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周恩來和賀龍事件-賀龍事件始末之三

【原創】周恩來和賀龍事件-賀龍事件始末之三十大元帥中，周同賀的關係最深。周恩來是賀的恩師和革命引路人，在南昌起義的時候，賀為代理總指揮而周是中央前敵委員會書記。但是，周的原則是這樣的，寧反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也就是說如果組織上決定打倒賀了，不論是對是錯，都要執行。在文革前，周賀兩家的關係是非同尋常的密切。但自從周知道毛的意圖後就發生了變化。1966年5月，賀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給周，周卻說，我不喜歡吃這些野味，賀的熱臉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賀好納悶：以前不是這樣啊！ 八月初賀派夫人薛明為劉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見：“少奇同誌還是國家主席嘛，這樣搞象什麽話！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周一言不發麵目嚴峻的把薛明送走，更是讓賀掉進了缸裏，分不清東西了，老兩口直嘀咕，這是刮了哪股風。但是賀龍還是周想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帥。1966年，賀陪毛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賀在知道到國家體委鬧事的消息後突然昏厥。 周便接賀龍與薛明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安排在接見外賓的前廳裏。前廳的門窗關得緊緊的，雙層窗簾拉得嚴嚴實實，此事對內對外都絕對保密，賀也得到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修養。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周的態度也有了變化。1966年底，體育係統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將鬥爭目標集中到賀龍身上。他們分批不停地找賀龍“澄清問題”、對各種事情表態。賀龍日夜不得安寧，無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組織決定你暫時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 到新六所沒有多久，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聲稱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薛明三次向周恩來告急，沒有及時得到回答。賀龍對薛明說：“有什麽了不起的事，他們是瞎胡鬧！走！我們回去和他們講理去！” 路經中南海，賀龍、薛明來到周恩來的住處，他要向周恩來報告準備搬回家去住。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沒有回來，秘書為他們在西花廳搭了床，對他們說：“總理讓你們先在這裏休息，暫不要回家。”　賀龍就這樣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又一次住進了周家。但是這次，周沒有讓賀的警衛跟來，賀的警衛可是一直隨身帶上步槍和機槍的。脫離了自己的警衛，賀就等於被解除了武裝。1967年1月初毛下令對賀審查，並且要周同賀進行談話。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對賀說：毛和我都是保你的。周還勉勵賀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 賀龍明白，自己也當過彭德懷的專案組的組長啊，什麽“學習” 啊，其實就是“雙規” ，邊懺悔邊寫檢討，是變相的逮捕。賀龍說，我一身都是病，那兒都不去。賀龍還是一身匪氣的。賀賴著不去西山“學習”， 周說那不行。 周讓警衛幫忙收拾東西，一直折騰到1月20日淩晨4時，賀龍和薛明才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去西山時， 賀龍坐的不再是“大紅旗” 而是破吉普了，當晚就睡上了冰涼的硬板床。在中央派人調查完賀龍的曆史問題後，在1967年8月1日淩晨，周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的代表和國家體委的一些人，談賀龍問題。周說，主席說賀龍的問題要背靠背。賀龍在曆史上有功勞，南昌失敗後堅持革命，在二方麵軍推動張國燾北上也是一功。但不是一貫正確，在湘西肅反擴大化問題上有責任----過去他不承認，這次承認錯誤。至於定性，周恩來說，我們不好說，要主席來定。 1967年9月7日，葉群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作長篇發言，聲稱賀龍問題嚴重，要求立案審查。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陳伯達、葉群向毛澤東、林彪報送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的報告。報告說：“賀龍的政治曆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都很嚴重，需要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辦公室設軍委，抽調10名軍隊幹部組成專案組。”毛澤爾9月13日批：“同意”。 但是此種關於專案組的說法是不是符合曆史真實的情況呢？ 賀龍專案組的組長實際是周， 楊成武後來講，當時賀龍專案組的負責人是楊成武，而領導楊成武搞專案的是周恩來。 最後給賀龍定罪的就是他們搞出來的材料，不管具體負責人是楊成武還是後來的黃永勝，他們都是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辦案子，任何其它什麽人的揭發都要經過專案組的調查采納才能上報毛澤東林彪等人。可以說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專案組的人是在違背了周恩來意願的情況下“蓄意陷害”賀龍。這也是周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時的態度，賀龍的所謂“曆史問題”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關鍵是對否能迎合組織的要求。 順便講一下康生的態度，康是這樣講的，"搞專案，首要一條是立場，不要純客觀主義； 要有傾向性，不是左就是右，我希望你們都要當左派，不要當右派。" 怎麽樣才是左派，不言而喻了吧。 周首先是對毛是絕對忠誠。雖然倒賀等於是自斷一肩膀。 據說周在賀的案卷上的批語不亞於寫在劉少奇案卷上的。周可以說一直在極度痛苦中處理賀的事情，也可以說極度矛盾。 1968年12月30日,周恩來作關於使用賀龍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這些材料，應與當時背景聯係起來，加以分析並鑒別真偽。” 可以看出的是，這裏麵透露了三個方麵的問題，其一是，這些材料有問題，所以要同當時的背景聯係起來，如果單純的看這些問題，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二，當時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就是康生講的，隻能左，不能右，你說又多少人又會有多少程度的去聯係問題發生時的背景呢。不要說既使沒有這些問題，都要編造。周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一定會發生的問題。其三，就是聯係到賀龍的投降信等問題，如果沒有至少腳踩兩條船的行為和言語，都是一個勁兒堅持為共產主義獻身，你說還用聯係問題發生時的背景嘛？後來，童小鵬在一次會議上的書麵發言中說：“1974年恩來同誌在病中調卷親自審查，推翻了他們用逼供信的辦法捏造的‘證據’，報經中央批準，給賀龍同誌平反恢複名譽。” 1975年夏，在八寶山賀龍骨灰重新安放儀式上，已經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來，在有人攙扶著走進八寶山禮堂時，他，聲淚俱下的那一聲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他……”長喊，真是催人淚下，每一個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我的時間也不多了……”緊接著，周恩來又這樣告訴薛明，然後，他們痛哭擁抱。 周恩來的喊聲中充滿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們亦不難品味到個中無法細說的情由。什麽情由，大家都會感受到那種自己的親信被無奈的砍去而且還要由自己親自去砍的無奈和懺悔。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周賀是不是也是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