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耶阿本德《反對方法》筆記

Zen《反對方法》讀書筆記

1、方法論限定和本體論約定從來不是群體或個體知識發展的依憑，一般來說，突破這些限製，才是知識得以發展的保證。基於這些限製的“理性”論證，隻有對秉承某種特定規範的群體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對係統的轉換並無幫助，費耶阿本德認為，轉換隻能依靠宣傳性的“非理性”手段才能進行，也就是說，知識非理性地獲得發展。
2、要求與現有理論保持一致會阻礙新的知識體係的出現，而要求與觀察事實保持一致則是更隱蔽的意識形態獨裁。任何觀察都包含著理論的設定，而指出這些設定甚至都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將破壞我們的陳述能力，唯一的選擇是提出基於完全不同理論設定的觀察陳述，而這些觀察陳述一般與舊陳述完全不一致，而且常常會被指責為荒謬。但這是我們能夠檢查一個體係的基始陳述中包含的理論設定的唯一方法。來自事實檢驗的獨裁，以隱蔽的形式排除了對基本理論設定的質疑與探討，因此，知識如果要發展，必須先從觀察往後退，重新締造完全不可通約的係統，以進行對比與超越。
3、從一種理論不可能發現與其矛盾的事實的存在，因為事實總是由理論建構，沒有理論也就沒有事實，獨立的可以證偽理論的事實並不存在。通過布朗運動與機械動力學的衝突，費耶阿本德力圖說明，新的作為反對論據的事實，隻能由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體係呈現。理論發展出與其矛盾的事實就是理論的缺陷，矛盾的事實隻能由矛盾的理論提出，因此，費耶阿本德迫切地呼籲多樣化。
4、當某種既定體係(理論、方法)成為意識形態，它就會可以貶低其他體係，在“一致”中不斷鞏固其獨裁性。多元化要求我們拋棄對既定體係的迷信，也就是要求我們甘冒“荒謬”的危險，通過客觀地對比多種不同的體係，以不斷擴展我們的認識能力。考慮到“客觀”、“理性”等詞匯隱含的“遵守既定體係”的意義，所以費耶阿本德會語出驚人地提請“告別理性”、“反對方法”。其實他與“理性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沒有方向上的區別，隻不過，為了強調突破的標新立異到最後卻成了他自己的桎梏與累贅。
5、這種思想累贅使得費耶阿本德對科學史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重構，比如愛因斯坦對水星擾動的處理，除了一小部分使用相對論，大部分還是使用經典力學。新舊理論的混雜和引入特設性條件的解題方法，被費耶阿本德看作非理性運用新理論以宣揚其解決問題能力的實例，其實，從水星擾動的計算過程看，什麽條件下使用舊理論、什麽地方可以引入特設條件，都是受整個相對論思想--或者說高於這個具體理論的研究傳統--指引的，看作是“湊答案”的非理性表現並不恰當。當然，這個分析也印證了，費耶阿本德關於係統轉換的非連續性，即新理論需要在自己的世界圖景中重新構造舊理論的說法，還是正確的。
6、伽利略使用哥白尼體係論述塔的落體問題時，就遭遇了新理論與被舊理論安排的事實的反駁。也許他可以采用罔顧舊理論事實的辦法，而被費耶阿本德評定為宣傳技藝高超的伽利略卻使用了另一套手段。首先，他借助一些舊理論非關注的含有一定模糊性的事實區分視在運動與實在運動，從而將操作性從運動概念中分離出。然後，他又不作說明地將這種對比移植到天體領域，為用新理論消除塔落體的疑惑作準備。按照費耶阿本德的觀點，這是在確定了新理論的有效性前提下，拚湊證明的過程。從科學理性發展的角度看，伽利略的解釋可以看作新理論的理由，但是，科學哲學中確實缺乏對不同理論--研究傳統的支撐理由進行選擇的動力機製說明，這一破缺點，就成為費耶阿本德非理性抉擇觀立論的基點。問題的焦點就在於，在不同的合理性“理由”中，究竟應該如何選擇？或者當不同的研究傳統的解題能力尚無法進行完備對照時，究竟應該遵循哪條道路？即使撇開理性非理性的旗幟爭執，這也是科學發展史無法回避的問題。而堅持“存在即合理”還是“合理說明存在”，又成了理性重建是否合法的路由開關。
