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剛：回憶江天驥先生

中國分析哲學的先驅性人物之一的江天驥先生最近辭世。下麵轉載的是江先生的學生陳剛（華中科技大學哲學係）聲情並茂的回憶文章，讓我們依稀睹聞江先生當年的音容笑貌。

文中提到曾經有不少外國學者不請自到前往武漢大學哲學係進行學術訪問與交流，主要是衝著江先生去的。對這一點，我本人可以做一個見證。那是在１９９６年秋季，Rutgers大學Stephen Stich教授夫婦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邀請前往訪問，中途順訪中國。因我當時與Stich教授有過一些通信聯係，我負責為他聯係在北京的講學和遊覽事宜。Stich教授提出要到武漢大學拜訪江先生，因當年江先生在馬裏蘭大學訪問時有過來往。但江先生回國後一直沒有聯係，就在這種情況下，Stich教授在行程中就已安排好到武漢的停留。直到Stich教授夫婦到達北京後的第二天，我才輾轉聯係到了江先生的學生陳曉平，從他那裏要到了江先生的電話，從而幫助他們接上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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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江天驥先生

陳剛

著名哲學家，哲學教育家和翻譯家江天驥先生於2006年10月16日在武漢與世長辭。江天驥先生是我國哲學界泰鬥，是中國的邏輯學、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以致整個哲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為中國哲學界與西方哲學界的交流與溝通，為中國哲學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江天驥先生雖然已經仙逝，但是江天驥先生的著述不會離開我們，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曆曆在目，一切仿佛發生在昨天。

中國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是一個純真的時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是一個尼采、薩特、波普、庫恩盛行於大學校園的時代。作為武漢大學科技信息專業的一名本科生，當時我也開始對科學哲學產生興趣，讀了一些介紹波普、庫恩的著作，聆聽了江先生及其弟子的每一次演講。臨近本科畢業的時候，我決定報考江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於是我拜訪了江先生位於珞珈山半山腰的住所，開始了與江先生的個人接觸。江先生以平和的態度接待了我，表示歡迎理工科的學生報考，但是外語要求比較高。“如果明年還是60分及格的話，我要求80分才行。”我在哲學係的同鄉夏光幫我從江先生的研究生手上弄到一本巨大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油印本。我如獲至寶，讀了八遍，最終以93分的專業成績和81分的英語成績於1985年成為江先生的最後一屆碩士研究生，與董毓和鄭華同學，蘭征、羅毅、王小光、曹秋華、陸健體、朱誌方、吳雲秋、陳真等當時是我們的師兄師姐。陳維航、桂起權是我們的老師。

當時的江先生已經七十高齡，看起來也像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頭上經常戴一頂黑色的尼帽，眼鏡像茶杯底一般厚，背有些駝，是一個幹瘦的老頭。接待外賓的時候會穿上一件帶黃銅鈕扣的海軍藍西服上裝(Blazer)，顯得精神一些。江先生走起路來就完全不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步伐堅定有力，我們年青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速度。江先生精力旺盛，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學者，真可謂“老驥伏櫪”：每天上午三、四點鍾就起床讀書，然後是早鍛煉，上午工作，午睡較長，下午和晚上根據需要有時工作、有時上課，晚上就寢較早。江先生好讀書，走進他的書房，到處都是雜誌和書籍，絕大部分是外文的。書房看起來有點淩亂，但是江先生顯然知道每一本書放在什麽地方。武漢大學哲學係的資料室在江先生的經營下，收藏之豐富，當時可能為全國高校哲學係之首。哲學係資料室長年保持訂閱五十多種西文雜誌，江先生閱讀或瀏覽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時江先生和來訪的外國學者談起國外雜誌上最新發表的某篇論文，經常是外國學者承認還沒有看過那篇文章。

江先生講課，因為濃重的廣東地方口音，加上牙齒漏風，說實話比較難懂。慢慢聽習慣了以後才開始感覺到其中的力度和韻味。學習進入討論階段以後，課堂由教室轉到了江先生的書房。當時武漢的冬天沒有暖氣，但是夫人給他準備了一台帶通風管道的大鐵爐子，所以大家感到非常溫暖。我們發言的時候，江先生基本上保持沉默。如果偶爾誰的表述條理不清，江先生就會問一個摩爾式的招牌問題，“你到底是什麽意思？”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江先生的論文和著作，據某些同行反映，有些晦澀難懂。我倒沒有這種感覺，相反，我覺得江先生的文字接近完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讀習慣了以後，你還能感覺到字裏行間的激情和節奏。研究生階段自然重讀了作為教材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2003年我開始哲學教學工作以後，又重讀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獲。《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出版以後變成了一本體積很小的書，應該說是國內科學哲學著作中水平較高的一本研究性著作，充滿了江先生對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流派的準確而又深入的理解和賦有獨創性的整理，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研究生的科學哲學必讀書目。總之，是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書。

