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崗身邊還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級幹部。在東北局的常委中,張聞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誌,他的理論造詣深,注重調查研究,常常對現實中的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高崗對張聞天很敬重,說他有學問,‘是個翰林’,在遵義會議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對他要善於使用。在製訂方針政策時,東北局很重視張聞天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重要文件常由張聞天起草。他關於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份及我黨的方針政策的論述,深受高崗的讚賞,把它作為東北經濟建設的政策依據。東北解放前後,張聞天一直任遼東省委書記,1949年調整東北局時,高崗曾提議讓張聞天擔任組織部長,但據說有人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後來張聞天又因為供銷社和私人工商業問題而受到批評。高崗認為張聞天在東北未能得到重用,頗為遺憾。張秀山是來自西北的一位資曆很深的同誌,是黨中央派到東北的第一批領導幹部之一,東北解放後擔任組織部部長。李卓然也是西北局來的幹部,抓宣傳工作很有一套,在經濟計劃工作方麵也頗有才幹。沈陽市委書記凱豐同樣是一位老同誌,高崗說他理論水平高,能力強,對他也很尊重。總之,東北局的領導班子很得力,大家團結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東北的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在東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說,‘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1951年,劉少奇曾對陳伯村說:東北局的幹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並請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由於領導重視,措施得力,幾年來東北地區培養了大批經濟幹部,如果以1949年4月工業幹部的基數為100,到1953年6月就達到1036,壯大了10倍還多,不僅保證了東北地區提早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而且隻要工作需要,東北局就毫不猶豫地派最好的幹部支援其他地區,幫助全國的經濟恢複和發展。在幹部問題上,東北地區對全國、對中央的貢獻有目共睹。
“1952年秋,高崗到中央工作前後,中央對東北局的領導班子進行過一次調整:增補林楓為第一副書記,高崗不在東北時,由他代行書記職務,張秀山和我分別為東北局第二、第三副書記,郭峰(原遼西省委書記)任組織部長,趙德尊(原黑龍江省委書記)任農村工作部部長。高崗曾對我說,他走以後,由林楓主持東北局的工作,叫他管全麵,叫秀山和我多注意財經工作。高崗還說秀山政治上很強,在延安時毛主席很器重他,要我多幫助他,要注意搞好東北局的團結,把工作搞好。我表示,一定加強東北局的集體領導,按黨的原則辦事。 “總的來說,我認為東北局在幹部問題上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賢的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論述,是半個世紀以來大陸公開出版物對高崗“野心家”、“陰謀家”反麵形像的第一次認真的、全麵性的顛覆。惟以此觀之,《我的回憶》對這段被顛倒的曆史的再顛倒,實在是具裏程碑的作用,值得史學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