7、費耶阿本德把伽利略的“宣傳策略”總結為主要的兩條：從舊理論支撐的觀察報道後退，用更多的形而上學來填充出新的觀察報道；當新理論的說明遇到反常時，引入另一種未經證實的理論進行特設性修正，以拚湊新理論解決問題的結果。提出新的研究傳統，為了擴大其論域，也許會先用一些籠統的形而上學型的語句進行解釋方向的承諾，但這並不等於問題的真正解決，特設性說明也需要由所屬的研究傳統提出理由。雖然，目前還不清楚什麽是係統轉換的動力，但提出一個體係和普及這個體係並不是一回事，對後者宣傳也許是重要的，但對前者呢？我越來越懷疑，科學史也許是個誤會史，隻不過千頭萬緒的誤會交織出現在的解題能力界限。唯一的選擇未必是最好的選擇，但一定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是否有其他的可能？其他可能的可能解題能力限度的可比性？
8、話說回來，做一個牽強的理性主義者，倒不如費耶阿本德那樣，直爽地走向非理性。拉卡托斯一方麵沒有為研究綱領的生命周期變遷提供任何預測性的標準，一方麵又竭力堅持理性主義，難怪費耶阿本德要說，拉卡托斯其實也是“怎麽樣都行”，隻不過掛上了個理性主義標簽。
9、費耶阿本德試圖說明，伽利略用望遠鏡證明地動說的努力不是一種理性的科學檢驗，因為當時伽利略本人甚至都不了解望遠鏡的機理。用實驗檢驗理論需要一係列輔助理論，包括對象在實驗中過程說明、儀器的原理、檢驗結果的產生過程說明等。其實，把科學看做一種誤會澄清和誤會交疊的過程，開始時的證據不足並不是一種致命的缺陷，因為按照當時的知識局限，甚至這種不足都不會被意識到，重要的是有人試圖在這一路線上工作，而且能拿出更多的一致性。曆史主義地考察科學發展史，要求我們不要用後來高度發展的理論狀態來衡量早期的原始狀態。費耶阿本德還是顯示出從標準主義向曆史主義的過渡特征。
10、當時望遠鏡對天體的觀察結果是令人疑惑的，曆史材料也證實，試圖以望遠鏡觀察為地動說提供依據的伽利略的實際效果並不成功，由此，費耶阿本德就認為，伽利略除了宣傳外，並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證據。其實，按此觀點看，就算是宣傳，伽利略也是失敗的，那麽，如何看待他的所謂“證據”，又如何看待望遠鏡由此開端而日益提高的聲望呢？
11、一個錯誤的理論是錯誤，一個錯誤的理論疊加多個其他的錯誤理論並互相印證，就能使這個理論正確？三人成虎隻是讓受到宣傳蠱惑者以為正確，費耶阿本德是否認為，科學的正確就是一群人--掌握專業資源的人都同意的某種“錯誤的”正確？但科學的地位不是靠欺騙獲得的，就象曾經的巫術也不完全靠欺騙獲得其地位一樣。
12、的確，互相競爭的研究傳統往往不是在一種均衡的狀態下互相比較，舊的體係往往會有成熟的結構和廣闊的轄域，新的理論在缺乏完備規模的時候與之競爭就不能靠論證和實證的方法，這是就需要一些方法為其贏得充實自身的時機，即拉卡托斯所說的“喘息機會”。但贏得社會機會的方法，隻有非理性的宣傳和歪曲嗎？勞丹所說的顯示出某種解題能力的前景，不也是一種贏取機會的辦法嗎？最值得懷疑的是，即使隻能靠宣傳，那麽宣傳者如何獲得對所宣傳的體係的信心的？難道伽利略是個政治家嗎？或者他已經先為自己的宣傳所蠱惑？
13、舊的理論滲透到了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麵，費耶阿本德這一點是對的：要倡導一種新理論，就要與融合著舊理論的許多生活方式決裂，問題是，決裂的程度到底如何？