江先生不是一個擅長交際的人，當時中國的大學還沒有“國際化”的提法，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武漢大學哲學係來訪的外國學者絡繹不絕，而且其中許多是不請自到的。最初是江先生走出去。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江天驥先生出訪美國馬裏蘭大學並任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委員會兼職教授，在耶魯大學哲學係和政治學係任訪問研究員；在範岱年先生的推薦下，江先生於1983年4月赴南斯拉夫的大學校際研究生研討班以及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研究所參加科學哲學課程的講授工作。江先生提交的論文，《科學合理性：形式的還是非形式的》，在全麵掌握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非形式科學合理性的獨創觀點。論文大大超出了項目主持人、牛津大學的牛頓-史密斯博士的預期。在牛頓-史密斯博士的推薦下，該文於1985年發表於國際頂尖的《英國科學哲學雜誌》。牛頓-史密斯博士還主動幫助申請國際基金，將1986年的“國際波普哲學年會”安排到武漢大學召開。記得當時來的外國學者中有一位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科學哲學係主任John Watkins教授。據說Watkins教授被認為是波普的“正宗傳人”，與拉卡托斯和John Worrall不同，他反對任何對波普思想的修改。顯然Watkins與其他幾位外國學者處得不好，吃飯時和夫人一起選擇單獨坐了一桌。於是我們幾個學生主動上前陪他和夫人一起吃飯。Watkins指著鄰桌的幾位外國學者，低聲跟我說，“他們根本不懂波普，不過你們江教授懂波普，你們江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很好，而且他的英語很好。” Watkins是那種典型保守的英國人, 不會輕易誇獎人，能說一個外國人英語好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可惜當時我輩的英語水平不足以判斷江先生的英語好在那裏。在國外留學工作十幾年後，2003年重讀了江先生的"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mal or Informal", 才開始理解Watkins的話。令晚輩汗顏的是，即使在國外呆過十幾年，最終發現自己的英語水平離江先生精湛的英語水平仍然相差甚遠。江先生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語係，抗戰時長期給美軍“飛虎隊”當翻譯，隨後又在美國工作留學三年，最重要的是，江先生長年堅持閱讀英語哲學文獻。最後一點可能是江先生英語精湛的主要原因。

每當有外國學者來訪，江先生總是說，“不能讓外國學者在外招睡大覺。” 除了聽講座，江先生總是安排我們研究生分批去外招和外國學者談話交流，有時騎自行車圍繞東湖漫遊，哲學社會人生無所不談，有時甚至陪同出訪講學或旅遊。這種辦法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學術水平和國際視野。記得有一次美國著名的數學史專家，紐約市立大學的Joseph Dauben教授來武漢大學講皮爾士，特別是被十九世紀主流的歐洲學術界所忽略的皮爾士在數學無窮大方麵的研究，並比較皮爾士和康托工作的異同。我們哲學係的研究生不僅能提出有效的問題，而且能指出Dauben教授板書數學公式中的筆誤。這讓Dauben教授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當時來訪的還有波士頓的Robert Cohen，加拿大/哥倫比亞的Alison Wylie博士，牛津/夏威夷的Mary Tiles教授。來訪學者回國後往往會寫中國訪問見聞，發表在哲學通訊之類的交流性雜誌上，而且往往對武漢大學哲學係教師和研究生的學術能力和外語水平讚美有加，大大擴大了武漢大學哲學係的國際影響。許多英美加學者是到了北京上海以後主動提出要到武漢大學來講學。

