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Rhees《維特根斯坦對倫理學看法的一些演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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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Questions
By Rush Rhees
Edited by D. Z. Phillips
Swansea Studies in Philosophy

Part I
3 Some Developments in Wittgenstein’s View of Ethics


據可靠消息，Rush Rhees是維特根斯坦遺囑執行人之一


摘要：

維特根斯坦對倫理學看法的一些演變

在《邏輯哲學論》（6.42）中，維特根斯坦說，“不可能有倫理命題”（there can be no ethical propositions），但他仍然認為談論善惡意味著一些東西（speaking of good and evil means something）。他本可能說，“a value which has value”這樣的表達是源於語法困惑的胡說（nonsense），但他卻說，“if there is a value which has any value, it must lie outside the whole sphere of what happens”。
“不可能有倫理命題”是對“所有命題的價值是相等的（6.4）”的解說。6.4首先說的是所有邏輯命題的價值是相等的，而當談及“倫理命題”時，其另一層內容凸顯出來，即所有事實命題（statements of facts）的價值是相等的。而所謂“倫理命題”不是用以描述的。
比較“事實世界之外的絕對價值”和“事實世界之外的邏輯必然性（logical necessity）”。兩者都不可說，但後者可通過T-F記號的重言式和矛盾式來顯示。但T-F記號無法表示絕對價值的判斷，因為對其談不上真假。原因是在《邏輯哲學論》中，以及在《倫理學講演》的許多地方，維特根斯坦說的“真假”，是在科學預測可以為真為假的意義上談的。
絕對價值和邏輯必然性還有更深的區別。如果考慮形如“你應該……（you ought…）”的倫理規則，第一個想法會是，“如果我不又怎麽樣？（and what if don’t？）”，仿佛那談的是相對價值。對於絕對價值，這問題沒有意義。但仍可以問，“以什麽邏輯？（by what logic？）”
如果我說，“那麽這些角必然（must）相等”（一個幾何證明），那就沒有別的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如果我說，“你應該想做更好的人（you ought to want to behave better）”，那也沒有別的選擇。你也許會說，“如果我不想又怎麽樣？”，但那隻是因為實際上你不想，也沒有什麽使得你想，或者你隻是說，這裏沒有應該不應該的（there is no ‘ought’ about it）。但要是你真把“如果我不想又怎麽樣？”當成一個問題（question），你就沒有弄懂我說的（“你應該想做更好的人”）是什麽。
“你應該在鑽孔之前，確保帶子已夾緊了。”“如果我不又怎麽樣？”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不會發生什麽。
但是，“你應該想做更好的人。”“如果我不想又怎麽樣？”我能告訴你什麽呢？
但“沒有別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在邏輯上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說出（或想要說）價值判斷，不是在任何情況（circumstance）下，而隻在那麽說有意義的情況下。而在那些情況下，有些回答和提問是有意義的，其它的則沒有意義。在《邏輯哲學論》裏，這想法至少是暗藏（imply）著的。但卻沒有推演出來（work out），而且，以維特根斯坦那時對語言和意義所持的看法，也很難推演出來。
到了《倫理學講演》，他已經改變了對語言和意義的看法。他不再認為可以用真值函數給出命題的一般說明。有許多命題的係統（system of propositions）。他稱之為“衡量係統（systems of measurement）”和“獨立的描述坐標（independent co-ordinates of description）”。在這個意義上，不能說有倫理命題的係統。他仍舊把語言看作主要是用來描述的。
在《倫理學講演》中，他更多地從例子出發來討論。
一個例子：一個人說，“我知道我網球打得不好，但我不想打得更好。”對方隻能說，“嗯，那完全可以。”這個回答是一個價值判斷。
另一個例子：一個人說，“我知道我做人做得不好，但我不想做更好的人。”還能不能作同樣的回答呢？維特根斯坦說，肯定不能，那樣回答是無意義的。
比較兩個例子，問題並不在於哪個回答就事實的描述而言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問題在於在這個倫理判斷的遊戲中，哪個回答是可理解的。對於後一個例子，這樣的回答是很自然的，實際上也是唯一的回答：“哦，你應該想做更好的人。”它並不是語言的誤用。
但維特根斯坦卻在講演尾段關於“絕對安全”的例子裏，堅持認為這類說法是無意義的，因為那“越過了語言意義的界限”。這可能與他的另一個想法有關，即把價值判斷看成意誌的表達（expressions of will）。《邏輯哲學論》區分了善惡的意誌與經驗的意誌。與後者不同，前者乃是以整個世界為背景的（《Notebooks》）。