14、如果新的理論重新定義了整個世界構架，那麽舊的方法論標準的確不適合作為評價新理論的尺度，但這並不是僅僅靠取消其資格就可以完成的變革，新理論需要提出新的評價標準作為替代。勞丹在這一點上比夏佩爾更完整，單有連續性還不能充分說明標準的變遷，必須要從整個研究傳統的世界觀進行解讀。替代是可能的，把替代看作“不可通約”也是可以的，但替代不是強詞奪理蠱惑。
15、新舊體係的替換並不以新體係把舊體係作為一種局部理論而包含的方式進行，體係變遷以後的世界圖景發生了完全的改換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伸縮。費耶阿本德對於實證主義的套箱模式的批判是正確的，而對證偽主義，費耶阿本德的主要武器是認為依托於舊體係的證偽，完全不能助長新體係。對過於苛刻的證偽主義的這種反動是需要的，但費耶阿本德是否做過了頭，以致把科學發展完全解釋為無序？無序還是有序，這個問題在明確了對科學史實的態度之前無法確立，而不確立這個態度，又如何對待科學史實？
16、拉卡托斯始終沒有說明研究綱領更替的準則，因此他對“喘息機會”的請求缺乏任何可以預測的標準，費耶阿本德由此認定拉卡托斯實際上是對理性主義陽奉陰違並不算過分苛責。費耶阿本德提出的科學無政府主義從積極的方麵可以看作對既有體係壓製新思想的反動，是一種解放想象力的呼聲，但是，過度地強調無政府主義，是否會造成科學發展的斷裂，甚至無理由的遺失科學本身呢？
即使是革命的政治企圖也不能保證人類知識的進步，因為政治本身就需要判定是否進步是否革命，大多數自稱革命的反動力量也可以在同樣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把人類知識發展引入歧途。
17、一種文化係統交融著一種宇宙圖景的理解，費耶阿本德對古希臘古埃及繪畫和詩歌藝術中的宇宙理解的分析精彩極致。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倡導一種奇談怪論，讓古怪深入人心，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力。費耶阿本德這方麵足以讓其他科學哲學家興歎，更讓藝術評論家們汗顏。
費耶阿本德認為，掌握一種文化--一個世界設定模式--就不能套用研究者原有體係的概念和標準，隻有沉入那種體係中，用那種體係的概念和標準來思考，才算真正掌握了那種體係，而到了這一步，完全的互譯就不可能了，有的隻是片麵的近似描述。尤其是在起步階段，由於資料的不充分不全麵，很容易落入原有體係的巢臼，費耶阿本德提醒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信仰化的態度，摸索著拚湊著前進。問題在於，這樣前進的路數，是否具有主體間性？也許費耶阿本德會說，主體間性就是團體的意識形態灌輸和獨裁。不斷重複的錯誤還是錯誤，不可能因為重複而使錯誤轉變或者增殖為正確。
費耶阿本德對夏佩爾的反駁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兩者關心的是不同的問題，費耶阿本德質問不同係統之間靜態的互譯性，而夏佩爾考察的是動態的承前啟後關係。不過，兩者的理論都失之偏頗，而對科學變化的預測性說明仍然付之闕如。
18、一種理論體係和相應的方法標準成為意識形態的獨裁，確實會抑製想象力，影響人類知識的進一步發展。但是，科學今天所獲得的地位，並不是宣傳和欺騙的結果，而是某種程度的自然淘汰結局。“怎麽樣都行”是否在號召拋棄人類已有的知識基礎而倡導原始思維呢？不同體係提出的不同的世界圖景究竟不可通約到何種程度呢？陳嘉映教授在《語言哲學》中暗示，不同世界圖景的不同是有限度的，在限度之外，就匯集為同樣的根基。如果這樣，不可通約也隻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通約，在共同的根基上，還是存在著通約性和互譯性。這是不是知識發展連續性的奧秘所在呢？