當時來訪時間最長的是密蘇裏大學堪沙斯城分校的George Gale教授。該大學是愛德加•斯諾的母校，George Gale是作為“斯諾教授”來訪的，為期半年，給我們研究生上了兩門課。那是我們第一次見識美國風格的討論班教學模式。Gale教授是個隨和甚至隨便的人，所以討論班的氣氛輕鬆而又活躍。但是輕鬆之間也交織著智力的緊張。Gale講得精彩的時候，我們會睜大眼睛緊張地聽，Gale本人也顯得比較得意；Gale講得不精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走神，於是Gale自己就緊張起來；有時Gale使用的例子不恰當，逐漸發現講不下去的時候，我們就在下麵竊笑。Gale有許多令人難忘的另類特征：他一來就買了一輛隻有中國農民才會買的那種帶垂直站架的28載重型自行車；隻帶了一件西服上裝，還是燈芯絨的，據說是見我們校長的時候穿的；一台純機械尼康照相機舊得露銅；出行的時候不喜歡豐田皇冠倒喜歡中國的上海，其次是蘇聯的伏爾加。Gale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這在美國人當中是不多見的。Gale有一個重要的愛好，那就是喜歡品酒，在美國會自己釀葡萄酒和啤酒，還是地方的業餘品酒師。江先生也喜歡品葡萄酒和啤酒，所以兩人經常相飲甚歡，估計在一起品酒的時間超過談哲學的時間?。在我們學生麵前，Gale對江先生的哲學素養評價頗高，說自己在美國是教學型的教授，實際上Gale的哲學素養也很好，在美國科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訪問臨近結束的時候，江先生讓曹秋華帶他去參觀鄂州啤酒廠，回來時帶了兩大箱免費的啤酒，於是Gale用那兩箱啤酒在外招的頂層平台給我們研究生搞了一次Barbecue，江先生牙不好，沒有參加。Gale很胖，蹲在火爐邊烤肉，很辛苦的樣子。我們站在後麵，一邊喝啤酒，一邊開玩笑：把Gale烤了，可能味道更美。Gale在武漢交了許多中國朋友，的確是傳播中美友誼的“斯諾教授”的最合適人選。

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很快進入畢業論文準備階段，江先生要求我們以英語原始文獻為主要參考資料，盡量不要讀別人翻譯的東西，因為讀別人的綜述或翻譯就好比是吃別人嚼過的飯，你不可能嚐到食物原本的味道。我自己提出的畢業論文方案是討論分析與綜合的區別，即數學知識與經驗科學的關係。江先生否定了我的方案，建議我研究勞丹的科學哲學。現在看來江先生是對的，我的確準備不足，題目也太難。但是當時我並不理解這些，心裏頗為不快。當時的我年輕氣盛，經常毫無顧忌地發表不同意見，自認為對江先生多有得罪。畢業以後去了華南理工大學教書，後來又去英國和加拿大留學，然後是在多倫多和南加州工作。當時通訊不象今天這樣方便，與國內的親友聯係很少，自己在國外的生活軌跡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翻滾飄搖不定。在國外走了一圈，發現國外的教授並沒有我們當初想象的那麽神，我們在國內了解的是最拔尖的那部分，從整體來看，比得過江先生的是少數。江先生如果年青幾十歲，到國外來做個教授，水平應該屬中上等。後來聽說，江先生有時和別人提起我，“我有一個學生叫陳剛，現在在加拿大，......”，我才發現江先生當初並沒有生我的氣，江先生的胸懷是寬廣的，於是自己感覺非常慚愧。1998年回國時我曾經拜訪過江先生，此時的江先生比以前衰老了許多，體力和腦力明顯不如從前。記得那天天氣不好，家裏又沒有暖氣，自己心中產生一陣淒涼的感覺，與八十年代的陽光印象形成鮮明的對比。江先生對我帶去的安大略西洋參沒有表示任何的興趣，似乎他不相信這類東西。2003年我回國到華中科技大學教書。再次看望江先生是在武漢的中南醫院。江先生正在午睡，躺在病床上，縮成一團，身體異常幹瘦，讓人不忍心看。江先生醒來以後，也許是喜歡我帶去的鮮花，心情特別好，頭腦也異常清醒，拉著我的手和我交談起來。問我現在研究什麽，還問我牛津劍橋的high table是怎麽一回事。我意識到，應該趁江先生現在頭腦還清醒，趕快把自己對老師的欽佩之情說出來，也許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江先生打斷了我的話，操著濃重的廣東口音對我說，“你過獎了。”

江先生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表現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但是時間是無情的，時間是不可抗拒的。江先生最終還是離開了我們，但是江先生嚴謹勤奮的治學方式，良好的學術品位和學術導航能力，賦予激情的寫作和講課風格，值得我們終身學習。但是我們同時不得不承認，江先生的某些特征是他人難以模仿和複製的。江先生的逝世標誌著武漢哲學界乃至中國分析科學哲學界一個時代的終結。


P.S.: 以上內容僅限於三年的個人印象。我們寫文章描述江先生, 就好比是盲人摸大象，很難得出一個完整的印象，容易掛一漏萬，片麵在所難免。如有不周全之處，敬請原諒。




