劉少奇對北方局的正確領導等分不開，而後來毛澤東顯然認為這都是彭德懷言不由衷的講話。 　　四、華北座談會對彭德懷的影響 　　這次華北座談會對彭德懷的批評影響是深遠的。在當時，既有對敵後抗戰戰略方針上的分歧，也有個人恩怨方麵的過節，可以說在華北座談會前後，彭德懷在黨內、軍內已經結怨甚深。毛澤東後來說：“華北座談會幾十人，事先沒有好好談通。”這影響延續到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上綱上線、全麵否定。羅瑞卿在廬山會議上就對彭德懷說：“華北會議你不服，我看你怎麽也賴不掉。”(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從後來的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來看，許多內容早在華北座談會上已經提出了，比如關於“彭得華”的名字、平江起義是“入股革命”、執行“立三路線”、誅殺王佐和袁文才、虛偽的生活樸素(所謂“在生活上學馮玉祥”)、一貫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麵、執行王明左傾路線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鬧獨立性等等，這些明顯是不公正的指責，到了廬山會議上又重新被提了出來，同時還加上了長征路上的會理會議、兩次“王明路線”、卷入“高饒事件”等等。其中重量級的是華北座談會上所總結的彭德懷的“四大錯誤”——在抗戰戰略方針上反對毛主席、擅自發動百團大戰、執行王明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和對群眾運動潑冷水、鬧獨立性(毛澤東說：“會理時期，華北時期，你鬧獨立性，有電報，重大問題自己幹自己的，可執行可不執行。洛川會議做了決議也不服從中央方針，到華北軍委分會另發指示”)等。 　　在華北座談會上，彭德懷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知錯就改，胸襟坦蕩”的姿態。華北會議”即將結束時，彭德懷根據大家的批評一再作自我總結和檢查，這有：1．“對自內戰到抗戰之嚴重的政治轉變，精神上沒有準備”；2．“軍事路線方麵，對遊擊戰爭的了解是逐漸的”；3．“十二月會議同意了王明的東西，但堅持軍隊中領導權是我們的，這是對的”；4．“作風上的問題本質乃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問題”。他還檢討自己在入黨以後帶來三個東西：即“舊軍事觀點”、“英雄主義”、“恩賜的群眾觀點”。薄一波說彭德懷“在會上也作了實事求是的檢查和認真的自我批評”。但彭德懷對錯誤並“沒有做違心的檢查”，並且多次表示“承認錯誤不要嘩眾取寵”。後來他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時還曾表示：他之所以采取給毛澤東寫信的方式，是“華北會議我得到一條重要的教訓：我這個人是舊軍官出身，有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對此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寫信給主席”。 　　當然，人非聖人，當年華北座談會上過火打擊的讓脾氣暴躁的彭德懷耿耿於懷，或者說按照他的性格(毛澤東給他的綽號的“張飛”)，他對那些不公正的批評毋寧說是有著抵觸的情緒的，後來又把這些帶到了多年後的廬山會議上，終於又在忍無可忍的情緒和心態下說出幾句過頭的話。毛澤東曾當眾說：“華北座談會說他是個人英雄主義，他罵娘，不服。說操了他40天，他現在要操20天。好，予以滿足。”毛澤東“龍顏大怒”，也使與會者基本上站在了受辱的毛澤東一邊，造成彭德懷本人無法挽回的悲劇，其實也鑄成了共和國曆史的悲劇! 　　多年後薄一波在寫回憶錄時總結當年的教訓，懇切地認為：“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所謂‘新賬老賬一起算”’、“不要‘刮風”’和“不能憑感情和意氣用事”。“由於複雜的原因，彭德懷同誌和毛主席在曆史上有過分歧和誤解，如果雙方都不計較個人恩怨，不動感情，冷靜處理，情況就會好得多。”(《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1959年的批判彭德懷與1945年的對彭德懷的批評是聯係的，毛澤東和黨內一些人對彭德懷的惡感並非一日之寒，當年延安整風背景下的華北座談會多少是“教訓”了一下彭德懷。 　　當年華北座談會對許多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其潛在的危險卻是種下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都被翻了出來，老罪行加新罪惡，彭德懷被鐵板釘釘，注定隻能是曆史悲劇中的主人公了。 　　《文史精華》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