後來他批評（criticize）了這種想法。如果你已經說了它是什麽，而它又是不能表達的東西，我們就要懷疑，表達它和說它是什麽究竟有什麽不同。（If you have said what it is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we begin to wonder how expressing it would differ from saying what it is.）（這裏的意思不太能懂，似乎是說，在說出的話背後，也許並沒有什麽說不出的東西。）
為了理解一個價值判斷，我們需要知道許多東西（如文化的、宗教的、當時的情況等等），假如這些都已經知道了，我們仍然可以問，這裏麵是不是還有一個“超越所有情況”的意思？如果你說有，那麽會是什麽意思？一種回答是，那在你的深處（that it goes deep with me when I say it），那將特別體現在你隨後的行動中。而我們將能理解你。也就是說，存在某些我們可以作出價值判斷的情況。而《邏輯哲學論》對這一點的態度是不明確的。它談到了“人生問題”，但沒有如維特根斯坦後來做的那樣，問“在那些情況下可以談論人生問題”。
一次（1942）我問維特根斯坦有關學習倫理學的問題，他說很奇怪，可以找到這樣一些倫理學的書：其中卻沒有提到真正的倫理問題。我想，他說的“問題”是指“可能想象一種解答的那些問題”。我提出了這個問題：Brutus刺殺Caesar是否是個高貴的行動？他說這根本不是可以討論的東西。“你不可能知道他決定殺Caesar時心裏想什麽。他要想些什麽，才能使你能說，殺了朋友是件高貴的事？”（作者注：引文是談話後幾小時記下的）他又談到克爾凱郭爾的問題“一個人是否有權為了真理放棄自己的生命？”，他說“對我那根本不是個問題。我不知道‘為了真理放棄自己的生命’是什麽樣的。我不知道為此一個人要感覺到什麽，等等。就像問一股蒸氣後的兩根棍子哪個更長一樣。你會說‘但是肯定有一根更長’。但我們怎麽能理解這個？”
隨後我又提到這種情況：一個人不得不決定，是離開他的妻子，還是放棄癌症研究的工作。維特根斯坦說，這個人可能會衡量他對妻子的愛、責任，以及對人類苦難的憐憫，無論他最後怎麽決定，隨後的結果可能會影響他的態度，他會說“感謝上帝我離開了她”，或者“感謝上帝我還是和她在一起”，或者他不會說“感謝”上帝，而是說相反的話。
“我想把這稱為一個倫理問題的解決。”維特根斯坦說。
他繼續說，這是對於沒有道德標準（ethics）的人而言的。對於有道德標準的人（比如說有基督教的道德標準），“應該離開還是不離開她”不是個問題。有些人會問，基督教道德標準對這事的處置是否正確？但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因為這裏沒有判斷的依據。
後來，維特根斯坦又回到過“正確的道德標準（the right ethics）”這個問題。1945年有過一次，當時他正討論倫理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關係。他說，假設你隻是描述各部落的習慣和習俗（Sitten und Gebrauche）：這不是倫理學。（意思可能是，這裏沒有正確和錯誤。）研究習慣和習俗，與研究規則和法律不同。規則談得上遵守得是對是錯，習慣則談不上。即使在一個係統中，某個倫理判斷也談不上對錯，因為“p is true”的意思隻是“p”，如果我說“盡管我相信如此這般是好的，我也可能是錯的”，我無非是說我的判斷有可能被否定（deny）。而說某個倫理係統是正確的，無非是說我接受（adopt）了這個倫理係統。而如果你說有多種倫理係統，那你的意思不是“它們都同樣正確”。那種表達沒有意義。那就像說每個人從他自己的角度來講都是正確的。
這些談話片斷與他後期對語言、邏輯和數學的談話相呼應。我們用“倫理學”稱呼許多係統。雖然不同倫理係統有一些共同之處，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研究倫理學的本質。
在《邏輯哲學論》以及《倫理學講演》中，他會談論“說一件事的不同方式”（different ways of saying something），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什麽是必要的、什麽是任意的。而當他寫《Brown Book》時，他也經常描述“做這件事的不同方式（different ways of doing it）”，但他不將其稱作“說同一件事的不同方式”。
當他說“任何給定的語言遊戲或人類交流係統是完備的（complete）”時，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為之給出一個更充分、更精確的係統，你是陷入了幻覺。新係統裏說的無論什麽，都將不是原係統裏說的東西。而當我們研究異於我們的倫理係統時，有一種特別的誘惑去解釋（interpret）它們。我們不是去看那裏發生了什麽，而是傾向於認為那些倫理討論具有某種對我們而言的意義。（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expressions as they are used in those ethical discussions have some significance which they suggest to us – instead of looking at what is done with them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