從戎抗戰未投筆-----江天驥教授在抗日戰爭中

陳祖亮




作為知名哲學家、翻譯家，江天驥教授在哲學界乃至人文社會科學界大家並不陌生，但他在抗戰期間從軍當翻譯官的6年歲月卻鮮為人知。今天我們把這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重大曆史問題，給他帶來不小災難的經曆呈現出來，一方麵從他在民族危難時刻作為熱血青年的所作所為，折射出當時作為個人的青年學子的曆史命運和必然選擇；另一方麵展示一個學者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為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念，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品質。



江天驥先生早年就讀於中山大學外文係，由於閱讀進步書刊和思想激進被捕並被開除。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團結抗日，政治鬆動，1939年下半年，江天驥以中山大學外文係的學籍轉入雲南的西南聯合大學外文係就讀。1942年3月，還有三個月就要畢業的江天驥被應征入伍。

1941年，在宋美齡的要求和羅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美國退伍軍人陳納德以私人機構的名義重金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組建“中國空軍美國誌願援華航空隊”。當年7月和10月，200餘名勇敢、渴望冒險的隊員來華，在美國政府尚未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參與中國的抗戰。由於戰鬥勇敢、戰績輝煌，航空隊被當時的中國百姓稱為“飛虎隊”。飛虎隊基地建在昆明西郊，機場建在昆明的巫家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7月飛虎隊被編入美國第十航空隊，成為美駐華空軍特遣隊的骨幹力量，1943年3月被改編為第十四航空隊。自1942年起，來華美軍日益增多，對軍事翻譯人員的需求不斷增大。最初由航空委員會從社會上招聘，但質量和數量均不能滿足需要。早在1941年9月“教育部”就向內遷大學發布征調外文係三、四年級學生為譯員的命令，1942年時任西南聯大常委的梅貽琦嚴格執行教育部令，通告凡不服從征調者，即予開除學籍。當時聯大外文係畢業班同學尚未畢業會考，除女生外，江天驥與其他男生全部應征入伍。從表麵上看，江天驥的從軍是因校方強製而被迫的，但據他在“文革”期間所寫的材料，其實他和他的同學也有自願的因素。因為在他們看來，在軍中當翻譯官就是為“抗戰”服務和出力。

盡管當時大學生外語水平都比較高且大多數為外文係學生，但國民政府軍委會仍命戰地服務團設譯員訓練班訓練譯員。譯員訓練班主任由戰地服務團團長黃仁霖兼任，副主任由聯大教授吳澤霖擔任，是具體負責人。江天驥和他的同學屬譯員訓練班第四期，培訓共兩個月，地點在昆明市園通寺街一幢高級住宅內。班中負責人及教員有陳福田(聯大外文係主任)、莫泮芹、潘光旦等(當時均為聯大教授)。班中主要課程是英文翻譯及會話、西方禮儀，還有介紹軍事上用語譯名，陸軍、空軍常識，航空機械、氣象學的有關知識等。另外還有國際法、儒家社會思想等課程，為學員與外國人接觸時增加談話的資料，也可以給外國人介紹一點中國文化的知識。

譯員訓練班結業後工作有三條出路(1)到戰地服務團所屬的各招待所；(2)加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 (3) 到航空委員會所屬的“美國誌願隊中國人員管理主任辦公處”(後改為“盟國空軍中國人員管理主任辦公處”)。江天驥選擇了(3)並如願以償。他於1942年5月至 1942年9月在這個機關內工作，為美方軍事人員作翻譯，地點在昆明巫家壩的航空學校內。主要工作是公函文件的翻譯或者在中美人員交涉時充當口譯。此時他的軍銜是“同上尉”，多數翻譯官是“同中尉”，軍銜是根據譯員訓練班結業時英語考試的成績確定的。1942年9月被調到“國民空軍第五路司令部”編譯股任翻譯。“第五路司令部”設在昆明城東黑土鄉一個小山坡上，是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昆明的作戰機構，內分第一科、第二科、情報室、總務股、人事股、會計股和編譯股。由於江天驥方言較重，而英文又特別好，他在編譯股一般不擔任口譯工作，主要從事筆譯工作。筆譯的內容一方麵是陸軍、空軍的情報等，另一方麵是公函或信件，據說當時編譯股的信件一般都由他起草譯成中文或英文，內容有關於美空軍要求中方修建機場跑道、增設通訊設備等。

值得一提的是，據當時和江天驥同在編譯股任翻譯官的同事林非力解放後回憶，江天驥當時有“靠本領吃飯”的想法，認為隻要肚子裏有貨就不怕沒飯吃，平時很少談論政治，但認為國民黨反動派不是為老百姓工作的。

江天驥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他性格偏內向，為人穩重，不愛講話，也不愛動，喜歡讀書思考，對哲學、文學有較大的興趣。在編譯股的工作期間，工作任務本來就很少，又加之江天驥中英文基礎都比較好，工作效率高，所以大部分時間是用來讀書，讀的書都是外文的(當時他英、法、德文的著作均能流暢地閱讀)，有哲學也有文學方麵的書。由於在集體宿舍裏比較吵鬧，經常晚上他到編譯股辦公室去看書。他的這些書都是從西南聯大圖書館借的。他征調到“飛虎隊”後偶爾回聯大的主要目的就是到圖書館去借書或還書。

1944年上半年在服役兩年期限將屆滿時，江天驥一方麵做出國留學的準備，如將自己的材料寄往美國一些大學申請入學並籌措自費留學的經費等，另一方麵於6、7月間以征調期限已滿為由向航空委員會請求辭職返校。但是，當時有人告訴他，馬上便輪到第四期譯員出國了，這樣自然可以上學，何必自討麻煩呢？果然，9月初接到出國通知。1944年12月下旬，隨同空軍軍官一百餘人到達美國。譯員在洛杉磯附近空軍駐美單位“中國空軍分遣隊”聽候分配工作。1945年2月被指派到聖·安東尼工作。

聖·安東尼附近的“美國空軍軍官入伍生訓練中心”附設了一個專門為中國空軍軍官學校學生進行入伍訓練的機構，教官大都是大戰期間應征入伍的美國大學教員。江天驥在這裏主要給一位少尉教官擔任過物理學和空氣動力學兩門課的口譯工作，也給另一位中尉教官擔任過氣象學的課堂編譯工作。由於一般都是上午上課，而課堂編譯的任務又較輕，江天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相當充分，他便集中精力去學習、在附近的大學裏選修功課。而這裏的大多數譯員都用聊天、吃喝玩樂打發時間。

1945年10月間，江天驥被調離聖·安東尼，到美國東部佛羅裏達州巴拿馬城附近機場去從事翻譯工作。巴拿馬城附近機場設有領航、轟炸學校和射擊學校。中國空軍軍官學校學生在飛行訓練中淘汰的，改為領航員或轟炸員，送到這裏接受領航或轟炸訓練。另外還有從國內整批整批去的空軍軍士在這裏接受射擊訓練。江天驥在這裏主要從事的是理論課的翻譯工作。當時中國空軍辦公室要求譯員輪流隨同學員上飛機搞領航和投彈實習翻譯工作，他不願接受這種任務，便請醫生以他眼睛高度近視為由給空軍辦打電話免於此項工作。盡管空軍辦最後同意了他的請求，但增加了理論課翻譯工作。盡管翻譯課的任務增加了，但由於他業務熟練，仍然有較多自由支配的時間。不幸的是這個小城附近沒有大學，他隻好以自學和研究為主，並參加了聖·安東尼市的聖·瑪利大學的函授學習。1946年3月，射擊訓練班結束，這個機場的中國空軍單位撤消，江天驥又被調回聖·安東尼。

1946年4月江天驥再次到達聖·安東尼市，在附近另一機場作翻譯，主要從事筆譯工作。把飛行規則、起飛和降落時注意事項及飛行教官所發的講義等譯成中文，由辦公室油印後作為學員的教材。由於需要翻譯的材料並不多且課堂的口譯、筆譯人員不象辦公室的譯員那樣受到重視，所以對他們的管理較鬆散，工作較清閑，個人自由度也較高。此時的江天驥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已非常明確，他的近期目標是辭掉空軍職務並留在國外繼續從事學術研究，遠期目標則是學成回國從事哲學研究與教育工作。他在這裏呆了3個月，在這3個月裏他把所有的空餘時間都用在了到聖·瑪利大學上課學習上。1946年5月，他的軍銜晉升為同上尉一級。

1946年7月江天驥又被派到科羅拉多首府丹佛市附近的勞萊機場工作。中國空軍所派出的各種地勤人員(軍械士、機械師等)在這裏接受技術訓練。此時他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在軍械士小班上實習課時隨班任口譯。後來也擔任過機械師訓練班的部分編譯工作。日本投降以後美軍機場和軍事學校的工作時間大為減少。勞萊機場每周上課時間均安排在上午，每周一到周五的5個上午他搞翻譯，其餘時間就到附近的柯州大學上課，進行哲學研究。此時，他與柯州大學的柯亨等哲學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47年5月，辦公室通知他和其他一些譯員準備回國。當時他正在大學裏進行緊張的學習和研究，此時要他回國對他來說無疑是晴天劈雷。盡管他十萬個不情願，但軍令即出，也隻得被迫回國。

值得一提的是，江天驥在美國利用業餘時間刻苦學習，在當時的中國譯員中間可謂是“另類”或“他者”，甚至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從他們當時給江天驥的戲稱“研究院長”中，我們不難窺見其中的秘密。然而曆史太具有反諷意味了。當江天驥成為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時，不知那些人有何感想？

1947年7月江天驥回到南京，先在空軍總司令部二署作戰情報處聯絡科作翻譯，然後調到司令部圖書館編譯組，主要任務是翻譯美國空軍為訓練各種空勤、地勤人員編印的教材，以供空軍訓練之用。他參加了《空軍軍械教程》、《空軍射擊教程》、《空軍領航教程》三種教材的編譯。此時，他通過譯員升等考試，軍銜晉升為同少校三級譯員。

回國後的江天驥並沒有忘記他在美國柯州大學未完成的學業。他在工作之餘加倍努力地學習與研究並完成畢業論文。最後，他是將論文寄去而獲得的碩士學位。

回國在空軍司令部工作後，他一直設法尋找合適的工作，尤其是希望到高校教書。通過賀麟的介紹，國立武漢大學給他發去了聘書。1948年7月他辭去譯員職務，8月他接受了武漢大學的聘請，開始了他的心儀已久的哲學人生之路。(陳祖亮)


江天驥先生生平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蘇德超執筆

　　2006年10月16日9時30分，江天驥先生與世長辭了。我們失去了一位嚴謹的學者，一位慈祥的師長，一位為了中國的哲學事業奮鬥大半生、為傳播西學作出了積極貢獻的哲學家、翻譯家和哲學教育家。此刻，我們的心情非常沉重和悲痛。

江天驥先生，廣東廉江人，1915年5月7日生。1934年考入中山大學，後因接觸進步思想被捕而離校。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外語係，投身抗戰。1945年赴美就讀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院。1947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同年回國。1948年至1952年受聘武漢大學副教授。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因院係調整到北京大學工作，任副教授。1956年李達老校長重建武漢大學哲學係，禮聘江先生回校教書。江先生欣然追隨老校長回到珞珈山，此後一直在武漢大學工作至1998年退休。
江天驥先生的一生，是不斷追求進步的一生。在縣城的初級中學上學時，江天驥先生就廣泛閱讀胡適、陳獨秀和魯迅等人的作品。畢業後就讀省立第一中學,接觸到進步刊物《民鐸》，並通過德文原著了解唯物史觀。爾後考入中山大學英語係，兼修德語、法語，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德文原著《共產黨宣言》等書，並因此失去自由三年零八個月。大學畢業後，江天驥先生毅然投筆從戎，先後任職於美國空軍誌願隊(飛虎隊)和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為抗戰服務。抗戰結束兩年後，江先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在內戰的烽火裏，江天驥先生放棄了國民黨空軍司令部的工作，於回國的第二年進入武漢大學任教。
江天驥先生的一生，是不懈研究學術的一生。在中山大學被捕入獄得以釋放後，江天驥先生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語係二年級，修習金嶽霖、賀麟和洪謙等所授邏輯和哲學課程。在二年級暑期翻譯了《費希特的生平及其哲學》一書，由賀麟推薦在重慶出版。同時有譯文在當時的學術刊物《學原》上發表。碩士畢業後，江天驥先生就一直沒有離開學術，直到病魔將他帶離書齋。

江天驥先生的學術興趣廣泛。從黑格爾到羅素，從康德到卡爾納普，從前現代到後現代主義，從意識哲學到文化哲學，從解釋學到後結構主義，從真理哲學到行動哲學……幾乎每個重要的哲學領域都留下了江天驥先生求索的足跡。江天驥先生以其獨到的學術眼光為學術同仁所稱道。他第一個將馬爾庫塞的理論引入國內。當英語世界尚未對石裏克的著作引起普遍重視的時候，他寫作長文《邏輯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傾力介紹。

羅蒂的著作《哲學與自然之鏡》出版不久，江天驥先生就將其列為現代西方最為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當國內學界廣泛以為科學與人文就是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的分歧之所在時，他首先指出其中的錯誤。因其獨到的學術眼光，江天驥先生在國內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五十年代發表的《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一文，引發了我國邏輯學界在隨後幾年的大論戰。中美複交後，江天驥先生再次赴美做學術訪問，並陸續出版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歸納邏輯導論》和《西方邏輯史研究》（主編）等書，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這一時期科學哲學與邏輯研究的簡陋狀況。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裏，江天驥先生的思想大大脫離了近代西方古典哲學傳統，廣泛容納結構主義、存在哲學、解釋學、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尤其鍾情於尼采、福軻、利科和戴維森，並從係統的西方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專攻文化哲學和曆史哲學以及中西文化比較評價問題，與世界學術保持著難得的同步。江天驥先生的譯著或論文，大部分都達到了足以代表我國當前學術研究水平的高度。

江天驥先生的學術影響不止限於國內。據一個統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大陸科學哲學學者能在國外頂級雜誌上發表論文的，隻有兩位學者，其中一位便是江天驥先生。1979―1981年江天驥先生任美國馬裏蘭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委員會兼職教授；1981年春在耶魯大學哲學係和政治學係任訪問研究員；1983年4月起赴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哲學研究所等研究機構參加科學哲學課程的講授工作。1983年6月應邀赴美參加“哲學和心理學學會”第九屆年會，提出《中國對身心問題的一種看法》的論文；1988—1989年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1989年赴夏威夷大學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議；1989―1995年去美國哈佛大學、波士頓大學等校參加學術會議並講學。江天驥先生主編的著作《波普在中國》沒有中文版，卻同時以英文與意大利文在英語世界和意大利語世界發行。

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江天驥先生同時還是一位極為優秀的教師和學術領導者。江天驥先生所領導的武漢大學現代外國哲學學科為全國第一批博士點，1988年被批準為全國重點學科。有人統計，中國大陸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在國外主流科學雜誌上獨立發表論文的，有四位學者，江天驥先生和他的學生就占了兩個名額。國內的科學哲學學者，大致有四個師承譜係，江天驥先生是其中之一的開端。
標誌著江天驥先生的學術地位的，除了他的學術著作外，還有他的以下任職：江天驥先生曾任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副會長、顧問，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中國西方邏輯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兼職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管理學研究所兼職教授，廣西師範大學政治學係兼職教授，美國馬裏蘭大學兼職教授，耶魯大學訪問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現代西方哲學學科》主要撰稿人，等等。
江天驥先生和我們永別了。
願江天驥先生安息！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蘇德超執筆）



不倦地追求　豐碩的成果
—記江天驥先生

孫 思

　　江天驥先生是我國老一輩研究現代外國哲學專家，1978年升任武漢大學哲學係教授，1981年被批準為博士研究生導師，並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哲學組首屆成員。1981年以來，江天驥先生創立並領導的現代美國哲學研究室很快發展起來，以對分析哲學的研究為國外所注目。由該室教師組成的現代外國哲學博士點被批準為國家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之一。後來現代外國哲學與歐洲學史合並為西方哲學學科，現改為外國哲學學科，仍為國家重點學科。江天驥先生曾擔任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中國西方邏輯史研究會會長、中國現代外國哲學會理事、湖北現代外國哲學學會長等職。
　　
　　江天驥教授在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了一大批哲學專門人才。上世紀80年代初恢複研究生招生以後直到他退休，已培養了近60名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們正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和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江先生嚴謹治學、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為人師表的風範，高雅的生活情趣，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學生們常深情地回憶著江先生與學生平等相待、和睦融洽的趣事。江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不倦地探求學問的精神是學生永遠揮之不去的動力。
　　
　　江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教學重心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方麵。
　　
　　第一方麵是邏輯學。江先生自年輕的時候就深深地感到中國傳統思維方式雖然有其獨特的優點，卻存在著不注重邏輯性的嚴重缺陷，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所決定的。中國文化有兩個極端，一邊是老莊佛儒的空靈宏玄，另一邊是巧奪天工的實踐工藝。這也是中國沒有產生真正嚴格的理論自然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江先生決心為改善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而努力，為此他致力於邏輯學和分析方法的研究。從1954年起，江先生就陸續在《新建設》、《哲學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文匯報》上發表多篇論文，劃清了形而上學和形式邏輯的界限，闡明了形式邏輯思維規律與辯證思維規律的關係。一方麵，澄清了當時在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另一方麵，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批判了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對近代科學的思維過程和研究方法的曲解。提出從對科學方法的具體分析中建立辯證邏輯體係的研究方向。這些問題成為50年代末60年代初關於邏輯問題的大討論的中心問題。這次大討論是1949年以後邏輯學界關於元邏輯和邏輯哲學的第一次大討論，江先生是這場大討論的核心人物之一。80年代初，江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國西方邏輯史研究會，並擔任會長。他主編的《西方邏輯史研究》（1984年）促進了我國邏輯研究的現代化，並且為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打下了基礎。他的專著《歸納邏輯導論》（1987年）是中國80年代以來蓬勃興起的現代歸納邏輯研究的藍本。
　　
　　第二方麵是英美分析哲學。現代邏輯引入數學分析的方法，對日常語言作形式化處理，使其具有了傳統邏輯所不具有的嚴格性、精確性的特征，它為哲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分析哲學是哲學與現代邏輯結合的產物。早在美國留學期間，江先生就對當時在美國悄然興起的維也納學派以及邏輯經驗主義思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踴躍參加了許多有關的研討活動。回國後出版了專著《邏輯經驗主義的認識論》（1958年），介紹了邏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哲學觀點，同時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個學派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受到當時中國哲學界的關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先生以超人的勇氣創辦了《美國哲學動態》雜誌（內部交流），陸續介紹和評述了美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以及哲學和政治學方麵的情況，這對於還未向美國打開大門的中國而言，無疑提供了一個了解美國的窗口。因此，這份雜誌當時受到中聯部的重視，要求每一期寄去20份以作參考。1978年以後，江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可以說，這是他邏輯哲學思想的繼續和深化。江先生回顧自己早期對待西方哲學的立場時說，對現代西方哲學進行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還必須作具體的分析。西方哲學研究有兩個層次，第一，把哲學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和一個社會的精神產物來研究，需要了解它和文化的其他部分的相互聯係以及它怎樣受社會生活決定並影響社會生活。第二，把哲學作為一種人類認識形式來研究，這時才出現“對”或“錯”的問題。對它們的分析要特別慎重，決不能輕率地下判斷。否則就會因把它們弄得麵目全非，而不能揭示它們在一定社會生活中的真正價值，也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這種科學態度的指導下，江先生撰寫了大量論文評述西方現代的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他的專著《當代西方科學哲學》（1984年）對英美科學哲學作了全麵準確的評述，成為全國科學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的必讀著作。江先生還翻譯、編譯出版了蒯因的《從邏輯的觀點看》（1987年）、《科學哲學名著選讀》（1988年）、《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1993年）等著作，這些都是研究科學哲學的重要參考書。江先生曾擔任《英國科學哲學雜誌》審稿人，1991年被聘為《國際科學哲學研究》雜誌編委。他在國外雜誌和論文集上發表了關於科學合理性、皮爾士的科學思想、波普的科學方法論等方麵的論文。江天驥教授與牛津大學的牛頓－史密斯博士合編的《波普在中國》一書於1992年出版了英文版，該書論及波普的科學哲學在中國的影響，以及當代學者如何看待波普科學哲學，使國外哲學界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對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的發展狀況，引起國外哲學家的重視。

　　第三個方麵是文化哲學。從80年代開始，江天驥先生更深刻地認識到，語言的意義問題、科學方法論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文化問題，因此，他的研究重心轉向文化哲學。1981年，江先生主編了《批判的社會理論：法蘭克福學派述評》一書，評述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的自由主義。其實，江先生在研究分析哲學的同時一直很關注歐洲和美國的社會哲學，這就是他所說的哲學研究的第一個層次的問題。1989年他赴夏威夷出席第六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作了題為“相對主義問題”的報告，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提出“文化間的相對主義”和“理論間的相對主義”問題，批判了極端的相對主義，得到國外專家的好評。江先生認為，文化哲學是20世紀後期哲學的主要課題。1995年以來，80多歲高齡的江先生仍然在思考著哲學的前沿問題，先生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上發表了《從語言分析到文化批評》、《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關係問題》、《文化評價問題》等一係列重要的文化哲學論文，論述了現代西方哲學從語言哲學向文化批評轉向的特征；論述了實證主義傳統與解釋學傳統在理解和評價非西方文化（即異已文化）方麵的分歧；對於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關係、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劃界等問題提出了與當前流行看法不同的獨到見解。1997年秋，83歲的江先生不顧眼睛深度近視，結合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備課，親自給博士研究生開設了現代西方哲學課程，從語言哲學到行動哲學，從科學哲學到文化哲學，無不令人耳目一新。雖然課堂從教室移到了家裏，大黑板換成了小黑板，但是那認真嚴謹、思路清晰的風格絲毫不減當年。其他專業的研究生和教師也懷著極大的求知欲和崇敬的心情到堂旁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